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7月间，国共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看，国民党方面的局势更加乐观一些——国军在华东和西北采取攻势，在中原和东北采取守势，攻得精彩，守得也很不错。
先看防守。中原战场，国民党军背靠湘鄂两省与刘伯承部反复拉锯。虽然各有胜负，但自从“黄河归故”之后冀鲁豫解放区就被河水一分为二，随着雨季的到来，中原解放军的“内线作战”变成了“背水一战”，除了退到黄河以北似乎已别无出路。东北方面，杜聿明挫败了林彪的夏季攻势。经过激烈搏杀，国民党军最终守住了四平街，东北民主联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而71军的陈明仁军长则因此荣获了青天白日勋章。
再看进攻，国军的铁拳更显得虎虎生风。在陕北，胡宗南继攻克延安之后又集中六个整编师追击彭德怀部，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在华东，国军扫荡鲁南、激战鲁中、攻克沂源、夺占沂蒙山区、控制胶济铁路，陈毅粟裕部队只剩下胶东、滨海、渤海三片狭长地域，大有被“赶进东海喝海水”的态势。
面对着如此的大好形势，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决心调集全部力量，一鼓作气荡平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同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八路军西北野战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确认共产党军队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至此，已经开打一年的国共内战也终于被赋予了两个历史性的称谓——“戡乱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这时的局势十分微妙。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在山东和陕北连连告捷，但仔细分析一下却可以发现：国军“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偏东、一个偏西，而中间的苏淮直至南京一线却显得空空荡荡，就像个搏击场上的莽汉，双拳伸出去了，胸腹却暴露在对手面前，如果肚子上被蹬一脚，立刻就要栽跟头。
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破绽。1947年8月，就在华东、西北战事正酣的时候，位于中原地区的刘邓大军果断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河南东部直扑南京侧翼的江淮腹地，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进攻”，迫使其转入了“全面防御”。
从战争史上看，中原野战军的这次破釜沉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但细说起来，这场序幕还有个序曲，那就是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已经得知刘邓大军即将展开对大别山的战略突击。但这时，他们在山东战场上正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战略防御的纵深不足，在国民党的重兵压迫下，可以迂回的地域越来越小；二是国军在进攻中的队形衔接得十分紧密，在“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下，解放军一时找不到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毅、粟裕决定分兵（这也是中央军委的主张），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先分路出击，把敌人扯散，而我军再由分散转为集中，歼灭孤立分散之敌”。
于是，7月1日，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主力第2、6、7、9和特种兵纵队，留在鲁中战场与敌人保持正面接触，“待机歼敌”；第二路由陈士榘和唐亮率第3、8、10纵组成“陈唐部队”，挺进鲁西，配合中原野战军行动；第三路则派遣战斗力最强的第1、第4纵队（叶飞、陶勇兵团）迂回鲁南，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发起攻击。
“七月分兵”的最初的“把敌人扯散”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原本抱成一团的国民党军被迫在鲁中留下四个师，分出七个师向西追击——可是，扯散了敌人的解放军却也无法立刻“再由分散转为集中”，一时间也只能以分散对分散。而以当时的实力，在国共精锐的捉对厮杀中，华野部队很难占得上风。
兵分三路的华野主力纷纷遇上了麻烦。留在战场正面的第一路先是没啃动胡琏的整11师，接着又没打赢李弥的整8师（也就是松山战役中的第8军，蔡智诚曾经服役过的103师此时是整8师的103旅）；而突向鲁西的“陈唐部队”则被尾随的国民党军一路追着走，简直站不住脚；只有战斗力最强的1纵（叶飞）和4纵（陶勇）表现稍好一些，他们迂回鲁南，攻克了费县、枣庄和峄县。但到了7月中旬，这两个纵队却在邹县和滕县碰上硬钉子，陷入了僵持焦灼的困境。
快速纵队是7月15日接到增援滕县的紧急命令的。
那天上午，蔡智诚他们正在县城里开会。当时，伞兵在这一带驻扎了一个多月，东海县的麦子被两方各收了一半，“武装护粮”和“保麦运动”打了个平手。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是个不得了的成绩了。夏鼎文专员高兴得满面红光，连连表示要给伞兵弟兄们请功。
会上进行了伤亡统计，特务队三分队死了两个、伤了两个、病了一个，关键是缺了军士长。蔡智诚要求上面再给他补充一位“部队上士”，游乐智却撇了撇嘴：“补五个战斗兵好办，想要老总，门都没有。”——这倒也是，在当时，少尉、中尉之类的军官随手就是一大把，可合格的上士却少得可怜，像陈保国那样的老军士都是从死尸堆里淘出来的人物，补充团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后备兵员。
