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编74师的覆亡并没有抑制住国民党的嚣张气焰，1947年5月下旬，“徐州陆总”重新集结起九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旅），对山东解放区发起了第三次“重点进攻”。国民党军自莱芜、蒙阴一线向东北方向推进，企图与华东解放军（二十七个旅）在鲁中地区进行决战，一举打通胶济铁路，攻占烟台和蓬莱，并最终达到切断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联系的目的。
与前两次的“重点进攻”不同，这一次，国民党军在对正面目标发起攻击的同时，也派遣部队对战线后方进行了治安清剿。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遇到强势攻击的情况下，共产党主力通常都采取大踏步后退的方式避开国军的进攻锋芒，只留下地方部队在战线后方周旋，袭扰敌方的交通和补给——国民党军在前两次“重点进攻”中吃够了这样的苦头，特别是在5月上旬的孟良崮战役之后，各路将领都把救援不力的原因归结到“土八路的破坏”上。因此，从5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就对山东鲁南军区发动了大规模围剿。
6月5日，正在徐州进行整编的第三快速纵队接到命令：“沿台儿庄、峄县、枣庄方向搜索前进，寻机歼灭共军鲁南军区张光中部。”当天下午，蔡智诚他们整装出发——这是快速纵队组建以后的头一次行动，装甲兵和炮兵都没有参加，真正上前线的只有汽车团和一帮伞兵。
蔡智诚这时的职务是特务队第3分队的中尉分队长。
“总队直属特务队”下辖五个分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连，队员主要来自伞兵2队和16队，全都是抗战期间的老兵。特务队长游乐智少校以前是16队的队长，副队长则是原先的2队队附刘盛亨，而蔡智诚的这个第3分队是以衡阳空降时的2队2分队为基本班底的，海国英和“唐僧”陈保国等人都在这个队里。蔡中尉既可以受到老上司的呵护又能够得到老部下的支持，分队长的差事并不难当。
6月7日，快速纵队通过台儿庄、峄县，沿台（儿庄）潍（坊）公路向北推进，伞兵第7队和特务队共同组成纵队的前卫，交替突前互相掩护。
伞兵7队隶属于二大队（第6至第10队），是有名的“模范单位”，每次竞赛评比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战斗力很强。他们的蔡振武队长和特务队的游乐智队长都是湖北黄石人，而且好像还是什么亲戚，两位队长一路上都在对讲机里说说笑笑，“哥哥”“弟弟”的叫得十分开心。
相对而言，刘祝多中校的“聊天”就不那么痛快了。刘祝多是参谋三科（作战科）的科长。当时，支援大队的两架侦察机轮流升空，在天上配合伞兵行动。刘科长就带着空地电台跟着前卫部队一起走，专门负责与飞机进行联络——大家都说他这是真正的“聊天”。
刘科长一路走一路对着天上喊话，飞行员每次都回答“一切正常”。到后来地面上都开打了，天上还是“没情况”，刘祝多顿时有点火大，开骂说：“瞎眼睛，什么破侦察机。”空军一听见这话就掉头把飞机开回了徐州。结果是临阵耍脾气的飞行员屁事没有，出言不逊的刘中校却挨了个处分。从此以后，谁再担任“聊天”的工作都变得客客气气的了。
其实，6月7日那天有没有侦察机都无关紧要，因为地面部队已经咬住了目标。
下午3点，前锋部队在公路上遇到鲁南军区特务团的阻击，双方打了十几分钟。等蔡智诚他们赶到战场的时候，第7队已经突破了对方的防御。蔡振武少校正在马路边上审讯俘虏，他瞧见游乐智就挥挥手，指着苍山县的方向说：“张光中就在前面，你先去追，我马上跟过来。”
听到这个消息，特务队没有下车，直接越过第7队向前搜索。
追到墩村附近，前面的卡车被地雷炸翻了，全体队员立刻展开了攻击队形。
试探性进攻之后，游乐智判断对面的兵力大约是一个连，除了轻机枪以外没有重武器，于是就命令3分队先绕到墩村背后进行拦截，“堵住当官的，别让张光中溜了”，并且说，“给你四十分钟时间，我这里十分钟后发起攻击，半个小时解决战斗”。
蔡智诚答应一声，带着部下就开跑。当他迂回到墩村北面的麦田里的时候，主阵地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
等了半个小时，没看见阵地方向有败兵退下来，却发现从后面来了一群人，有的背着口袋，有的扛着担架，正急匆匆地朝墩村方向走。他们一看到麦田里的伞兵，转身就往回跑。蔡智诚高声喊道：“不许跑！谁跑打死谁。”接连打倒了几个不听话的，其他人才丢下东西，站住了。
这群人的布口袋里装着大饼子和煮熟的麦粒，看样子是支援前线的民夫队。队伍里面大多数是老百姓，只有两三个士兵，其中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没有枪，腰间挎着个黄铜军号，大概是个通讯员或者司号员。蔡智诚看见他光着脚丫，腿上划出了血印子，就问他：“赤脚大仙，你的鞋子呢？”
“昨天跑掉了……”赤脚大仙低着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可不行，当兵的怎么能没有鞋子穿”，蔡智诚觉得这小兵蛮好玩的，就叫一个民夫把鞋子脱下来给他。可那小家伙却坚决不干：“不要不要，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呵呵，小东西还挺懂规矩。”围观的伞兵们全都乐了。
游乐智队长说他半个小时就能够解决战斗，可打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突破墩村。蔡智诚听见阵地上传来隆隆的炮声，知道后续部队已经投入进攻了，因为特务队是没有迫击炮的。
