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练习】
1.概括本文的主要艺术特色。
2.本文巧妙的构思体现在哪里？
3.阅读俞平伯同名散文，体会两者的不同之处。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原名丰润，浙江崇德人。现代著名美术家、散文家。曾留学日本学习油画和小提琴，回国后在浙江、上海、宁波等地任教并开始漫画创作及音乐美术理论的翻译工作。抗战期间辗转广西、贵州、重庆等地任教。建国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丰子恺的散文题材较广，手法多样，感情率真，平中见奇，蕴含丰富，状物写神，颇具匠心。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缘缘堂集外遗文》等，艺术理论著作《音乐的常识》、《艺术教育ABC》、《西洋美术史》等，另有译著、画集、诗文配画集等。渐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
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阴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像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
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渐”的本质是“时间”。
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
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提示】此文写于1928年。在这篇细细地咀嚼着生命由量变到质变的况味中，暗藏着淡远的禅理味道。丰子恺的散文脱尽了世俗喧嚣的浮躁味，进入到一种明净超然的境界。这些，与丰子恺所尊崇的师长李叔同的影响不无关系。早在1914年，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之后，就直接接受了李叔同的艺术启蒙教育，同时，在人生观和信仰上亦受其影响。1927年，已经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访问了丰子恺上海江湾寓所。在30岁生日那天，丰子恺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此后，丰子恺还为弘一法师50岁生日绘制《护生画集》。在这篇散文里，丰子恺以艺术的笔触对大自然、对人生的微妙变化进行探求，对时间流逝的独到而深刻的感悟体验，正是源于佛教对生命的瞬时性理解和对人生空相的阐释。生命恰恰就是由这不易察觉的分分秒秒来实现的，而在每一分钟，都有着生命的真实，亦有着生命的虚妄。于此，我们也就获得了达观通透的生命启示。
【思考练习】
1.你是怎么从渐变之中理解生命的长度的？
2.作者看透了造物主骗人的诡计之后，他得着了怎样的启示？
3.试就“我对时间的理解”写一篇文章。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曾先后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6年去美国任教并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杂文集《剪拂集》、《大荒集》、《爱与讽刺》、《语堂文存》、《我的话》等。中国的国民性一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既老且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
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的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遗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诸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趾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态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犯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不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士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
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你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与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收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之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竟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二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安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是等于“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
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之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三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漫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在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功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
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漫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愈“安排吃苦”愈有苦可吃。假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练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天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炼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他何诀。张公艺只请纸笔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在历史中，我们也可以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绝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的明鉴。东汉之末，士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
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小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漫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予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吾人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若晨星了。
【提示】此文写于30年代。从1932年《论语》创刊，到1936年林语堂去美国，这期间是他散文创作的高峰期。由于他国学和西学的底子都比较厚实，所以，他惯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他的小品文常常是从一件具体的事物说开去，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中引发许多联想，对国民性的改造以及对传统文化转型的思考，贯穿在他一系列的小品文写作中。林语堂也认为，写作要面对现实问题，不过并非干预和批判现实，也不攻击任何对象，而是站在比较超然淡远的立场上，以一种“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态度看取生活。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谈的是国民性中的散漫和明哲保身的问题，并开出药方——给民众以人权和法律的保障，这样，人们就不会在专制下谨小慎微地忍受和自保了。但作者在行文中却撒得很开，甚至非常有趣地谈起南北方人的脾性的不同，“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被人们称之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30年代，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散文写作中的幽默之风一度盛行文坛，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成为他的小品文创作的风格基调。这也成为林语堂的一种美学追求，一种写作立场，也是一种人生姿态。
