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已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久，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真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替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把违背常识的反语说得这样振振有词，已经把文学批评家损得一塌糊涂了。但是这还不是钱钟书先生的真正妙处所在，钱先生的妙处更在于，他在推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的过程中，还有多方面的锋芒。在他的才智发挥得最为流畅的时候，其特点用左右逢源来形容已经不够了，更准确的应该是比左右是刺更甚。他的推理过程相当曲折，几乎在每一个转折处都包含过人的机智，在每一种机智中都又隐藏着讽刺。真可以用某种意义上的“两面三刀”来形容。他首先把文学批评家比作医生，从正面说他们，“仁心仁术”，接着又从反面说，可是世上还是有人生病。这样已有对于医术的讽刺了，当然，单方面的讽刺不是钱钟书所能满足的。于是他又从他们的道德上进行挖苦：“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这样的讽刺已经是够尖锐的了，但是钱钟书先生的讽刺才情还是没有发挥到妙处。他随机引申了一下，就来了更为尖刻的：说是医生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这对于前面的话是个结论，但是对于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来说，还是个引题。他由此突然得出一个结论说：“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这样的推理方式，从一方面来说，可以说左右逢源，从三方面都能讲得通，多多少少有点雄辩的色彩。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用的是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是不能单独进行论证的。这里就透露出了钱钟书先生幽默风格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左右逢源的貌似雄辩和逻辑薄弱的统一。雄辩显示了智性，而逻辑薄弱则又显而易见地滑稽。滑稽的游戏性质与雄辩的智性深度相结合，就构成了幽默的基础。
但是光有这么一个方面，还不足以将钱钟书先生的才气完全展示出来。接下去钱先生又从动机上来挖苦与他同龄的文学批评家：
人生之桥已经走了一半，然而《神曲》倒是无从下笔；谈恋爱，参加抗战，似乎年纪太大；吃素奉佛，似乎年纪还轻；要创作似乎才尽，要研究恨欠训练，——到此时，他不写说教的文章，你还叫他干什么？这已经曲折地流露出对于批评家不仅是在才气上的藐视，而且从政治、宗教、情爱等等方面极尽嘲笑之能事了。
王力先生与钱先生不同，他善于用自我调侃来钝化幽默锋芒，他尽量避免刻画文人的灵魂的负面弱点。先生善于把人性的可笑变成自己的可笑甚至可怜、可悲，在这一点上，王先生和同时写作幽默散文的梁实秋先生堪称同调。
王先生的长处显然不在社会讽刺，也不在于对文化人心灵病态的针砭，他的幽默的特点不是进攻性的硬幽默，而是调侃性的软幽默。
当然，这不是说王先生在那种世道中就没有愤激，不过他的愤世，乃至愤激，都不是外向的，大抵是内向的。就是非外向不可，他的用语也是中性的。例如，他批评托人带信、带物者的情况，就有相当愤激的语言。用取其一点，层层推演的办法无限上纲：
归根说起来，现代托人带信只有一个可怜可鄙的理由，就是要节省几个钱的邮票。那么，对国家，他是邮政的走私者，这是不忠；对朋友，他把人家当做一个义务的邮差，这是不义。不忠不义所以是可鄙；为了节省极少数的钱甘心自陷于不忠不义，所以是可怜；为了托带私信而累得朋友受了重罚（在外国确有其事），那就超过了可鄙可怜，简直是太可恶了。
这种直接的批判，到了近乎诅咒的程度，似乎很有一点过分，也不尽合乎王先生的个性，但是，已经夸张到了完全不现实的程度了。这只是导致荒谬的一种逻辑假定。就是在这样的虚拟中，王先生也把它和对自己的调侃结合起来：
我提倡一种主义：凡是托我们带信的，我们付之一炬（因为不一定经过一条河，所以不一定要扔在水里）；凡是托我们带衣物的，水果可以供我们在火车上解渴，腊味可以供我们在旅馆里下饭，若遇着不喜欢吃或不好吃的东西，可以扔在路上，自然有人来拾。
表面上的自我贬低实质上表现了胸怀的开阔，只有这样的胸怀，缓和了紧张的对峙，幽默才不至于变成讽刺。
