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美学现象。在诗中，她是严肃的、深沉的、超脱于世俗的，邀游在精神圣殿中，为灵魂升华而苦苦地追求的；而在散文中，她习惯于把一切都当作好玩的事情拿来调笑。她所嘲笑的对象不但有她周围最亲密的朋友、亲人，而且有她自己。她不厌其烦地叙述为了儿子的一百辆玩具小汽车，为了丈夫对于她的发型的漠不关心，为了操劳不已的家务，为了一切鸡毛蒜皮的琐事，她耗尽了心血。这一切与她作为一个诗人的精神追求形成反差。她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出现的她的许多尴尬，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感到过分的委屈。她每每以一种相当轻松的笔调来表现这种尴尬。她在用流水账式的笔调写了她面对的琐碎家务以后，非常警策地概括道：“做一个女人真难，却也乐在其中。”正是因为这样，她写到极尴尬时，她极自得；在极劳累时，极甜蜜；讲到极倒霉时，掩饰不住极幸运之感；讲丈夫极傻时，流露出极欣赏；说教育儿子极操心时，简直是极自豪；写自己极不走运时，一显然极自信。所有这一切，集中起来就是一种幽默的“丑化”和诗情的美化结合得水乳交融的风格。
在中国当代散文中，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散文中，诗的美化与幽默曾经水火不容。扬朔式的诗化模式风行天下使得幽默散文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这是因为50年代和60年代散文的诗化，是以美化为特点的；而幽默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不能局限于美化，不能回避“丑化”（如自我调侃、自我安慰）的。到了70年代以后，诗化散文走向式微，而幽默散文大为振兴之时，许多幽默散文家，不是囿于诗化散文的美化而放不开，就是有点不怕丑，热衷于杀风景，甚至耍贫嘴。一时幽默散文大兴，但是幽默散文的丑化和诗化散文的美化两者在美学上仍然横着一条历史的鸿沟。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美学问题还没有引起散文理论家的焦虑的时候，舒婷却以她近20年的努力，用她抒情性的、诗化的、美化的幽默散文在这中断了数十年的美学鸿沟上架起了一条艺术的桥梁。
但是，舒婷在散文界却没有她在诗歌界那么走运，她感到比较强大的对手似乎比较多一点，光是一个王小波的智性的深度就是她所不及的。虽然她在其他方面有比王小波更可爱的地方。如果不算苛求的话，我觉得舒婷最大的局限是她情绪的浓度和思想的深度之间的矛盾，她在散文中缺乏诗歌中那样的时代性深度。这个问题可熊永远不能解决，因为舒婷太迷恋谐趣，太欣赏自己在幽默方面的独创。这种自恋使得她自然地忠于自我，但是也有一种画地为牢的危险。
13.学者散文的一条出路：智性和幽默统一——评王小波散文中的“佯庸”
对于比较重要的作家，要充分弄清其重要性何在，也许要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还无法确定王小波重要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无疑在文学史上会留下名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思想有某种历史性，而且还因为他的幽默风格：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是他第一个把幽默和智性的思考柔和地（而不是尖锐地）结合了起来。这可能是他对于中国当代散文的重要贡献。
在他的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中，不但没有先锋、新潮色彩，而且还有一点正统；他所强调的基本立场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所谓“健全的理性”。凭着这种立场，他几乎对每一种思潮都持宁静致远的反讽姿态，自己曾经喝过洋墨水，对海外某些“教美国书，挣美国钱”，发表些有关中国问题的高论的海外学人，颇有点不屑。对内地一些新潮文人，也有一点瞧不上眼。他笔锋的焦点，指向中国传统文化心理。
