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之故，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很长时间找不到感觉，准确地说是找不到写作的感觉。我甚至感到过绝望，以为批评一事从此休矣。好在人确实是个适应性很强的动物。经过大半年的磨台与调适，当去年第一阵秋风吹进我的办公室，我长期混沌与空洞的脑子忽然又变得清晰与充实起来，火花明灭，观点碰撞，有一种表达的强烈欲望与激情。于是，又开始啦……
在喧闹而浮躁的办公室里，我的心是宁静的；在处理芜杂而琐屑的公务之余，我的思维能迅速地沉入，有如沉人生命之湖，一片悄然，四遭寂寥。在晚间，在双休日，我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发现了办公室的诸多好处：它的宽敞、它的明亮、它的安静……最后，最使我意外的是，这半年的写作量已经超过了我以往任何一年的总量。
写作的量也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它对我个人而言，至少有三点提醒：一、人还是要有点定力的；二、人还是要有点耐力的；三、人还是有点潜力的。
令我遗憾和不安的，是我考虑已久、准备已久、计划已久的较大课题的研究迟迟未能进入，它需要大量的资料和大块的时间，在目前的状态下，我还不敢贸然走进它。我所能做的仍然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单篇批评”。差可自慰的是，与我过去的五本批评集相比，《沉人生命》也有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批评视野的拓宽。军旅文学批评已经退居到一个次要位置，而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关注与兴趣则大大加强，翻看第一辑“文坛观景”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其次，对于军旅文学的批评也有所集中与侧重，主要观照点在于宏观的一面，或作纵的线的勾勒，如《中国军旅诗：1949—1994》；或作横的面的扫描，如《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它透露了我对于“较大研究课题”的一分想念。再次，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本书首次收入了我关于电影艺术等方面的几篇文章。它们的写作时间跨度较长。都是被《八一电影》的编辑诸君所逼出来的一些门外之谈。收录于兹，以为纪念吧。
最后，感谢雷达先生热情鼓励的序言，感谢符晓笛君创意独到的封面设计，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朋友们的慷慨相助。
1996年3月1日于京西魏公村
载《文论报》1996年9月16日
跋《军旅文学史论》
编完《军旅文学史论》，原想以一个千字短文画句号。但思忖再三，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像样的交代。我想交代的，是促成本书的几个主要动因。
首先，当然是基于军旅文学教学的客观需要。军旅文学，作为培养军队作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一门主干课程，无疑是最具有特色的，在全国高校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与众不同”形成了它的“特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它的“特短”。
严格讲来，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理论研究，是随着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日渐繁荣而缓慢启动的。换言之，“文革”前十七年军旅文学创作虽然硕果累累，但却没有留下相应的理论遗产。
尤其是当我们要将它辟为一门课程进行教学时，就不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军旅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年轻和幼稚——无论是相对它的研究对象譬如古老的战争文学而言，还是相对它的“左邻右舍”。譬如悠久的乡土文学来说，都是如此。时至今日，我们也很难说它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已经自立门户了。到目前为止，国内既无专职的军旅文学研究人员，更没有专门的军旅文学研究机构。因此，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创建之初，这门主课就不得不通过约请军内外一些在军旅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各有所长的作家、编辑、“业余”批评家（就职业而言）以讲座的方式进行设置。这种课程设置方式的好处自然很多，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够系统、规范和科学。一般说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教学，必须以一套史、论、作品选编三位一体的教材体系作为前提。
具体就军旅文学而言，它大致应该包括：军旅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中国现、当代军旅文学史、外国战争文学史、军旅文学经典作品选编，等等。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上述领域基本一片空白，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少有经典的军旅文学理论专著，一切都几乎是要从头开始。
