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在王先生《瓮牖剩墨》的最后一篇《劝菜》中，已经表现得很有一点分量了。先生的幽默思维之所以得到比较彻底的解放，原因在于他在逻辑上，开始“放肆”起来，采取了一种极化的方法，把中国人劝菜，放在两个极端的矛盾的焦点上。一方面是表示极端的客气，一方面是极端不卫生。至于在这二者之间的一切都被先生省略了。先生强调的是：用沾满了自己唾液的筷子轮番劝来劝去，“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先生把这叫做“津液交流”，还不满足，又加上：“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的碟子里。”在这里，先生所使用的是一种把不卫生的习惯推向极端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能带来某种喜剧性，但是滥用也可能导致过分强烈的生理刺激，徒有闹剧的滑稽感面失之肤浅，好在先生至此适可而止，接着他把矛头从生理刺激转向了精神的荒谬：“然而我并不因此就否定劝菜是一群美德。‘有杀身以成仁’，牺牲一点儿卫生戒条来成全一种美德，还不是应该的吗？”这就把过度的生理刺激，与经典的庄严作了无类比附，就转化为精神上的调侃了。本来可能流于滑稽的，就上升到幽默的层次上来了。所有这一切都为下一辑《龙虫并雕斋琐语》以及以后的几组真正的幽默散文艺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龙虫并雕斋琐语》的第二篇《溜达》中这样分析溜达与散步的不同：
在街上随便走走，北平话叫做“溜达”。溜达和散步不同：散步常常是拣人少的她方走去，溜达却常常是拣人多的地方走去。溜达又和乡下人逛街不同：乡下人逛街走一只耳来当先，一只耳朵殿后，两只眼睛带着千般神秘，下死劲地盯着商店的玻璃橱：城里人溜达只是悠游自得地信步而行，秉兴而往，兴尽则返。溜达虽然用脚，实际为的是眼睛的享受，江浙人叫做“看野眼”，一个“野”字就够表亲眼睛的自由，和意念上毫无粘着的样子。溜达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看人。非但看熟人，而且看陌生的人；非但看异性，而且看同性……溜达的第二个目的是看物……对着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瞻仰一番，也就可饱眼福……关于这个，似乎是先生们的瘾浅，太太、小姐们的瘾深。
从理趣来说，这和他差不多同时写作幽默散文的钱钟书先生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机智的趣味，其特点是在逻辑形式上是有理的，但是在内容上却又似乎是无理的，正是在这有理与无理之间，产生了一种在逻辑上似正似歪、似是而非的效果，构成了亦庄亦谐的风格。这不难使人想起清代诗话家吴乔的“无理而妙”的说法，同时还有我们相声艺人所说的“理儿不歪，笑话不来”。
这种理趣，之所以有“理”，就是因为至少它在形式上是在分析某种潜在的矛盾的。说溜达虽然用脚，但为的却是眼的享受。以下的笔锋似乎散漫，但却在熟悉和陌生，同性和异性，看人和看物的对立中展开。虽然似乎有游戏的趣味。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至少在形式上是有根据的。认真地分析不登大雅的现象，看来是玩笑，但是玩笑中带着正经，让你好像对于平时从来不想在上面动脑筋的地方，有了某种启发和领悟。但是这样的分析又不，能算是完全是理性的。因为它所揭示的矛盾，是相当片面的，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特点。乡下人上街并不完全是下死眼盯着橱窗里的货物的，而城里人，也并不一定只是悠闲地兴尽而返的。至于看人和看物，看同性和看异性，在逻辑上都不是周延的，这里的思路的特点是把事物的某种属性尽可能地对立起来，把或然的并列当成必然的对立，并且就在这不可靠的前提下演绎下去。因而产生一种有理而歪，无理而妙，在有理与无理之间，把启人心智与娱人心绪结合在一起。
王先生的这种特点，与同时写作散文的钱钟书先生堪称同调。钱先生在机智和警策方面显然超过了王先生。但是从一个普通的现象上，找出一组普通属性，使之对立起来，并且孤立地层层推演，在这一点上，是和王先生异曲同工的。余光中先生在他的散文选集《听听那冷雨》的代序《剪掉辫子的散文》中说过，好散文有“左右逢源，曲折成趣”的妙处。不过钱钟书先生的推理更加歪，更加带着强词夺理，更加把本来并不一定是对立的现象绝对化地对立起来了。他在《窗》中，这样分析窗与门的区别：
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割，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所以，允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临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
要彻底看清王先生的特点也许光看王先生自己的散文还不明显，他的特点通过与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比较“暴露”得更为突出。钱先生更善于将两个互相并列的属性（并不一定是对立的，甚至明显是互补的），用极其机智的语言结合起来，任意地把二者放在两个极点上对立起来。本来门和窗的功能主要是互补的，但是钱先生置之不顾，只是把二者的性能孤立地组成一对直接对立的矛盾，作为全面的矛盾分析的逻辑起点；说门是为了人进出的，窗子有时也可以用作进出。这就先为二者找到了统一的契合点，就这一点而言，表面上似乎并不十分离谱。但是这种契合点却是任意性的。此时的荒谬性还是比较潜在的，因而并不能显示很强的幽默感。接着又把这两点当作一对矛盾：“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这两个对立的极端却是更加任意了。但是把这两点作为演绎的前提，却是不可靠的。妙就妙在钱先生偏偏把这不可靠的前提当作毫无疑义的出发点，在两个极端上作片面的演绎。在层层演绎中，从推理形式上看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从所推出的内容来看，却越推越偏，这两个极端的矛盾层层放大，越来越走向显而易见的悖谬。从门与窗的任意性对立，变成了人事的荒谬。任何一个从窗子里爬进来的人，不管是偷情还是偷东西，都是来做，“主人”的。这个“主人”的内涵就是形式上也是非常勉强的了，通常的房子的，“主人”（所有权、使用权）的含义已经被偷换了。正是这种貌似合乎逻辑的形式和实质上是导致荒谬的内容，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钱、王二位先生的幽默感。钱钟书先生这种长驱直人的演绎，所向披靡的力度和旁若无人的果断，在中国幽默散文史上可能是首屈一指的。相比起来，王力先生的智性，从纯形式上观之，往往不如钱钟书先生那么多层次；从内容上观之，也不如钱钟书先生那么尖锐而严峻。在智性的趣味上，即使对世道有所讽喻，他对于人性的弱点也不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刻薄。常常只涉及一些一般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无伤大雅的人事，比如物价飞涨的牢骚，很少涉及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暗疾。
