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想，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实际上国内许多作家研究会，所出的论文集或研究刊物上大量出现了对作家溢美之词。举一个例子，巴金曾在福建泉州的黎明中学工作过，还写了作品，现在泉州黎明大学就有一个巴金研究所，每年还出几期《巴金研究资料》。研究者持之以恒的苦心十分值得赞叹，但研究文章却不能尽如人意。比如，这个研究所最近出了一本《巴金新诗赏析》。巴金的诗并不多，艺术质量也不高，作为诗来说，还有许多粗糙之处，然而该书中竟无任何客观分析，只是一味欣赏。近年来不少对五四作家的研究，多少都有这样的毛病，仿佛离作家活动年代越久，盲目崇拜越甚。号称研究会，其实已距研究之本义甚遥。
最明显的是对鲁迅的研究，盲目赞美之风可谓最盛，不少文章仍然在走着把鲁迅神化的老路。毛泽东都步下神坛了，都可以一分为二地分析了，连贺子珍和他打架，把板凳抡起来的事在书上印出来，都没有引起震动。可鲁迅却仍然高踞神坛之上，谁要认真分析一下他的缺点，加上批评的审视，就会引起轩然巨波。一大堆吃“鲁迅饭”的人就会群起而攻之，甚至弄到刊物的负责人下台，这是有案可稽的。
然而，引起我非凡震动的是在这次冰心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冰心的女儿吴青朗读了92岁高龄的冰心的一封信。题目为《上冰心研究会同仁书》：
研究会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尖锐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他手笔下的待割的生物，冷静沉着她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剖，让他们好好学习，我将以待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的结果，再改正自己。
冰心以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的身份现身说法，表现了她高洁的品格。巴金在致冰心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称她是“知识界的良知”，她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我不知道她是否有暇浏览当前一些作家及作品的研究文章，但是我确知，她对于一味赞扬、神化研究对象，甚至靠研究对象吃饭的风气是不以为然的。
活到92岁的年纪能有这样清醒的头脑，真是难能可贵。她，还有巴金等人的人格，和某些泰斗元老惟恐读者忘记，一味追求赞美和尊崇，构成鲜明的对比。
人总是要老的，有人越老越纯洁，有人却越老越无自知之明，甚至自我膨胀，如把《李自成》放到与《红楼梦》并列的程度，居然在一个全国性的大会上要求像“红学”那样，人工制造一个“李学”。其实，他这样呼吁只能贻人笑柄，而冰心不讳自己的作品中有“残废的部分”，倒越发显出她人格的妩媚。
8.王力的幽默和钱钟书的幽默
在大学里听了主力先生两个学期的课程。50年代中后期，正是先生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等大部头著作不断问世，在社会上声誉日隆。但是课堂上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同，像许多刻苦多产的学者一样，先生不善言辞，课上得枯燥而且沉闷。幸而有先生的大部头著作在，学生也就放心大胆地开小差。先生治学相当严谨，上一节课所举的例子，不管是印刷上的错误，还是板书的笔误，下一节课，常常自己来更正，也不管底下有没有人认真地修改笔记。其实他所举的那些法语、英语的例子，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去钻研，但是先生那种认真的程度充满了一种叫人难以亲近的学究气。
直到80年代中期我才知道，先生的散文40年代曾经闻名于世，苦于找不到他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等到找到了，一读之下，大吃一惊，竟是一本充满了幽默情趣的学者散文。在国统区，其散文与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并驾齐驱，构成40年代幽默散文之高潮。在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上，其散文由于与工农兵方向不符，因而讳莫如深；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却成为一大发现，近年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散文史上已经给了颇为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肯定过布封说的风格即人。中国也有过文如其人的说法，过去被无条件地奉为经典。但是在读完了王先生的这本现代散文经典以后，就不能不产生怀疑了。王先生在课堂上那种枯燥、沉闷的学究之气哪里去了呢？在散文中出现了一个轻松活泼、奇趣横生的王力先生，善于导谬之言，长于歪理歪推之术，在悖谬中引出智性的警策之语，在尴尬中偏能作悲天悯人之态。他左右逢源，涉笔成趣，忽而引经据典作歪曲解释，忽而语出机智作游戏笔墨：这十足幽默艺术家的气质与在生活中、在课堂上得到的印象形成反差。作为学者的王力和作为散文艺术家的王力的形象不是一般地有所差异，而是互相冲突，像油与水一样难以融合。这真值得文学理论工作者切实加以研究。
自然，在散文中的王力和在课堂上的王力，其间也有一脉相通的东西。例如，在散文中处处流露出王先生作为学者的睿智，信手拈来的古代诗词和散文，触类旁通的典故和文献，统揽古今，兼收中外，学者的幽默、智者的奇思，水乳交融。这不但显示了先生作为一个权威教授的渊博，而且表现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情绪的活跃。思路自由，不拘一格，情感丰富，出奇制胜。能兼具学者和作家双重心理素质，在古今文学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难能可贵。