【思考练习】
1.你是如何理解作者在本文第一节中对“老大帝国”所做的挥发和阐释的？
2.作者论述南北方人的体格状貌意在说明什么？
3.请细加体会文中讽刺和幽默之妙处，并说说这样写作的好处。醒觉？人生之研究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民的观点。我只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慧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代时代里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我总觉得这种人生观是绝对真实的。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我将要表现中国诗人和学者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经过他们的常识和他们的诗意情绪而估定的。我想显示一些异教徒世界的美，显示一个明知此生有涯，但是短短的生命未始没有它的尊严的民族所看到的人生悲哀美丽恐惧和喜乐。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
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我不用说我的哲学思想是否适用于西方人。我们要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方的眼光，用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自己的物质观念，和他们自己的头脑去观察。无疑的美国人能忍受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同样的中国人也能忍受美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我们生下来就不同样，这已有显著的区别。然而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看法。我相信在美国的繁忙生活中，他们也一定有一种企望，想躺在一片绿草地上，在美丽的树阴下什么事也不做，只想悠闲自在地去享受一个下午。
“醒转来生活吧”这种普遍的呼声，在我看来很足以证明美国人有一部分宁愿过梦中的光阴，但是美国终还不至于那么颓丧。问题只是他对这种闲适生活，要想享受的多少之间和他要怎样使这种生活实现而已。也许美国人只是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上，对于“闲荡”一词有些感到惭愧；可是我确切知道，一如知道他们也是动物一样，他们有时也喜欢松松肌肉，在沙滩上伸伸懒腰，或是静静地躺着，把一条腿舒服地跷起来，把手臂搁在头下当枕头。如果这样，便跟颜回差不多；颜回也有这种美德，孔子在众弟子中，也最器重他。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他能对这件事抱诚实的态度；譬如他喜欢这件事，便应向全世界实说他喜欢这件事；应在他闲逸自适地躺在沙滩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时，他的灵魂喊着：“人生真美妙啊！”所以现在我们将要看到中国整个民族思想所理解的那种哲学和生活艺术。我认为不论是在好的或坏的方面，世界上没人一样东西是如它想像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由这种思想典型产生了一种簇新的人生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他的思想产物，这话绝无疑义。中国民族思想在种族性上和西方文化是那么不同，在历史上又和西方文化那么隔离着；因此我们自然能从这种地方，找到一些人生问题的新答案，或者，好一些，找到一些探讨人生问题的新方法。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人生问题的新论据。我们要知道这种思想的美点和缺点，至少可以由它过去的历史看出。它有光辉灿烂的艺术，也有卑不足道的科学，有博大的常识，也有幼稚的逻辑，有精雅温柔的关于人生的闲谈，却没有学者风味的哲学。很多人本来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非常实际而精明，爱好中国艺术的人也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是极灵敏的；一部分的人则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也是一种富有诗意和哲理的。
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善于利用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这比之中国有伟大的哲学或有几个大哲学家的那种说法，更有意义。一个民族产生过几个大哲学家没什么稀罕，但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是难能可贵的。无论怎样，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富于哲理性，而少实效性，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一个民族经过了四千年专讲效率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已不能继续生存了。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任何一个民族。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罕有了，所以崇拜他们；凡具有中国文学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一句话。我所要说明的就在乎此。是的，中国有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可以在他们那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最好的论据。
【提示】此文选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该书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40余次，并为10余种文字所翻译。林语堂是一个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学者，由于他西学国学的底子深厚，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整个学界对传统文化的一片批判声中，林语堂却能够冷静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睿智。这是历经中西对比而对国学的确认，是林语堂站在另一层面上，领悟到中国古老智慧的魅力，领悟到沉潜于民族天性中的对生活的艺术化态度。他得出结论说，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有哲理眼光的，并且还将中华民族的某些不足，比如“比较没有效率”，解释为假如经过4000年有效率生活，任何民族都要毁灭的。所以，西方狂人太多，中国却罕见，于是还崇拜狂人。他说“中国哲学家是一个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及温和的嘲讽来观察人生的人”。因而，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很懂得享受生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生气蓬勃”，是在他“清醒的生活中放进了梦意的人”。如此诗意化的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闲适的人生态度，不仅在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构成一方难得的生活参照，就是今天看来，亦未尝不引起我们的兴趣与思考。
【思考练习】
1.你认为中国人天然的生活智慧是什么？你是否赞同林语堂的观点？为什么？
2.在一个高度物欲化的世界中，闲适的心境可能吗？
3.为什么林语堂赞赏“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的生活态度？
第三节 战争时期文学（1937-1949）（1）
概述
7月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整个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影响了现代文学发展的面貌。八年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内战，在这种大动荡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也由之构成了决然不同的文学风貌。抗日战争，使五四开始的启蒙的声音被救亡的声音打断。战争的特殊状态，也在影响着作家们的思维与审美，影响着作家们写作的心理、姿态、方式、题材与风格。这一时期构成了三大政治区域，即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这三个区域，相比而言，国统区在全国所占面积最大，拥有作家最多，所以更能代表战争时期文学的主流。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过去各家各派各自不同观点的作家，捐弃前嫌，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上选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许多作家走出亭子间和书斋，投笔从戎。这时的文学洋溢着鲜明单纯的英雄主义的调子。