王先生的生性宽厚，很少对周围的人和事，尤其是他所最熟悉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缺陷发表什么尖锐的批判。他的批评矛头不是近指的而是远指的，最贴近身边的批评也不过是老妈予之不好对付，不但不能很好地为主人服务，反而要主人看她们的眼色等等。写这样的主题王先生常常用了大量的自嘲，自我调侃钝化了进攻的锋芒，因而王先生的幽默是软性的，即使有所进攻（针砭）也是把矛头指向社会一般的现象，很少集中在某一群特定的人物身上。但是钱钟书先生却不止于此，他对于世道人心深刻批判，入木三分，往往在王先生适可而止的地方穷追不舍，不惜挥洒他的大笔浓墨，大有不挖到痛处决不罢休之势。在同一篇文章中，接下去，钱钟书先生就把这种本来是建筑物的特点的认真的思考引申到世道人心上来了：
缪塞雀《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土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
形式的正常掩盖着内容的悖谬。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已经得出了所有真正的情人都是从窗子里爬进来的结论了。而读者仍在正常思维的惯性之中。就在这样的思路中，交织着正常与反常，理性与荒谬，严峻与俏皮，这样的思路，就是幽默感所产生的逻辑过程。光从幽默的逻辑特点而言，钱钟书先生和王力先生是相同的，但是以钱钟书先生的个性，仅仅停留在人生现象的深刻观察上，是绝对不过瘾的，他的心智的焦点是从这一点出发，引申出对于世道人心的某种讽喻，乃至挖苦，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钱先生在批评离他生活圈子比较远的人事和社会现象时，还比较温和，他的幽默往往是泛指的、调侃的。就是有某种进攻性，锋芒也是钝化了的。这一点我们在上述引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所批评的父母亲择婿对象和女儿的择偶对象的不同标准，这是一个常见的、自古而然的现象，除了他的话说得调皮以外，在内容上，并没有特别的新发现。光是说到这里，还不能显出钱钟书先生的睿智，不能使钱钟书先生的郁积得到释放，不能把钱钟书先生的对于生活和心灵中最敏感的焦点之光发散出来，不把对于社会心理状态的批评拉到他所生活的圈子中来，他的才能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在《窗》中说到上面一段话后“他笔锋一转”，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你进前日，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观，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门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先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
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层次特别丰富，真正当得起余光中先生所说的“左右逢源，曲折成趣”，首先从门和窗子的区别转入到进门的女婿和进窗的情人的性质上的颠倒，其次转到文火做学问的投机取巧。二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经钱钟书先生这样自由地推演一番，顺理成章地统一起来，把矛头指向了同行做学问的不老实了。最后又顺带一笔，用很少有的诗意笔法，突然反转，把女性讽刺了一下。
在钱钟书先生的幽默视野中，司空见惯的人性不但可笑而且还有可恶的一面。他的批判刀刃好像是专对着文人的。他最乐于把同行、同辈身上的一些庸俗和虚荣，心灵的污点，用刀子一样的语言去解剖。他似乎是在享受着某种远交近攻的乐趣。不把近在跟前的文人心灵的污点挖苦一下。他的浩然之气是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越是拉近距离，他的批判锋芒就越是尖锐，一甚至是尖刻，他的才智就越是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的笔力也就越是左右逢源，潇洒自如。他的幽默感的强硬的进攻性在这种发挥中显得特别精彩。
在钱钟书先生的幽默惑中，还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他的幽默感是没有或者极少自我调侃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幽默总是有一种触及灵魂，甚至刺刀见红的特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钱先生的青年的豪气、傲气，在这种豪气和傲气中，读者可以看出青年钱钟书的愤激。他的幽默是一种硬幽默，其硬度乃是来自于他的愤世嫉俗。比如，他批评文学评论家好在文章中教训人。如果让王先生来写，大不了就是以悲天悯人之态，作轻松调侃之语罢了。但是钱钟书先生却不会满足于此。他从多方面挖苦那些好为人师的文学批评家，首先把他们作了无类比附，和借债不还的人相提并论：“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这个结论得来非常干脆。但是所有的推理方法却是不能作为论证手段的类比推理。结论的振振有词和论证的软弱之间形成反差，暗示了智性和调侃的张力。如果仅仅限于此，则钱钟书先生的个性还不能充分显示。经过一番曲折的歪理歪推以后，他把这一点发挥到一个无以复加的极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