一帮人正在扯皮，总部的电报突然到了，命令二大队和特务队立刻赶往台儿庄集结。
7月17日，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经台儿庄北上，救援滕县。
“快纵”的队列十分壮观，战车来了，装甲车来了，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天上飞机侦察、地面坦克开道，全体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相对而言，第二交警总队就显得比较寒碜。他们扛着“万国牌”枪炮，有的乘日本丰田、有的赶马车、有的只能步行，跟在伞兵的后面，走得乱七八糟。
国民党的交警部队是由“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治安武装，当初总共十八个总队，到1947年7月时还剩下十五个。他们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军统的队伍，分布在国统区的各条铁路干线上。而这第二交警总队负责把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黄口段，总队长是张绩武。
一般情况下，交警总队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兵员大约两千多人，主要装备轻武器，防守能力还不错，进攻能力比较差。但是，这个第二交警总队却与众不同——张绩武总队长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并非正宗军统出身。他对保密局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总想着要把队伍拉进正规国军的编制，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当当。因此，第二总队的规模扩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较强，除了四个大队（其他交警总队只有三个），还有直属队和炮兵支队，兵员将近六千，几乎相当于一个旅，是军统中战斗力最强的单位。
第二总队的实力再强，伞兵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交警总队的军官大多是“别动军”的骨干，所以带出来的队伍也跟游击队一样吊儿郎当。行军路上，这帮人一个个敞胸露怀，满嘴脏话，枪头上挑着鸡鸭，大车上堆满了抢来的粮食和蔬菜瓜果，走到哪里折腾到哪里，打人骂人，骚扰百姓，那副德行就跟土匪似的，甚至连还乡团都不如。
军纪差，军容也差。第二交警总队的服装各不相同，军统训练班毕业的骨干穿着美式军服，装备美式武器，被称为“洋狗队”；警察学校毕业的就穿黑制服，领章上还有编号，叫做“黑狗队”；另外还有一帮属于“土狗队”，他们原本是宿县、怀远县一带的还乡团或保安团，穿戴五花八门，武器各式各样，要不是头上有颗帽徽，胸前有个番号牌，还真看不出他们属于正规军队。
你说，这样的人马，怎么可能让“天之骄子”的伞兵瞧得上眼。
不过，伞兵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惯伞兵。
几乎所有与快速纵队打过交道的单位都对伞兵有着相同的评价：“傲慢娇气”、“少爷兵”、“花架子”……虽然不中听却是老实话。
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
有些举动确实属于装模做样。比如，几乎每个伞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钢笔，而实际上，伞兵作战的时候很少需要写字，这样的做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高素质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有些“装模做样”却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伞兵这样的特种部队一般不允许借住民宅，所以他们外出时都携带着美式帐篷和尼龙睡袋，而其他部队的人却不认识这些洋玩意，就指责伞兵“娇贵”，说他们“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蚊帐和被褥，不愿意吃苦”。
说起来，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还要算是伞兵的补给。伞兵总队属于空军，物资供应是根据空军的标准发放的。外出作战的时候由兵站部配备给养，从饼干香烟糖果到猪肉牛肉胡萝卜罐头，林林总总一大堆，让陆军看了直眼红——这其实并不是伞兵矫情，而是美国人定下的规矩。按照美军的条例，伞兵不许在战场上就地征粮，就连饮用水都必须预先消毒、烧开、集中灌装，所有吃的喝的不仅有卫生标准还有营养标准——其他部队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他们看见伞兵刷牙就觉得不顺眼，再看见美国罐头就更加不痛快，认为这帮“公子少爷”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不是来打仗的倒像是来旅游的。
在战场上，伞兵与周边部队不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兵种待遇之间的隔阂，所以始终无法与协同单位和睦相处。空军的呆板的条例和伞兵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使得第三快速纵队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总是与友邻部队格格不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并没有与其他部队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们觉得，保持高傲的架势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派头。