从文体上看，报告文学和通讯成了最热门的体裁，诗歌朝广场艺术方向发展，出现了昂扬、通俗、鲜明的墙头诗、传单诗、枪杆诗。作家们自觉地服务于“救亡”这一时代主题。文学的战斗性、时代性的获得，却也丧失了文学的多样化、个性化。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逆转，这些引起了作家们新的沉郁、苦闷和忧虑。这首先就是爱国主义题材的扩展与深入，不是唱廉价的颂歌，而是深入民族生活的底蕴，寻找民族的脊梁。由此形成的郭沫若的《屈原》、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另一方面，描写爱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探讨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又构成一个创作高潮，产生了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沙汀的《困兽记》、李广田的《引力》、夏衍的《春寒》及戏剧《法西斯细菌》等。在这一时期，现实的苦难、因袭的重负、寻求民族振兴的求索，使国统区作家的作品具有悲凉色彩，充满了历史的沉重感。在文体上，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是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这与作家们普遍追求“史诗格调”有关，如抗战初期的多幕剧《保卫芦沟桥》、《台儿庄》。但很快作家们就不满于浮泛的渲染和鸟瞰式的大场面，而寻求通过个人命运或某个村落胡同的变迁，去反映大时代，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巴金的《火》，老舍的《四世同堂》，靳以的《前夕》，吴组缃的《山洪》等。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由此在国统区掀起了民主运动高潮。这一时期的作品以讽刺性暴露性的喜剧作品为主调，如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陈白尘的《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宋之的的《群猴》，吴祖光的《捉鬼传》。其他体裁也突现了以讽刺为手段的喜剧性色彩，小说如钱锺书的《围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诗歌如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等。影响这一时期国统区文学面貌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解放区文学在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方向上的影响，另一个是西方作品的大量引进对创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们在苦闷彷徨的生活中，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沟通，如输入前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虹》、《前线》等作品。许多经典作品也被翻译出来，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巴金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傅雷译）、司汤达的《红与黑》（赵瑞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高地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等。这是从五四以后的一场大规模的文学引进。解放区文学创作，呈现出和国统区的沉郁凝重截然不同的面貌，表现出了明朗朴素的风格。以陕甘宁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几千万在政治上翻身的农民也要求在文化上翻身。文艺性刊物纷纷创办，多数作家文艺家参加了文化工作团体，如西北战地服务社、抗敌剧社、太行山剧社等。他们协助广大农村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也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作家农民诗人。在这种昂奋的激情中，解放区作品很少写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也少有对现实生活中矛盾的揭露和批评，所有的是对新制度新生活的赞美，对农民士兵这种“新人”的歌颂。解放区文学的特色还在于对民族大众化地自觉探求上。读者对象的变化，也带来了文体的变化，新文学诞生以来，阅读对象一直是市民和知识分子，而在解放区，阅读对象却以农民为主体，这就迫使许多作家将立足点转到农民方面来。他们开始自觉吸收民间的艺术形式，如评书、章回体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歌剧等，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比较有显著成就的有阮章竞的叙事诗《漳河水》和歌剧《赤叶河》、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等。在走中国化民族化的道路上，作家与农民的对话，相互从对方身上吸取到新的因子，新文学的这种尝试极具“寻根”意义。年11月上海沦陷后，留在租界的作家继续坚持写作，人们把这一特殊情况下的创作，称为“孤岛文学”。
孤岛文学中，戏剧的活动最为活跃，成绩最为突出。包括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上海剧艺社”在内的各种剧团，最多时达120余个。产生的剧作有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阿英的《碧血花》、李健吾的《草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文学也当然地走向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沦陷区这样的特定状态下，作家们所能表达的空间非常狭窄，“乡土文学”就曲折的暗含了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和故土的深厚情结。沦陷区文学的另一特点是雅文学和俗文学在对立中的接近趋向。由之带来沦陷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通俗小说的空前繁荣和通俗小说现代化的努力。写于此一时期的有钱锺书的《围城》、师陀的《果园城记》、《结婚》，也出现了游弋于雅与俗、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爱玲。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针对当地文艺运动的发展现实，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标准、对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文艺队伍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其重心在文艺的外部关系，对文艺本身问题涉及的较少，提出了革命文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就是“为群众”即“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且将它具体化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提出了转变作家的政治立场、转变作家的思想感情、改造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
