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三国演义》吧。从阶级分析来说，不管刘备、曹操、孙权，都是军阀，刘备和曹操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可是在《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中，特别是曹操，并不是一个精神上的空壳。曹操虽然有政治上乃至品质上的污点，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在他的可爱之处中，有他的可恨之处。他的政治野心和他的军事才干，他的爱才和他的妒才，他的凶残和他的韬略结合得水乳交融。在复合的情感世界方面，他和宋江同样是立体的。他的凶残、卑劣一面是大大超过宋江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并没有把他丑化、矮化，相反，有时也给他以性格上的某种光辉。
曹操仍然是个英雄，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英雄，多少年来被称之为“奸雄”。同样，刘备和孙权这两个军阀，则分别被称为“枭雄”和“英雄”。光是在《三国演义》中，就有了三种英雄。
《水浒传》中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英雄，如果硬要给他命名的话，宋江也许是一个“义雄”。
他以他的精神号召力，被当作一个精神的高峰，一面团结的旗帜。不但《水浒传》中的所有头领，而且千百年来的读者，从来都是认同的。为什么《水浒传》的改编者却写出这样的败笔来呢？
这是因为审美价值与实用理性产生错位、矛盾时，作者的修养出了问题。
我同意《文艺报》上一个评论家的说法，经典名著是大手笔，因而改编也需要大手笔。
我们从电视剧《水浒传》对宋江的处理上，看到的不是大手笔，而是令人想起毛泽东所说的“小脚女人”。
这种小脚女人，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治实用价值压倒艺术价值。
第二是作者在修养上的缺陷，对于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发生矛盾、错位时，忽略艺术的根本准则，以及对人的心灵的立体的、复合的理解。
自然，电视剧《水浒传》总的来说，比之当前一般电视连续剧，在水准上是要高出一筹的，如果不是在宋江这个关键人物上弄出了这样显眼的败笔的话，本来应该是更精彩的。但是，正如一些观众说的“一泡鸡屎坏了一缸酱”，这句话虽然刻薄了一些，但对于电视编导来说，除了奋发提高文化修养、扩大知识面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回答观众的热烈的期待呢？从观众方面来说，面对耗资数千万人民币而水准又是不俗的作品，对于它的败笔，难道能像对杨志脸上那碍眼的青痣一样，以礼貌的无视表示我们高雅的大度吗？
38.杜甫的平庸之作
近年来我国出版了许多“鉴赏词典（辞典）”。在我印象中最早出现的是《唐诗鉴赏辞典》。我本以为，既为“辞典”，当以唐诗中的具体词句、典故之类为主，拿来一看，原来基本上是对唐诗重要作品的分析。当时，我就觉得名实不能相符，既然鉴赏的并不是具体的词语、典故之类，为什么冠以“辞典”之名呢？但是市场却和我开了玩笑，《唐诗鉴赏辞典》的销路显然不错，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版再版，于是就再没有什么人去追究“名”与“实”的矛盾这样一个书呆气的问题。跟着而来的是《宋词鉴赏辞典》、《新诗鉴赏辞典》、《现代爱情诗鉴赏辞典》、《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鉴赏辞典》；甚至余风波及散文，《中外散文鉴赏辞典》等等，纷纷出笼，一概都不理辞典的定义，几乎毫无例外地沿袭了逐篇赏析的体例。我不知道今后《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词典”这一条目将要如何解释这种滑稽现象。
说起来也真有一点发人深思：那么多严肃的学者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自己在干着违反常识的事。这说明错误一旦成为风气，就有一种麻醉心智的力量。
这类“鉴赏辞典”之所以引起我不满还因为缺乏统一的体例和整齐的水平。中国的文学鉴赏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种严密的体系，因而鉴赏大抵还处于混沌状态。鉴赏辞典的作者水平又良莠不齐，多数还停留在印象式的观感水平，反正所选作品多为经过历史考验者，故溢美之词，不着边际的赞美，比比皆是。例如，杜甫的一首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明明是平庸之作，也被一些教授像中学教师那样无保留地鼓吹，说这里有色彩的对称，“黄鹂”、“翠柳”本可成对，又与“白鹭”、“青天”互对；有数字的对称，“两个”与“一行”；动作的对称，“上”与“鸣”，“千秋雪”被窗子加了框，而“万里船”又被安排在门的装饰之中，可谓匠心独运等等。
这自然没有错，但是极其肤浅。这一切都是写诗的技术，而非艺术。技术为艺术之必需，但用过了头，反而会抑制诗人情感的自由。杜甫这首绝句的毛病就在这里。一共四句，两联都是对子，本来就很呆了，唐诗作者很少有人这样冒险。当时的诗人也许还没有从理论上总结出艺术形式的统一与多变，单纯与丰富之间的矛盾与互补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作绝句者都不采取这种两联皆对的四平八稳的格式。唐诗绝句中的千古绝唱大抵采取一联对仗而另一联不对仗，甚至两联都不对仗的格式。在句式上，杜甫的这首诗四句都是陈述句，更是呆板。据我的统计，唐绝句中有50%以上在第三或第四句要作句式的变化，由陈述句转为疑问、感叹，或由肯定语气转为否定语气。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后二句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翰的《凉州词》的后二句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杜牧的《泊秦淮》的后二句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然也有些以肯定陈述句作结的，但其前两句往往有否定意义，如“春城无处不飞花”之类。
句式、语气的变化，不但是形式或者技术上内在丰富性的需要，而且是诗人情感从对于事物、环境的被动感应中转化为主动、自由、超越的需要。敏感的读者可以看出上述第三、四句转为否定、疑问、感叹的诗句都不再停留在风景和现场环境的描摹上，而是超越了环境，作情感的直接抒发，这些诗最精彩的部分都在这里。如果没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超越于现场美景，光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前两句，可能就显得很平庸，感觉有点不像李白的大手笔，缺乏李白的才气。