天擦黑的时候，伞兵的车队终于从墩村方向开了过来，领头的吉普车上坐着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姜键。蔡智诚迎上前去报告：“特务队3分队奉命拦截溃兵，但没有发现目标。”
姜键中校回答说：“本来就没有溃兵，整个连都打光了，这帮共军还真够硬气。”
卡车开到了麦田跟前，那位小“赤脚大仙”却还在一个劲地东张西望，不肯上车：“老总，我们连长呢？”
“别找了，打死了。”蔡智诚告诉他。
“王八蛋！把我们连长害死了，你们这群王八蛋。”光脚的小俘虏放声大哭，不顾一切地咒骂起来。
攻占墩村之后，快速纵队兵分两路，主力进攻杨庄。二三大队和特务队继续向东推进，于当天夜间控制了沂河西岸的南北新汪村。
至此，鲁南区党政军机关和五万多民众就被国民党军围住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47年5月，面对国民党前所未有的大举围剿，鲁南区党委、鲁南行政公署和鲁南军区决定分路突围。第一批机关人员辗转到达了渤海区，第二批原准备转移到微山湖西岸的金乡、鱼台一带，结果半路上被整83师给堵了回来。
整83师是由第100军改编而成的，也属于国军精锐。在5月中旬的孟良崮战役中，83师消极怠工坐视74师被歼灭，结果师长李天霞被蒋委员长请去喝茶了。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个刺激，代理指挥的周志道副师长在这次“清剿”行动中极为卖力，一路穷追不舍。
鲁南机关西行不成，只好退回抱犊崮根据地，但整83师又随即跟了过来。这时候，周围的运河县（今台儿庄以北）、邳县、枣庄、峄县、费县、临西、邹县、滕县、平邑、泗水、临城、双山……等县区乡村的干部、民兵骨干、军队家属和群众积极分子得知总部转移的消息，也全都往根据地跑。逃难民众就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总数超过了七万人。
行署和军区事先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迫于形势，区党委书记傅秋涛（开国上将）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只好带着大家一起走。于是，这支编制混乱、拖家带口、规模庞杂、熙熙攘攘的军民队伍就在四面围堵之下，吵吵嚷嚷地东奔西走，既不能保证行动秘密，也无法加快行军速度。
担任掩护的部队只有六个团，除特务团和三分区19团战斗力稍强以外，其他团都是刚由民兵改编的游击武装。部队武器差、经验不足，前突后挡的保护着七万人突围，实在是力不从心。6月7日，逃难大军通过磨山镇的时候还剩下五万人左右。当天夜里，从北边追赶而来的整83师占领了沂河边的东蔡村，南边的快速纵队控制了杨庄至新汪一线，而整33军（冯治安部）则据守在沂河东岸，从而把共产党的干部群众包围在耿墩、涌泉等十几个村子里——既无险可守，也无路可逃，形势危在旦夕。
按计划，国民党军将于第二天凌晨发起三面合击。如果真这样做了，傅秋涛、张光中等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但就在这时，老天开眼。6月8日清早，鲁南地区突然迎来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
蔡智诚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
暴雨从拂晓时开始下，刚开始还能分辨得出刷刷的雨声，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片铺天盖地的水雾，满耳朵尽是“轰隆隆”的嘈杂，四周的一切都被笼罩在银亮的迷茫之中，两三米以外就看不清人了。
士兵们都躲在屋里不愿意出去，各级军官也都纷纷要求取消行动。下这么大的雨，不仅瞧不见目标，就连路也走不稳当，还能打个什么仗？
下午四五点钟，雨小了一些，可部队还是没法出动。苍山县南部一带尽是黏土，大雨之后道路又烂又滑，汽车根本就无法行驶，伞兵的弹药都是由卡车运输的，如果改成徒步作战就必须重新调整装备基数，折腾下来起码需要两个小时，到时候天已经黑了。
于是，整整一天，蔡智诚他们都没有出门。
国军各部之所以轻易地推迟原定的合围计划，一方面是因为不愿意吃苦，另一方面也是以为对方反正已经无处可逃，晚一两天动手似乎无关紧要。他们没有料到，6月8日，鲁南数万名党政军群众居然冒雨渡过了暴涨的沂河，并于9日突破了河东岸的国民党军的封锁，完成了山东解放史上艰苦卓绝的“六九大突围”。
9日上午，天气放晴，伞兵们离开新汪村，沿着沂河徒步向北搜索前进。
部队刚出发，蔡智诚就发现河岸边有许多从上游冲下来的尸体和物件，于是估计到包围圈里的共产党部队已经冒险渡河了。不过，这时候的伞兵并不担心他们渡河，因为河东岸驻守着整33军的两个师。几道防线密封得跟铁桶似的，突围的人群即便是过了河也没处跑——可没想到，几万军民过了沂河以后，居然立刻就像泥牛入水似的失去了踪迹——直到后来，当蔡智诚知道了33军副军长何基沣和参谋长张克侠的真实身份以后，才对当时的一切恍然大悟。
沿着沂河向北行进，特务队和第7队依然担任前卫。虽然一路上不断发生零星枪战，但此时的对手已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中午，部队接近麻湾（现在叫“马湾”），前哨发现一股部队，几个伞兵分队立刻围了上去。蔡智诚看见十多个共产党军队的战士趴在地上死战不退，掩护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朝河里跑。暴雨过后的水流很急，那位领导稍微犹豫了一下，随后就被狙击枪手打死在河边了。从这人的身上搜出了张光中的一个笔记本，蔡智诚还记得上面写着“应该高度重视民兵建设，不能简单地派犯过错误的干部去民兵队伍里工作……”之类的话。伞兵们于是就认为自己打死了共产党的鲁南军区司令员，南京的报纸也很快登出了“击毙鲁南匪首张光中”的消息，特务队长游乐智还因此受了奖。