一句话，凸现了作家的“思想改造”这一关键。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作为普通大众的启蒙导师，也是文学描写的中心。《讲话》突出指明了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指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向工农兵转化的必要性；提倡他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讲话》又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阐释重点，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借列宁之语，形象地称其为“齿轮和螺丝钉”。这样，对文学的艺术性要求就是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讲话》的理论创建还有，认为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认为文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要批判地继承。年代有几次重大的文艺论争，首先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民族形式”问题实质上与大众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战争年代要利用旧的形式唤起民众，因此大众化问题才又引起重视。1939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大多是对毛泽东1938年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有关论述的学习体会，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等人都写了文章。1940年在国统区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林冰为一方，比较重视民间旧形式，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同时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说是“欧化东洋化的……畸形发展形式”。另一代表是葛一虹，认为旧形式都是封建没落文化，又全盘肯定新文学。1940年下半年，《新华日报》社举办“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郭沫若、茅盾、胡风等都参与了谈论，问题更进一步引向了深入。在如何造就新的“民族形式”问题上，郭沫若认为要植根于“现实生活”；胡风认为内容和形式密切关联，不能离开内容去独立把握形式。胡风还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一，就是吸取了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所以，“民族形式”也“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统一的、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其次是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论争。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敏感的理论问题。
1942年延安整风初期，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对王实味等人的政治性批判。在整风之前，周扬曾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步》，认为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周扬的观点得到普遍呼应。丁玲、王实味、罗烽、艾青也相继提出类似的观点，强调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丁玲发表了《在医院中》，批评延安官僚主义和小生产的思想习气；后又陆续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揭露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罗烽的文章《还是杂文的时代》，也认为“光明的边区”，也存在“黑白莫辨的云雾”和“脓疮”。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指出作家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或“百灵鸟”，而是以“保卫人类的精神健康”为职责。接着，王实味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散文，论述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的社会职能和两者的关系，认为政治家的任务“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偏于改造人的灵魂”。他还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黑暗社会，我们的革命不能不携带许多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因此，他提出“大胆地但适当地击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以上的这些讨论，既坚持了革命的追求，又重视发挥文学的独特作用，有比较清醒的眼光。可在极端政治化的环境里，这些探讨被看作异端邪说。王实味被作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等被清算，后又被随意处决。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人的文章也长期被视为毒草，受到政治审判式的审查。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关系，1945年年底，也在国统区重庆发生了一次争论。当时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在重庆上演，引起很大反响。前者现实政治意义很强，但艺术上有欠缺；后者艺术上颇有特色，但与现实政治有一定距离。有人批评《芳草天涯》存在着“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王戎则批评《清明前后》“唯政治倾向”。
后来邵荃麟发表了《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一文，批评王戎的观点。冯雪峰发表《题外的话》，反对将作品中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割裂开来。何其芳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根据《讲话》，对冯文提出驳难。此外，还有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的焦点人物是胡风。胡风在30年代就坚持批评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倾向。胡风认为要遏制概念化、公式化的平庸作品的产生，就要有“主观战斗精神”，要有自己的爱憎去体验反映生活。胡风的观点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主要认为他的观点背离唯物主义。对立面的批评，促使胡风更加深入地思考，于是，1948年写作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专著，认为现实是主观体验过的现实，可称之为“感受世界”，作者心目中还有一个“理应如此”的世界，可称之为“观念世界”。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就是这两个世界“相生相克”的过程。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础构筑他的体系，同时又有现实针对性地提出三个观点，作为其理论支柱。其一为“到处都有生活”说，其二为“精神奴役创伤”说，其三为“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多数批评他的文章反复阐明，生活应以政治标准划为主流和支流、本质和非本质、光明和黑暗等，并要求革命作家以体现主流、本质、光明的生活为主要写作对象。批评者认为“精神奴役创伤”说也背离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场论争从40年代前期到1948年结束，持续时间长，探讨也比较深入。在当时被认为是出格的、受到普遍批评的胡风的文学理论体系，直到80年代才得到人们应有的客观评价。赵树理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著名小说家。从小生活在农村。
1925年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开始接触新文学和革命思想。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黄河日报》、《新华日报》、《抗战生活》等报刊编辑。1943年完成的《小二黑结婚》使他一举成名。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提法。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小二黑结婚一、神仙的忌讳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
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哼得很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把做饭也忘了。一会，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米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