他的批判相当彻底，很难说他不偏激，但是，他有一种黄子平所说的“深刻的片面”。他以异常犀利的笔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和道德取向常常导致对于真正文化精神的扼杀。但是，对于国内“人文精神”鼓吹者的道德自豪感，他又瞧不起：把学术与道德混淆起来，无异于说“蔬菜是胡萝”。他对于中国当代种种文化新潮，坦然投之以挑剔的冷眼。女权主义虽然不错，但弄得过分了，就会走火入魔，甚至成为“市侩”。新儒学的偏执，会变成民族自大狂，以为孔孟之道真能拯救世界，是笑话。他对于中国文化界流行的一切，都保持着距离，超然地远眺，藐视着其中的盲目性。他的这种文化立场，并不十分奇特。
但是他的议论还是有点惊世骇俗，不是流露出冷峻的精神优越感。但是他又追求幽默。冷峻的批判与寻求心灵沟通、缓解情绪对抗的幽默，一般来说是不相容的。南帆在他的《文明七巧板》的后记中说过，为了智性的沉思，不能不牺牲抒情和幽默。的确，幽默逻辑的“不一致”原则，超越了逻辑的同一律，思维在二重错位逻辑轨道上运行，很难作智性的深化。正是因为这样，舒婷的抒情性幽默限制了她的思想深度，而追求智性的深邃的，就不能不牺牲幽默和抒情。由此，人们不难理解，自己十分幽默的鲁迅对幽默怀着警惕，是因为惟恐幽默钝化了社会文化批判的思想锋芒。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前以思想的深刻见长的学者散文，很少是幽默的。读者完全有理由担忧：以智性思考见长的王小波，有能耐将两者结合起来吗？
令人欣慰的是，他以警世的议论和亲切的调侃把睿智和幽默结合了起来。他学者式的社会文化批判并未因为幽默而失去深度和力度。他把思辨和幽默，正理和歪理，结合得相当独特。在中国当代抒情散文过分轻松，幽默散文又缺乏思想深度的时候，他竖起了智性与幽默结合的旗帜。
他的幽默和思辨的结合，大致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截取中外经典的或者民间的故事、典故，展开讽喻性的比附，从最简单的现象出发：阐明复杂的心理奥秘。如用一个傻大姐只会缝扣子就自豪地传授于人的故事，比附迷恋国学的盲目和自大；以诸葛亮在云南砍椰子树的传说，比附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消极平均主义。如果只限予以纯粹理性比附，就谈不上幽默了。关键是在比附中，他以歪理歪推的逻辑见长：常常以歪导正，从歪打开始，以正着终结；结论不是遵循严格逻辑的演绎的结果，而是在正常的逻辑期待失落，逻辑遭到扭曲以后，倒出奇制胜地落实了。深邃的洞察突然出现在逻辑已经导致荒谬的时候。
他驾轻就熟地把幽默的戏谑性和理性的严肃性和谐地结合起来。对于诸葛亮砍椰子树的传说，他的推理是这样的：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云南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就活得很舒服。让四川也长满椰村，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但是限于自然条件，很难做到。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这样才公平。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采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
如此严肃的文化思想批判，之所以幽默，显然是因为用了导致荒谬的逻辑，突出了司空见惯的悖谬。本来，以导谬术进行传统文化心理批判并非从王小波开始，早在40年代，钱钟书先生在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里，就主要是用歪理歪推的导谬术。但是王小波不同于钱钟书的是：相当深刻却又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尖锐。他的幽默总是以一种佯谬的姿态出现。其悖谬的程度带着显而易见的虚拟性，正是这种虚拟性使得他的心态显得特别轻松，和钱钟书先生的执著中带着愤激形成了对比。
他的幽默风格之所以轻松还在于：他清醒地分析着一切迷误，既不居高临下，也不剑拔弩张，不管是简单的还是深奥的道理，他都不借助高昂的声调，总是相当低调，娓娓而谈。他喜欢在“佯谬”的推理中表现出一种，“佯庸”明明是个王蒙所说的“明白人”，却以某种糊涂的样子出现；说着警策的格言，却装出小百姓世俗的庸常的姿态。