从作家学的角度观之，学者和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固然有互相促进之处，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互相抵牾之时。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早期，先生强大的学者的理性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理性思维和基本规范是现实的、遵循逻辑规范的，而幽默却是虚拟的，可以是荒谬的。理性逻辑是一种一元逻辑，起码是要遵守同一律的，不能偷换概念；而幽默则是一种二元错位逻辑，是超越理性的同一律的，惟有超越了同一律，偷换了概念，在理性的概念的一贯性上失落了，又在另一条逻辑上落实（顿悟）了，才能有失落和顿悟的统一。如果先生光是满足于显示他过人的遵循同一律的才智，充其量也只能写出他早期《瓮牖剩墨》中那些知识性很强的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学者的理性思辨大抵遵循着一元逻辑，这对于幽默感有一种自然的压抑。王先生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乃是他的幽默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以一半潜在、一半显现的姿态，载沉载浮。
刚刚涉足散文的先生需要在幽默的超越性上积累到足以与理性逻辑抗衡的程度，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最初一年里，也就是他在写《瓮牖剩墨》那一组散文的时候，他在幽默与智性的矛盾中，还不能很自如地协调。他往往为某种文化的趣味所拘，情感和意味不足。有时智胜于情，压抑了趣味；有时虽则有趣，而情感的深度浓度都不足，还不能说在一切场合中都能达到幽默的境界。
但是，王力先生并不缺乏幽默感，在这以前他已经翻译过莫里哀的全集，又有在法国留学多年的经历，所以在他的个性中，法国式的幽默大抵处于潜在状态。而且他知道，他写散文是应该追求幽默感的，他后来在《谈谈小品文》中强调过幽默是散文的第一个特点，但是要把这些幽默的趣味在写作的时候唤醒，赋予散文以生命，需要克服学养中那种理性过甚的成分。
为自我潜在的幽默感找到恰当的逻辑和话语，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不少作家花了一辈子的工夫也只能用自己的舌头唱着别人的歌，仅仅是因为那是最为流行的，然而却不知道那也就是最缺乏创造性的。
在王先生这个时期的散文中，不难看到某些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有时写得相当诙谐，涉笔成趣，引述中外文献典故，举重若轻；另一方面，他有时又难免停留在某种怪异现象的描述中。如罗列中国民间的迷信以某种苦行、某种装饰、某种名称来表现老百姓的主观祈望，虽然有某种民间的文化趣味，但是作为散文来说，尽管他历数中国和西方诸多民俗多么丰富多彩，总是免不了带上某些学者的匠气。王力在《谈谈小品文》中就说过：“幽默并不是滑稽，滑稽只是笑，而幽默让你笑了以后想出许多道理来。‘幽默’的正确含义是用严肃的态度来逗笑。”王先生在最初阶段，还不能很轻松地驾驭智性的道理和轻松的玩笑之间的分寸。先生早期的作品不是过分严肃就是过分游戏。尤其是他文章的结构又常常采取分点并列、平面的铺排样式，就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他对于富有文化价值的资料过分拘泥，不够潇洒。文化价值并不等于艺术价值，在这一点上，王先生也许并不是很明确的。甚至到了50年代，连号称散文大家的秦牧也都不能很自由地处理。但是王先生的才情毕竟是秦牧所不能相比的，他毕竟学贯中西，在他的心灵深处，中国人的严肃而又轻松和西方人的理智而又俏皮兼而有之。就是在叙述一些文化价值甚于艺术价值的信息时，有时也流露出不少潇洒的笔墨。比如，他在说过西方人用半年的收入去旅游，中国人甚以为怪之后，又说中国农民，以半年之收获去过节，大吃大喝，乃至“大泻三日”，中国人也不以为怪。在写到“大泻三日”这样的笔墨之时，读者不难看到先生的潇洒的谐趣超越了文化价值的拘泥。大体说来，先生的谐趣在积累了一年之后，在根本上获得了解放。在《瓮牖剩墨》的最后两篇，他的智性和幽默开始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幽默感获得了某种自由。作为这种自由的信号，表面上呈现为智性的观察潇洒地深化。例如在《诅咒》中，他描述那些摩拳擦掌者其实是外强中干的。“拳越摩，心越怯，掌越擦，胆越小。摩拳的惟一作用是使对方害怕；如果对方不睬，也就黔驴无了。”“诅咒和恐吓乃是可怜虫的制造者。”所有这些表现了他作为智者的深刻，在文中他还列举了在墙上写字（如在厕所、教室、膳堂）骂人和匿名写信骂人两种方法的不同：
中国旧小说里一向鼓励“明人不做暗事”，大约正因为社会上做暗事的人太多了，像武松、十三妹之流的人物没有几个，所似才值得大大的提倡。匿名信在手段上更进一层；墙上写字，被骂者未必有机会看见；匿名信则被骂者非见不可。在内容上，墙上写字和匿名信也颇有不同。墙上写字往往只骂人，不恐吓人；匿名信却多数带着恐吓的性质。墙上写字往往因为时间匆促，不能畅所欲言，厕所里虽合于欧阳永叔“三上”的原则，适宜于运用文思，毕竟谁也不愿意久待在里面；至于匿名信却不同了，他可以花一整夜的工夫，尽量运用他那“骂人的艺术”，去进行他的“神经战”。依我们的想像，匿名信应该特别容易写得好，因为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也不像写信谏劝尊长那样需要委婉，也不像替报纸上写文章那样处处预防“被抽”。这样，匿名信骂起人来，应该能使陈琳点头，骆宾王逊色，才是道理。但是不幸得很，大约做这种事的都是些“暗人”罢，暗得像个牛皮灯笼，也就不会有什么太漂亮的话的。这里已经显示王力先生把智性的分析和散文的谐趣结合起来的端倪。
一方面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评述对象。市井小民的恶习和文学史上的权威人物欧阻修、陈琳、骆宾王的散文经典以及国一民党统治下报刊文稿被审查官员抽去这样严峻的政治问题居然相提并论，这就形成了不伦不类的趣味。如果光是有这样的笔墨，只能产生滑稽之感。在另一方面又有对于这二者相当微观的、颇有智性的分析。从纯逻辑的角度观之，这样的分析颇有精警之处。深刻的庄重感和游戏风格的结合，产生了不和谐的怪异，这就构成了某种超越于滑稽的趣味和智性的深邃。“王先生的这种智者的深思，给他的文章生色不少。虽然他的文章主要并不以智者的深刻见长，但是这种智者的分析，无疑给他的文章增添了理趣，减少了流于滑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