1986年，我毕业留校，接手军旅文学教学。一方面，不得不继续沿用外聘老师讲座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逼迫自己从创作转向批评，边教边学。十年来，由浅人深，教学相长，从少到多，集腋成裘，也陆陆续续出版了几本军旅文学论文和评论结集，它们都相继成为了军旅文学课的辅导教材，虽不成系统，但聊胜于无。现在，文学系经过十二年的实践与探索，教学体制亟待上轨定型，而且下一步还要逐渐实现教学层次的升格和研究生教育，教材建设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此其一。
其二，是编撰一部教材性质的专著的条件相对成熟。多年以来，我的军旅文学研究重点，相对集中在新时期的军旅小说这一块，对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半部杰作的咏叹》）、重要理论问题（如《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整体格局的把握（如《新时期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等方面都发表过一些研究心得，并逐渐形成了尚能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为专著的撰写积累了相当的史实资料和思想资源。
在此基础上，我曾准备有计划地由近及远、从小到大地开始构筑我的军旅文学专著系列。我选择的第一课题是《中国军旅小说二十年：1976—1996》，并从1993年开始着手案头准备，我参阅了二十余种国内外的文学史著作，企图从中寻找一种适合于我的文学史体例；同时，我的资料征集工作也得到了军内作家广泛而热情的支持。
当此之际，突如其来的工作变动一下子打乱了我的计划和部署，随之而来的大量的行政杂务与我一向为文审慎的著述风格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我再难得大块时间优裕从容地去爬梳史料、清理思想、斟酌文字。两难之下，我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专著的尝试。好在这些准备没有白费。199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机构决定主编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编委会来函邀请我承担当代卷中关于军旅文学的两章，即军旅小说和军旅诗歌。犹豫再三，一是考虑到篇幅不大，工作量尚可承受；二是意识到这一课题势将逼着我拓宽研究疆域，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自我挑战和自我施压，富有相当的刺激性和诱惑力；三是我有个“小九九”，我准备将这个机会当成一次学习和练兵，或者说为下一步的专著理清思路，提纲挈领，于是，咬咬牙承接下来了。我立即抓紧扩大和深化原有的准备基础，横向而言，将扫描视野扩展到军旅诗歌；纵向而言，将研究上限从新时期上溯到1949年，打通“文革”前后两个时间段。从1995年秋天开始动笔，利用教学和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写作数月之久，终于先后完成了《中国军旅诗：1949—1994》和《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两章，共计约六万字。在交与编委会审定通过的同时，分别在《解放军文艺》和《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也算是经过了一次初步“验收”。实事求是地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两章的“加盟”，才完善了我的当代中国军旅文学史的基本架构，也才使本书得以成立。否则，本书将不可能以《军旅文学史论》名之。仅此一点，我就得感谢中国社科院《中华文学通史》编委会对我的信任和推动。
其三，本书基本思路的最后明晰与确立，还得感谢李泽厚先生的三本“思想史论”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我这里指的主要不是他的学术思想，而是三本书所提供的论文集合式的“专著”形式和提纲挈领式的研究方法。先说形式一方面。一般看来，所谓专著，其体例大都有章可循，从“绪论”或“导言”开始穿衣戴帽，然后分章分节，有板有眼，顺序而下，仅从目录上就可看出结构美、对称美、建筑美或制式美，显得严密、规范、标准和系统。但李著不然，三本“思想史论”都未沿用通行的专著套路，而分别是十篇左右论文的集合。可是在我看来，它们形式上貌似论文集，实质上却是地道的专著，不以表面的体例规范勾连，而以内在的逻辑联系整合。譬如《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抓住孔、墨、孙、老、韩、庄禅、宋明理学等若干主要思想家或思想流派作深入的论证与阐扬，不仅突出丁重点，而且将数千年思想史脉络一下子就提起来了，真可谓纲举目张。顺便这就说到了“研究方法”一方面。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自谦地把他这种大处着眼的方法称为“不好的习惯”，“是尽写些提纲性的东西。从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章，到《美的历程》，到这本书，都是极为粗略的宏观框架。特别是后两书，上下数千年，十多万字就打发掉。而且，既无考证，又非专题；既无孤本秘籍，僻书僻典，又非旁征博引，材料丰多。我想，这很可能要使某种专家不摇头便叹气的”。并进而自嘲道：“如今垂垂老矣，却始终没有……搞出一两本‘真正’的专著来……”但是，李先生强调，“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