9.为余秋雨一辩
余秋雨热已成不争的事实，首先是从台湾热起来，然后是内地的读者，最后是出版商。目前余秋雨已经出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多个集子，虽然余秋雨力图避免各集之间的交错重复，但其互见的篇幅已不在少数。奇怪的是出版社居然能达到谅解没有弄到对簿公堂。这也足以说明读者饥不择食的程度。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却冷眼旁观。听说有好几篇长文在指责余秋雨使用文化典籍的“硬伤”。
在我看来，错误虽然不可否认，但并不损害余秋雨散文的艺术成就。为了深入说明问题，以余先生《三峡》一文为例。
余先生没有像刘白羽的著名散文《长江三日》，那样用华丽的文采展示三峡自然景观之壮丽，以抒发自己充满政治鼓动性的豪迈情怀。他几乎没有正面写三峡之壮观景色，而是抓住三峡人文景观的两个重点，一是李白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和表现刘备临终的“白帝托孤”，由此引申出三峡激流中熔铸着两个声音，两种主题，那就是“诗情与战火”“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而三峡激流中响着的正是“这两个主题激烈的争辩”。
撇开流行的对自然景观的被动描绘，抓住作者感兴趣的局部人文景观作看来是普遍的人文历史特点的概括，是余秋雨的一大特点。这对于众多囿于即景抒情而难得突破的作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余先生的《三峡》表面上以作者的智性的概括为纲，实际上并不客观。例如把三峡的历史归结为诗情与战火（军阀混战的美称）就不全面，难道就没有老百姓在陡壁、激流中求生存的平凡劳动？正是因为它不全面，才不呆板，才有某种偏激，有了偏激就有了情趣，这种情趣又与这种片面的深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趣与智趣的统一。
如果把它当作学术论文，对它的说法表示怀疑，是很有道理的；但从欣赏散文的角度出发，那样去推敲它就过分死心眼了，太不懂得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的矛盾了。
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余秋雨在文献学上的一些错误就不是不可以忽略的了。例如他说在李白那时侯，诗人在兰峡激流中来去只是为了诗情，“身上并不带着政务和商情”，这就错了、事实上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写在晚年，他在安史之乱中参加了永王磷幕府。这个李磷颇有野心，后来为太子李亨所败。李白在安徽当涂采石矾被另一个领兵的诗人高适所俘。由于在涉及国家是否分裂的关头，李白站错了队，因而被流放夜郎；后来“中道遇赦”，从白帝城回家。《早发白帝城》所表现的主要是这种政治上解除压力、“落实政策”的轻松，而不仅仅是“对自然美的朝觐”。余秋雨先生可能没有研究过李白诗文，但一句话的不确并不特别有损于这篇散文的创造价值。
此外，在写到巫山神女峰的时候，余秋雨把神女的典故说成是她与楚襄王的梦中幽会。在宋玉《高唐神女赋》中本是襄王的父亲怀王的故事，后来的诗人包括李白都阴错阳差地弄成了襄王：“纵为梦里相随去，不是襄王倾国人。”弄错的还有一大串诗人。如戎昱：“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李群玉：“愿把襄王云雨梦，阳台今夜降神仙。”此外弄错的还有权德舆、韩琮、秦韬玉等人。这种错误，后来被学者发现了，于是就有了“襄王枕上原无梦，枉诬阳台一片云”之说。
当然，我们希望最好不要出这种错误，但有这一类错误，要改正也不难，难道删去关于李白的一句话，把《三峡》中的“襄王”的“襄”字改成“怀”字会从根本上影响读者的欣赏趣味吗？
关于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差别，似乎还没有在原则上取得共识，以致有不少拘泥于文献的先生对余秋雨的原创性视而不见，作了许多刻薄的吹求6但是不管这种吹求在文献上多么有根有据，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50年或100年以后的读者看这样吹求得有点过头的评论文章也许会忍不住笑起来的。
10.谈余秋雨现象——从余秋雨的散文和妓女的手提袋谈起