前面所引杜甫的这首诗，虽然有描绘景色的功力，但是他对功力却缺乏节制，以至于他本来可以更自由地抒发一下顺江东下的期盼的，但他对两联都对仗的格式过分着迷。他那太熟练的技术却诱惑他作驾轻就熟的描绘性对仗，其结果画面是很精致了，而他的东下的向往却窒息在他的风景框架中，显得有点缺乏超越的能量了。
39.白居易的败笔
伟大的、杰出的作家也有非常渺小、非常笨拙的时候。认识一个大作家在艺术上的伟大固然不易，看穿一个大作家在艺术上的笨拙也许更不容易。我在大学时代，听教授讲杜甫离开长安，于贫困潦倒之中，写出了他的名篇，其中有千古绝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在《秦中吟》中写过“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自然令我年轻的心灵十分震动。但是后来，我读仇兆鳌《杜少陵集评注》，其中有杜甫的《三大礼赋》，我们的大诗人居然写出：“皇帝万岁万万岁！”实在使我感到大杀风景。再后来读白居易的线装诗集，其中竟然有他晚年赞美两位姨太太的诗。这两位年轻的小妾的名字，一个叫樊素，二个叫小蛮，白居易很欣赏她们的身体，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以诗句赞美小妾的肉体，对于杰出的诗人来说，多少是有辱其诗格的，但可爱的是白居易并没有保密。至于说王实甫在《西厢记》这样的经典名作中，用诗的语言写张生与崔莺莺做爱的具体感觉细节，那又是另一回事，与《金瓶梅》不可同日而语。在唱词中用暗喻，毕竟拉开了距离，令读者有超越之美感。这和曹雪芹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初试云雨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曹雪芹写得更为间接，更为朦胧，回避了直接描写的生理刺激。对王实甫、曹雪芹而言，这样的描写，可以说是对人的生命体验的探索，对艺术表现力而言是一种突破，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而且在形象上也不像白居易那样卑俗。
同样描写女性的柳腰和樱唇，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在曹雪芹笔下，有多少女性的嘴唇和腰被他用浓烈的词语加以形容啊。至于19世纪以后的西方作家和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类似的描写就更是屡见不鲜了。不论是大仲马、巴尔扎克，还是温文尔雅的契诃夫都是描写女性面部和身材的圣手。不但是身材，甚至胸部、臀部，在左拉以及许多美国当代作家笔下也是堂堂正正的。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描写并没有降低其文格，为什么白居易的“樊素口”、“小蛮腰”却成了他诗中的“卑格”？
这自然可以从内容、从情感的纯真上去解释，说白居易这完全是一种肉体的美化，没有涉及情感，这自然可以成为一种小道理。因为情感这东西对于当官者的“三妻四妾”和今天的所谓“爱情”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李隆基把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的老婆杨玉环抢来，同时又没有和其他妃子（如梅妃）断绝关系，白居易把杨玉环写成处女，而且写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明明有很严重的歪曲，读者并没有因为看了《长生殿》中他们两口子吵架分居，也不因为看了京戏《贵妃醉酒》欣赏了杨玉环的妒忌、性苦闷，而怀疑《长恨歌》所写的“爱情”是否类似今日的假冒伪劣产品。
相反，公开写偷情的，也有成为名篇的。例如李后主这个风流才子，阴错阳差当了个皇帝，他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但是写“搞恋爱”、偷情却是圣手，那首写他和他太太的妹妹幽会的词，很有点精彩。“手提金缕鞋，划袜步香阶”，写小周后提着鞋子，光着脚丫子来偷情，似乎也没有像白居易的“樊素口”、“小蛮腰”那样令后人诟病。更值得深思的是，曹雪芹写到他重要的男女主人公如王熙凤、薛宝钗，甚至贾宝玉，往往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那样，来上一大段赋体的排比，从头上戴着什么，身上穿的什么，脚上的鞋子是什么质地，腰带是什么样子，眼睛、眉毛、鼻子、嘴唇、下巴，详加描叙，其结果皆成败笔，只能令读者生厌，完全是陈词滥调。正如左拉写巴黎上流社会的聚会，从仕女的衣饰，到大厅的装潢，一写就是几百字。巴尔扎克写故事情节发生的环境，光是写建筑、写家具，一写就是二十多页，只有真有艺术水平的读者和完全没有耐心的读者才敢心中骂这两个家伙是下决心折磨读者。
描写男女的身体、偷情的动作、建筑家具的布局，可能是令人烦厌的，也可能是提高人的情趣的，关键在于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情感、趣味、心智主宰着。如果是深刻的情感、趣味、心智的表现，这就有了审美价值；反之，则没有审美价值。
40.关于重写文学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论题起初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提出的。他们在《上海文论》上开辟了专栏，吸引了不少学者参加讨论。
他们所讨论的本来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最近这个论题引起许多不同的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文学报》第505期上施蛰存先生的意见。施先生是老前辈，30年代以编《现代》文学杂志并创作现代派小说，标点出版古代白话小说及明人小品而闻名，他的意见非一般泛泛之谈。
他认为重写文学史之说似乎不妥，因为写文学史从来没有“专利权”，每个文学史家都可以自己写一部。从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以后，曾毅写过《中国文学史》，谢无量写过《中国文学史》，王国维写过《宋元戏曲史》，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有《中国俗文学史》，龙沐勋有《中国韵文史》。这么多文学史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谁也不是对别人著作的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