7月份正是鲁南的雨季，通往滕县的道路泥泞不堪。交警总队的官兵个个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伞兵们却披着美式雨衣，穿着高腰皮靴，军容严整地安坐在大卡车上，对路边的叫骂声不屑一顾。
7月19日中午，快速纵队到达滕县以南三十公里的官桥镇，从这里已经可以听见北方传来的阵阵炮声。打开电台，接收机里立刻就响起一片歇斯底里的喊叫——滕县守军不停地央求援兵赶紧向县城靠拢，说他们正遭到解放军主力的围攻，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位于津浦铁路上的滕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台儿庄战役的战场（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在此牺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滕县。1945年12月，滕县被共产党攻克（八路军山东8师师长王麓水在此牺牲），直到1947年2月，国民党才在重点进攻中夺回县城。而五个月之后，滕县又再次受到华野1纵和4纵的围攻。
这时候，守卫滕县的是整编第20师（杨干才部）的四个团，他们属于杨森的川军，战斗力很一般。不过说来也怪，川军部队在滕县这个地方总是特别能打硬仗。华野1纵从7月14日起发起攻击，打了一天没拿下来，4纵接着加入总攻，又打了四天还是没拿下来——杂牌川军愣是顶住了华野战斗力最强的两个纵队的冲击。
19日这天，抵达官桥的快速纵队如果照常行进，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投入战场。可马师恭司令一边要求守军继续坚持，一边却又命令伞兵“以接触队形前进”。这样一来，快速纵队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达滕县。
军队的行进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同一支部队在同样的道路上运动，由于任务要求不同、装备携带量不同、战场环境不同、行军队形不同，移动速度会有很大变化——从根本上说，部队能走多快、走多远，并不取决于士兵的素质，更大程度上是由领导的意志决定的。
摩托化步兵正常的接敌距离是五公里，从官桥到滕县县城大约三十公里，如果采取救援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投入战场。但这样的方式警戒性较差，容易落入“围点打援”的陷阱。而在当时，快速纵队并不知道围攻滕县的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因此，采取谨慎保守的移动方式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所谓“接触队形”实际上是个环形队列，由步兵分队把装甲和辎重包在圈子中间，前卫和侧翼都是徒步搜索的侦察兵，主力集团则相互呼应着慢慢往前挪。
坦克也缩在保护圈里，走一走，等一等，真像是乌龟一样。泥泞的路面影响了战车的性能，那些洋机器开开停停地就出了故障，光冒黑烟不动弹。蒋纬国的部下都是些半吊子，只会开车不会修车。马师恭司令没有办法，只好让伞兵和汽车兵中懂得机电知识的人都去参加“坦克会诊”。蔡智诚也客串了一把修理工，还趁机坐了一回坦克。不过，那铁疙瘩虽然外表很威风，其实并不舒服，蔡修理工在里面呆了一个小时，出来却呕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
行军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清闲，只有炮兵们忙得不行。队伍每前进两三公里就停下来备战，等待警戒分队的侦察结果。这时候，炮兵就赶紧把大炮拖到田野里布防，还要挖一条圆形的助锄沟——因为谁也不清楚敌人将会从什么方向出现，所以必须保证360度都能够开炮——等他们把坑刨成，把炮位架好，车队却又开始挪动了，炮兵们只好骂骂咧咧地收拾东西……整个下午都看见他们这样来来回回地瞎折腾，逗得蔡智诚呵呵直乐。他心想，幸亏当初我没有留在207师里当炮兵。
走了一下午，只前进了十多公里，晚上在南沙河宿营，滕县方向的枪炮声响了一夜。
20日凌晨，伞兵们正在吃早饭，头顶上突然“咻—咻”地飞过几排炮弹，吓得蔡智诚丢下饭碗就往队部跑。这时候，直属队的队长们都聚集在司令部的门口。大家相互打听了一番，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正琢磨着这几排炮是什么意思，参二官（负责军情的参谋）出来通报说：“滕县方向，直接效力炮，看样子共军要撤了。”
所谓“直接效力炮”是指不经过试射修正，直接多炮齐射的炮兵战术。这种方法当然更具备战场打击的突然性，但除非是固定炮位，而且事先预备了精确的坐标，否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头。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采取这样的干扰性质的射击方式往往是要弃阵转移的先兆。
得知解放军要撤，国军立刻精神大振，二十辆战车率先冲锋，伞兵在连续击溃华野后卫部队的两道阻击之后终于进入滕县与守军会师。当天中午，快速纵队和整20师向南京和徐州报告了“滕县大捷”的喜讯。
虽然是“大捷”，但滕县的局势其实够玄的。解放军已经炸垮了北门，其他几座城墙也被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援兵如果再晚来一会，整20师肯定就完蛋了。
滕县的城墙是夹层构造，外壳是青石砖，里面包着的是夯土，解放军的坑道穿透了外侧的石墙，再在夯土底下掏药室、埋炸药。通常情况下，炸药一爆，夯土往下塌，城墙也就垮了。可是鲁南这一带的土质特别黏，连日大雨之后，被水浸透了的夯土全都粘成了一块，怎么炸也不塌。这才保住了大段城墙，救了整20师的命。
但即便是这样，解放军也攻克了北门，占领了火车站。快速纵队进城的时候，铁路旁边的仓库全都燃起了大火。马师恭司令赶紧指派第二交警总队的人去救火——他们是铁路警察，干这活是他们的老本行。
