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课的特点是不仅要引导学员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还要将知识转化为思想，转化为品德、意志、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苦乐观、生死观、婚恋观等。当前影响学员思想的深层问题主要有三个，即钱、权、色。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引导学员解决三个正确对待，也就是要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婚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正确对待金钱。在学员八队讲完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为了深入解决学员在金钱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我决定以“金钱与人生”为题，组织两个区队进行对抗式讨论会。最后在讨论的基础上我作总结发言，引导大家既认识金钱、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又全面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坚决摒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树立为国防建设而献身的思想。
三是由知识向觉悟的转化。
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学员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转化为政治觉悟，做到政治合格。在目前，特别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早在1984年，我就组织编写了《邓小平经济建设言论摘编》，印发给学员学习。几年来为引导学员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的热点问题，先后开出了“苏鲁皖农村商品生产调查”、“股份经济”、“正确看待抢购风”、“怎样看待苏东剧变”、“市场经济”等讲座。这对于学员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政策理论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李怀信就是这样，善于从理论高度分析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信息量大，知识性强，深入浅出，深受学员的欢迎。
（四）着眼现实做文章，瞄准前沿搞学问。耐得寂寞。有所作为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是李怀信的一贯性格。
既要当好教师，担当起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又要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缺乏创新精神，不搞理论研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有效教学方法和教学路子的同时，李怀信从工作需要和个人实际出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三个理论研究方向。
这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围绕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研究；二是围绕怎样认识改革开放问题进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三是围绕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的经济问题进行军事经济理论的研究。
在这三个充满诱惑和激情的学术殿堂里，李怀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赶超。
80年代之初，在如何看待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上，不仅军校学员中存在不少的模糊认识，而且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对此认识也不清。如何澄清这部分人的模糊认识，这既是个重点、热点问题，又是一个难点问题。
李怀信顿感身上的责任不小。他再次拿出马恩原著，逐章逐节地分析研究，反复思考。在深入学习思考的基础上，他写成了《论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论文，公开发表在1982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同年11月《新华文摘》作了转载，一时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尔后不久，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李怀信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与赵跃华一起，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写成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为青年学生指明了方向。1987年2月12日，《解放军报》以十分突出的版面全文刊登了该文。很快，总后政治部将此文与人民日报社论等重要文章一起，编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的学习材料，下发给全总后的干部学习参考。这篇文章获得了学院优秀论文一等奖。
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就更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了许多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人们为之雀跃，禁锢了几十年的中国人对改革之中的不少问题抱着疑惑、不解、观望和迷茫的态度。天津，作为中国城市的一角，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之际，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李怀信，这位中国思想教育工作者，此时他在想什么呢？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本，是富国之路，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李怀信想，要让人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正确认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要理解商品经济知识，就要让大家理解什么是商品、什么是货币，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投资，什么是资本，什么是劳动力……他坐不住了，一连串的问题日夜在脑中走过来走过去。
1983年年初，他率先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试论我国劳动者入股分红问题》的文章，对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定位，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八股分红这一新鲜事物。接着，他又在《思想战线》上撰文，对复杂劳动和知识分子的报酬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知识的作用和知识分子劳动的重要性。
虽然学有所成，业有所精，李怀信却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常常说，自己是讲授经济学的，又是一名军队院校教员，研究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经济理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李怀信在军事经济这个开创性的领域又开始了冲刺。