牺牲在河边的当然不是张光中，因为张光中和傅秋涛已经于头一天夜里渡过沂河了。这位烈士也许是军区或者某分区的干部，也许是行署或者某地委的领导，在当天的包围圈里，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9日中午，快速纵队与83师在麻湾会师，接着又转向西面进行扫荡。
从核桃园、涌泉、耿庄，一直到磨山镇，随处可见丢弃的行李包裹，一路上尽是遇难者的尸体。大部分死者的身上并没有弹痕，很多人都是因为在暴雨和泥泞中长途奔跑，筋疲力尽气竭而亡的。有些人倒在泥潭里，鼻孔和嘴巴上全是黏土，似乎连抹去脸上的淤泥的力气都没有，就这么给憋死了。在旷野里，蔡智诚发现了一百多具担架。担架上的人全都泡在泥浆里死去了，可医护人员却仍然静静地坐在旁边，陪伴着他们。游乐智队长下令不许伤害那几个卫生兵——大家都是扛枪打仗的，谁都希望自己能够遇到如此尽责的护士。
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段上究竟有多少人遇难，不知道。蔡智诚的印象是“至少上万”，马甲我也没有查到具体的数据——这也许是无法查清的，因为当时的逃难群众并没有统一的编制。对死掉的人，国民党军埋了一些，当地民众埋了一些，共产党回来以后又埋了一些，所以没办法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有个数字可以参考：6月8日，仅鲁南军区机关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干部在突围途中“累死”（不是阵亡）；19团9连是突围成功的队伍，但这样的主力连队也有13名战士“累死”在泥泞里。组织严密的军区机关尚且如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区、地委、县区乡的干部，那些民兵、伤病员和军队家属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无论如何，总部机关冲出去了，大部分领导干部和党政军骨干也渡过沂河，完成了突围。
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帮忙，但担负墩村防御任务的19团7连的艰苦阻击却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争取到了宝贵的三个小时，快速纵队6月7日下午就可以进抵涌泉村。那将会使得逃难军民无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围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防守墩村的是鲁南军区三分区19团3营7连，该连除20人被俘外全部阵亡。3营营长王严文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也于第二天，也就是1947年6月8日牺牲。
写到这里，说句题外话。
看电影《集结号》的时候，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9连’或者7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9连”或者7连、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个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其实并不明白“9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9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只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阐释得出牺牲的真谛呢？
6月9日，总部机关突围了，但仍然有许多人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快速纵队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尽的被围困者，从中甄别出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区长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产党干部，并随即就把他们移交给了保安团（7月2日，国民党费县县长杨均亚将其中的210名党员干部活埋杀害了）。
伞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里的战俘，是因为他们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6月，正是夏麦成熟的季节。国军对鲁南的清剿虽然全面告捷，但由于没有建立起组织机构，一时半会还无法进行征粮。而这时候，全国各地的“反饥饿”运动正整得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苏北和苏中，指望着用“恢复区”的麦子给城市救急。
苏北和苏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这时虽然被国军占领了，但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在坚持活动。从解放区失陷之日起，淮海区党委就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纳税、反交粮”斗争。进入麦收季节后，又组织民兵武装开展“保麦运动”，使得国民党的征粮计划无法落实。因此，当鲁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总部就立即调遣快速纵队赶赴苏北各地“武装护粮”，为地方保安团撑腰打气。