围绕余秋雨，发生了如此旷日持久的争论，前几年一片赞扬之声，出版过一本余秋雨评论集，之后则走向另一极端，湖南文艺出版社居然出版了一本《余秋雨批判》，实在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奇观。后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中又有上海朱大可先生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原名《甜蜜的行旅》，此名为书商所改），文中提出“一个戏剧性的倒证”：“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这个为海内外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的说法，在我看来，除去其间的无聊和意气，也许从中可以得出严肃的结论：余氏散文，已经赢得海内外读者热烈的欢迎，已经是一种时髦，数十万册盗版书成为余氏散文受欢迎的雄辩的证明。其风行如此，已经使得三陪小姐也不能不以之装点门面了。
然而，与此相对照，从文艺界内部，出现了对余秋雨的规模不小的非难。首先发难的是一些文史学者，他们挑出余秋雨文章中的文献问题。应该说，余氏的文献引述，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余氏本非专攻文史的学者，文献上有些瑕疵，不足大惊小怪。就是渊博如鲁迅，引述文献不确，也在所难免。只要翻翻《鲁迅全集》的注解就会明白。说实在的，要改正也不太难。例如：在《三峡》中余氏把楚怀王的巫山神女的典故，弄到了楚襄王头上去。但是，这是古人就弄错了的。所以明人胡应麟在《唐音癸笺》中才会发出，“襄王枕上原无梦，枉诬阳台一片云”的感叹。当然，从学术来说，此类问题是不能忽略的；但是对于艺术来说，就有商量的余地。年轻的学者田崇雪为余氏辩护云：余氏所作并非学术论文，不一定要取我注六经的道路，他完全有自由用六经注我的办法来进行艺术创作。
很可惜，对于艺术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这令人想起60年代历史学家与历史剧作家的争论）还未深入地展开，超出了学术和艺术的范畴的另一种批评又出现了。
一些作家提出，余氏在“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曾经有过错误（参加过当时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为什么不忏悔？这种批评在两点上值得推敲。余秋雨对此曾经沉默了几年，最近在答余杰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他没有参加过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我想如果他参加过，而且有值得吹求的问题，大概在180年代，他就不会在当上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严格政治审查进程中过关。即使当年他参加了所谓“石一歌”的写作班子，但是十年浩劫开始，他才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如此的历史责任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来承担，是否恰当？退一万步说，他即使有些做得不够妥当的事，似乎并未触犯法律，亦无道德问题，属于个人隐私之列。文学批评无权提出公布隐私的要求，更不要说忏悔了。
不无巧合的是，1998年的鲁迅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把各项文学奖统一为一个权威大奖）有十名以上的散文作者得了奖，居然其中没有余秋雨。
在我看来，如果散文只有一个人能得奖，这个人就是余秋雨。
余氏散文之所以值得珍视，是因为他为中国当代散文带来了一种突破。
中国现代散文从五四以来主要靠三个要素：一是抒情（诗性），二是幽默，三是叙事（戏剧性的和冲淡的）。据周作人的研究，其渊源主要是中国的明人小品和英国的幽默散文。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就是在这三种要素和两种渊源中发展；此外就是鲁迅的社会思想批评杂文，基本上是审智的，并不完全是审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50年代以后的中国散文史上，诗性的抒情和智性的议论是分裂的，智性的因素在艺术散文中一直没有地位。深刻的智性是逻辑的，而情绪的渲染则是超越逻辑的，因而，把这二者统一于散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正是因为这样，我国现代艺术散文的思想容量非常有限，造成了我国当代散文思想比之小说和诗歌相对贫弱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