从《孙子兵法》到《战争论》，从《国富论》到《资本论》，在博览古今中外军事家、经济学家关于军事经济的论著中，李怀信对拿破仑这么一段话怦然心动。在欧洲战场上曾独领风骚的章破仑说，“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有三样东西，第一是钱，第二是更多的钱，第三是更多更多的钱。”钱！经济实力！这是战争——这一特殊的军事行动赖以支持和生存的基础。现代战争的消耗更是惊人。一个严峻而现实的矛盾摆在了中外经济学者的面前：一方面国防建设关系到人们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国防建设要成百、成千，成万亿地吞噬社会的财富，具有巨大的消耗性。这样，国防建设成果与国防建设耗费之间的比较——国防经济效益，就越来越引起丁人们的关注。
李怀信在这方面比一般的学者关注得更加深入一些。他认为这是自己不可推脱的责任。
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国防经济的性质，他认为具有二维性。也就是说，国防经济就像数学中的纵坐标与横坐标，由军事和经济两种因素构成。国防经济的产生，一是源于军事的需要，一是源于满足这些需要所依赖的经济。而国防经济一旦产生，作为产生国防经济的两个外在因素的军事和经济，便会转化为国防经济内在的二维性。他同时分析了国防经济实体的二维性、国防经济运行条件和国防经济形态的二维性。关于国防经济运行的理论，李怀信指出，在和平时期国防经济应建立大、中、小三个良性循环。军事经济流量与存量之间的相互转化，构成了军事经济的运行过程。
在深入系统地研究国防劳动的性质、国防经济运行理论的基础上，李怀信对国防经济效益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85年9月17日，《解放军报》在重要版面刊登了他撰写的《略论国防经济效益的特点》一文，首次提出了国防经济效益具有体系的综合性、成果的非营利性和衡量的间接性等特点。之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国防经济学》和《国防经济效益浅论》两部著作中，他又提出了评价国防经济效益的标准、原则、指标体系，并提出了总体国防经济效益的范畴及效益比较法，系统分析法、安全百分点法等科学评价国防经济效益的办法。
这些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首肯和好评。李怀信的名字也随之赫然出现在各种大小传媒上。
和平岁月，市场经济活跃的时代，呼唤着国人要居安思危，要有更强的军事经济效益观，也更需要我们的军事经济学者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敢立潮头唱大风。李怀信此刻再次站在了军事经济科学研究的潮头。
军队要不要摘生产经营？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对此有何论述？在现有的条件下，军事经济效益如何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带着诸如此类需要迫切回答的现实问题，李怀信在苦苦地思索着。为回答军队要不要搞生产经营的问题，他借鉴了军队历史上从事生活经营的经验，1990年撰写了《宋朝军队从事生活经营的得与失》一文，次年又结合军队房地产改革，写成了《试论军队房地产经济》一文，先后发表在《军事经济研究》上，引起了总后首长和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1995年，总后机关专程派人去天津运输工程学院，就“中国军队不同时期搞生产经营的得与失”这一问题，向李怀信教授请教。就这一问题，李怀信从古到今，纵谈了自己的看法，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并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十个方面的思想，为总后机关研究问题提供了参考。
只顾攀登不畏高。在军事经济这块沃土里初尝甜头之后，李怀信的信心更足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力争站在学科的最前沿，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无疑，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
早在1990年李怀信参与《中国军事经济史》一书的编写过程中，在撰写“北洋军阀时期的军事经济”一章时，他发现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军事经济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便准备啃下这块“硬骨头”，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把它写成一本专著。为了这本书的问世，李怀信可没少吃苦头。这年春天，他到北京开会，不少同志都邀请他趁会议间隙，利用两天时间去长城看看，也好调整一下。李怀信却利用这两天，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有关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资料了。在撰写过程中，有时竟忘记了吃饭。几度寒暑，几度春秋，几易其稿之后，《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这部专著，终于在1992年的4月与读者见面了，手捧着31万余字的洋洋巨著，面对着远销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的良好效应，李怀信两眼闪动着泪花……
仅仅两个月之后，李怀信又主动申请接受了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研究”。在军事经济这一科学领域里，他孜孜以求，奋力拼搏，终于在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这部融着热情、热血和智慧的24万字巨著，与读者见面了。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都巨著属国内首创，填补了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空白，被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评为专著类一等奖。与此同时，与这部书内容相关的四篇论文，分别被毛泽东军事后勤理论研讨会、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理论研讨会等四个理论研究学会同时评为优秀论文。
（五）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也只有搞好调查研究，理论教育才有针对性和说服力。走出书斋，扑向社会，不断进步
李怀信走出书斋，扑身社会，深入到群众中，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工厂、矿山，农村、学校，与工人农民交朋友，与科学工作者、基层管理人员拉家常。为了对农村商品经济有个深刻的正确认识，1984年春末夏初，李怀信与后勤学院刘福海、海军勤务学院郭庆云等同志一起，详细地对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农村商品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
李怀信开始了挨村挨户的调查研究。每走到一户，他都向年长的大爷大妈询问开店的情况，生产做得怎么样。他与农民朋友促膝而谈，从《天仙配》谈起，“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正是经济不发达的一种表现，这种“理想式”的东西，必然要被商品经济所代替。当有的同志问到“商品经济一直戴着资本主义的帽子，我们下一步能不能搞下去”的问题时，李怀信十分肯定地告诉他们说，不仅现在能搞下去将来也一定能搞下去。对商品经济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这是经济领域里的最大“冤案”，要给它“平反”。商品经济它既不姓“社”，又不姓“资”。它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一种社会经济形式，如果你们非要问我它姓什么，我只好告诉你们，它姓“商”。
对商品经济如何认识？李怀信对他们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断言，它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文明民主的不可逾越的开阔地，舍此没有第二种办法和道路……”
一个月的社会调查后，回到学院，李怀信很快在调查、考察的基础上，写出了《苏鲁皖农村商品生产调查》和《试论一部分农民先富到全体农民共同富裕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过程》等文章，回答了当时农村普遍关心的问题，受到学院领导和军队院校北京协作区领导的高度赞扬。
1997年7月，李怀信从天津调入北京，成为后勤指挥学院干部轮训队大队的一名教员。
他常常对自己说，现在离总后、离机关首长近了，学员对象不同了，工作上哪怕有丝毫的失误，影响也是很大的。因而工作热情更高了，工作标准也更高了。
11月13日至21日，受学院政治部主任陈法僧所托，李怀信与王义、李晓明、崔洪祥一行4人，开始了对山东诸城市和青岛市改革情况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