他以追求健全理性的精神高度而自豪，这一点，他和钱钟书是共同的，但他又从一种很鲜明的平民意识出发。对待自己，绝不如抒情散文常做的那样美化、庄严化，即使反对显而易见的成见，也对自己的形象作漫画式的戏谑（如讲到自己不赞成的事，就说自己“把脑袋摇掉”，想当思想权威的结果是自己受到权威的压抑，这叫做“自己屙屎自己吃”），这一点也不是钱钟书的长处口。当然，他有时也用不留余地的雄辩（多多少少有点诡辩）表示他对流行观念的蔑视。但是并不经常剑拔弩张，他更喜欢以“佯庸”的微笑表现他的游刃有余。即使在严峻的悲剧面前他也宁愿采取超然的、悲天悯人的姿态，骨予里精神优越感和平民心态的结合，使得他的幽默风格既不像舒婷的优雅，又不像钱钟书的严厉。
这就显出了深刻和佯谬、清醒和佯庸的双重张力。在这种二重张力结构中，读者一方面从荒谬中感到可笑，另一方面又从智性中体验到严峻。当他提起国外刊物上愚人节的笑话时，自然地联系到60年代群众大炼钢铁、“超声波”的荒唐轶事，转而说道：“但是这些都不是愚人节的狂想，而是我亲眼所见。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这最后一句显出了他隐藏在佯谬、佯庸中的机警。读者不但会为他的佯谬而微笑，而且为他的机警而深思。他常常在似乎昏庸的推论中，突然引出精辟的格言式的句子来。他说到一些君主，实际上是一些领导者，往往喜欢听好话。像花刺子模国王那样听到好消息就嘉奖使者，听到坏消息就把使者拿去喂老虎。他说：“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消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主。”当他从荒谬的世道中推出这样严峻的真理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表现得平和中正，这种平和中正和荒谬的严酷性之间形成了反差，他的幽默就有了一种深邃而又从容不迫的风格。
他的幽默不像林语堂、梁实秋、王力、余光中、舒婷、梁锡华那样在日常生活的感性范围里，他谈的是思想的健全问题，有很强的理论色彩。但是他没有陷于形而上学的抽象玄虚。他的态度是超然物外的，他的幽默却和读者缩短了距离。他没有像梁锡华那样让读者在他的旁征博引的学问中感到自卑。这得力于他幽默中的自嘲。他的自嘲与众不同之处在手：以“佯贬”作为特殊形态的“佯庸”。他的忧深愤广之所以没有造成钱钟书式的剑拔弩张，就是因为他不喜欢从里到外都做出一副彻底清醒的姿态。当他十分清醒的时候，他恰恰喜欢做出一副天真幼稚、心灵脆弱、左右为难的尴尬样子。他说，一些论文作者“往往要说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么什么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以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头赞同马列主义，实际上在反对马列，但我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这里交织着佯庸（胆怯）和自诩（善良）。这样的自嘲的好处是情感在两极上强化了，但又很有节制；他好像总是在警惕着幽默逻辑的极化（夸张）导致漫画式的浅薄。他所偏爱的情绪是不温不火；既不愤激，也不糊涂。这种分寸感充分表现了北京人“悠着点”的从容。最明显的是说到反对教会烧死布鲁诺的时候：“诸位，人家不过是主张日心说，烧死他太过分了。别人听了这样的话，必定要拉我同烧，这样我马上会改变劝说的方向，把它对准布鲁诺：得了吧，哥们儿，你这是何苦？去服个软吧。”他虽然声明这是他年轻时的态度，而且带着批判的意味，但是在他的自嘲和佯庸发挥到极点时，超然的态度就令人想起北京人的“油”。幸亏他的风格没有沾着这种“油”。在《积极的结论》中，他说到自己的情感对于荒谬的世道和麻木的人心，有一定的独立性，自以为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假如你扣我工资，我可以不抱怨，无缘无故打我个右派，我肯定怀恨在心。别人在这方面比我强，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说达到了他的程度。我们不能欺骗上级，误导他们。这是老百姓的义务。”本来是清醒的、理性的反应，可他却佯贬自己不如别人，心眼小，思维逻辑充满了小市民的俗气。而他的不驹服，本来是当年的上级所头疼的，他却说是为了不欺骗上级，显得一片傻乎乎的样子。佯谬和佯庸不过是表层，骨子里却是他的睿智。他成功地把精神优越感变成精神世俗感，他和读者的关系和钱钟书不同的关键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