战场上到处是弹坑。攻守激战的时候，由于双方的距离太近，国军大炮的射界升到最大仰角都不够，榴弹炮干脆立起来变成了迫击炮——蔡智诚他们瞧见20师的炮兵阵地都吓得直咋舌头：“这要是再耸高一点，炮弹出膛就直上直下了，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滕县城里一片狼藉，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国共两军的阵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军遗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师师部附近——据说华野1纵3师的一个营突破到这里的时候被阻断了后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结果全部打光了。
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没合眼，全都累晕了，一个个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样。有的人躺在死尸旁边就睡着了，怎么摇也摇不醒，所以清理战场的时候必须先用烟头在鼻孔上烫一下，看看他动不动，要不然真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把睡觉的人给活埋了。
不过也有睡不着觉的，蔡智诚就遇到一个老兵。他坐在废墟上，拿着一截草根放在嘴里嚼，说自己被硝烟熏得舌头发苦，连酸味甜味都尝不出了。于是蔡中尉就摸出两颗美国水果糖递给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纸包装的高档货，老兵从来没见过，他欣喜地端详了半天，却又仔细地用布包好，揣进怀里，说是等回家的时候带给孩子吃。
“你家在什么地方？”
“四川泸州，五年没回去了。”
“……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帮你寄回家去。”
几天以后，蔡智诚按照老兵的地址，用军邮往泸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
滕县之战是十分惨烈的，整20师守军遭到严重打击，华野的损失也很大。据《粟裕回忆录》记载，“第1、第4纵队的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性减员亦各约五千人”——这其中，“战斗伤亡”主要出现在滕县周边，而“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一些。
7月20日之后的几天，蔡智诚他们尾随着“叶陶兵团”，在滕县、峄县和枣庄一带兜圈子。快速纵队并不担心第1、4纵队在附近打转，只要他们不能到鲁西与“陈唐兵团”会合，不能回鲁中与陈毅主力聚集，等国军的五个整编师赶到鲁南以后，就可以将这两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消灭在运河和沂河之间。
那几天，快速纵队始终与“败退的共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白天接触袭扰，夜晚就后退到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以外，用总部的话说就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缠斗的过程中，与伞兵交手比较多的是解放军廖政国部的第1纵第1师。
有天上午，特务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一帮从解放军那边跑过来的投诚士兵。问过之后才知道，这伙人原先都是整编第74师的国军，现在又“哗变反正”了。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使得马师恭司令十分开心，他吩咐特务队腾出帐篷，拿出罐头和饼干，让“起义”的弟兄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在安排接待的时候，一个贵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诚的兴趣。
“兄弟，是贵州人么？”
“是啊，老乡，我叫罗华，镇远的。”那位老兵显然也听出了蔡中尉的乡音。
抗战期间，贵州镇远有个“镇独师管区”，是专门为74军补充新兵的后勤基地，李天霞、张灵甫等人都兼任过这个师管区的司令。1942年，罗华在镇远县入伍，先是在师管区进行了四个月的训练，然后就被编进了58师。在19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战役中，这位74师58旅机枪手的子弹打光了，只好举手投降加入了解放军。可到了7月22日，他又携枪逃回了国军。
华野1纵和4纵的“非战斗性减员”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根据蔡智诚的回忆，仅由直属队（特务队和侦察队）收容的原74军官兵就超过了四百人。这些脱逃人员大都被送往徐州，编入了重新组建的整74师——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诚的贵州老乡就被留下来当了伞兵。
刚开始，参一官（主管人事的参谋）还有点不大同意。因为按照规矩，伞兵缺员只能从补充团里调拨，各战斗队是不许自行招人的，而且这个罗华也不会跳伞，不符合伞兵的标准。可蔡智诚却表示：“不会跳伞可以学，容易得很，但打仗的本事是阎王爷教会的，一时半会地学不成。”游乐智队长也说：“如果你们参谋处能给我几个19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们参谋处的麻烦。”
那个参一官犹豫了好半天之后总算答应了，罗华于是就成了特务队3分队的军士长。
可是，这位新来的部队上士刚上任就提出一个要求：遇到华野1纵1师的时候，他只参战、不打枪。理由是“人家饶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马”——还真有点关云长的味道。
不打枪就不打枪，蔡智诚挺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候，国军的五个整编师已经在鲁南对叶陶兵团展开了围攻。徐州绥总给华野1纵起的代号是“西瓜”，把4纵叫做“面包”，吃西瓜吃面包容易得很，不劳罗华上士动手也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