当然，我不敢说自己学到了多少这种见树更见林的研究方法，但潜移默化恐怕是难免的，譬如多年来我恪守“擒贼擒王”的方略，对几位重要军旅作家不惮烦难，长期跟踪，研究每人的专论均达数万字之多，最后还写出了《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而且这又确确实实只是一份“提纲”，稍加展开，多作作品例证的分析，这无疑就是一部作家比较研究的专著了。与此相同的如“军旅小说45年”、“军旅诗歌45年”等文，都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框架，至于《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等也是足以深人阐发的理论专著命题。但都浅尝辄止于浮光掠影。面对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运动，我颇有应接不暇之累，总在研究对象的动态展开过程中疲于追赶，无暇驻足凝神深思。当然，或许也有一点李先生所说的“不良习惯”，即做过之后便不愿再回过头去补充、考证、分析材料，只沉湎于一时间自以为是的发现之中挥洒笔墨。导致的结果便是，至今没有一部真正的专著，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仍然不免“照虎画猫”，选取十篇论文作一次集合，只能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了。
最后，我想再冷静客观地简略检讨一下本书作为第一部军旅文学史论“专著”的得失。
得之于两点。第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侧重梳理史的线索，从建国之初到90年代中期，大致勾勒出了当代军旅文学（主要是小说以及诗歌这两种最有成就的军旅文学体裁）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轮廓；“中编”侧重对中国军旅文学深层文化背景的理论探讨；“下编”则是几个代表性的作家论。
上、中、下三编三位一体，大致都整合在我关于当代军旅文学的总体把握和理论框架之中，作为一本解燃眉之急的当代军旅文学教材，或许还差强人意。第二，除个别篇什外，这十篇论文大都是我的用心用力之作，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对军旅文学的研究水平，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反响。发表之后，无一例外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大部分被《新华文摘》、《文摘报》等重要报刊摘要介绍过主要观点，部分论文还获得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全军优秀教学成果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奖项，《三剑客》一文被收入《中国文学年鉴》1994年卷。此次编辑一律恢复原稿原貌，少量发表时被删节的部分（如《中华文学通史》对篇幅和所论作家都有较严格的限定，在收入本书中的两章时，都作了程度不同的压缩）均酌情补上，以便于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化的风格和文体追求。曾有人建议我作专著式的制式处理，我未能同意。
我认为每一篇论文的文气和文体，都饱含了作者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的一分独特匠心，它们也都是富有“个性”的，我希望保留这些。这也算是我偏爱李氏专著的一点儿私心吧。
失之于三点。第一是论述对象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文革”前后两个十七年的严重失衡。除“上编”两篇论文涵括“文革”前十七年之外，所余诸篇基本未再涉及“文革”前十七年。
个中原因，除了我对新时期军旅文学更熟悉、更富于兴趣和热情之外，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重评“文革”前十七年的军事文学仍然是一个不大现实的课题。事实上，“上编”中那两篇论文对两个十七年的评价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双重标准，这是明眼人不难看出来的。作为某种时代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一部“专著”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第二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用力不均，相当一部分地方作家的军旅题材文学作品也未能纳入关注视野，有欠全面和广度。第三是单篇行文所造成的部分观点及论述的重复与交叉。统而观之，得大于失乎？失大干得乎？得失参半乎？只有留待于读者诸君的批评检证了。如有可能，我将进行修订，或者尝试写作一部真正的专著。
如上交代，是为跋。
1997年春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载《西北军事文学》1997年第4期
序《初心与正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