特务队和二大队被分派到了苏北的东海县。
东海县毗邻连云港，在陇海铁路的边上，这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两股势力，一部分属于“还乡团”，他们缺乏训练，只会打人不会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军独立旅3团的旧部，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军心涣散，与国军部队貌合神离。
“独3团”的团长刘庆余（刘福龙）原先是青帮出身的土匪，历史上有血债，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刘部到潼山根据地休整期间，潼山的几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状，揭发刘庆余曾经杀害过无辜百姓。县委一调查，情况属实，当即就召开公审大会，把刘团长和几个部下都枪毙了。这个举措当然是为受害群众报仇雪恨，但同时也让许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于是他们就拖枪叛变，投奔了保安团。这批当过新四军的国民党保丁与其他国军有隔阂，与“还乡团”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来总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6月初，东海县保安团组织了11支征粮队，还设置了7个“麦场”。但他们一下乡就被民兵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结果损失了一百多号人马只收来四斗麦子，把第八行政区的夏鼎文专员气得不行。夏专员是东海县人，还是位国大代表，家乡的征麦情况关系到他的政绩声誉。看到保安团不顶用，他就请整编第28师（李良荣部）的国军帮忙“护粮”。整28师派来一个团（52旅155团），到东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个营长，立刻就吓得缩在县城不敢出门了。夏专员没有办法，只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这才把伞兵部队调到了东海县。
快速纵队是国军精锐，蔡智诚他们刚刚在鲁南打了大胜仗，趾高气扬，根本没把“土八路”游击队放在眼里。一到驻地，军官们就催着问“什么地方需要护粮？”听保安团说东北方向的游击队比较活跃，如果先把那边的麦子收回来将更能够打击共产党的士气，于是就往东海县的东部开去。
几十辆卡车载着六个伞兵队，车队后面还跟着保安团、复仇团以及国民党的区长、乡长们。马车、骡子车排了一长串，踏得马路上尘飞土起，真是浩浩荡荡，威风十足。
行进途中，蔡智诚发现路边的麦子已经被收割了一半，就问那是什么人干的。保安团回答说：“还有谁？土八路呗，他们出来转一圈，大片的麦子就不见了。”
第二天，队伍来到苏鲁交界处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庄稼地里空荡荡的，一颗麦穗也见不到。复仇团的一帮乡绅地主绝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麦子，我的果园，我的房子……”
于是，保安团就冲进各个村庄，翻箱倒柜、掘地刨坑，抓人搜粮食。
实际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非法分配的农地，一律由县政府征收，然后再放领给佃农”，并要求“地主不得对土地使用者采取报复行为，不得藉口收回土地”。这个《办法》的目的是维持解放区的土改结果，不影响农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并以此与共产党争夺民心——但事实上，这个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产党是通过“直接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而国民党则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通过中间层，也就是通过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实施土地改革。这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依靠“既得利益群体”对权利集团自身实施改革，无论规划多么完善，口号多么动听，都不会有本质性的效果。
一旦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绥靖区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还乡团”和“复仇团”的凶残暴行。地主武装肆意追讨财产、疯狂杀戮民众，官员则听之任之，军队则助纣为虐，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办法》最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除了加深民众的仇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护粮”队在沙河住了两天。这两天，保安团在当地追得鸡飞狗跳，所到之处尽是哭喊声和叫骂声。
蔡智诚他们也被共产党的民兵折磨得够呛。国军白天要到各村去“护粮”，到了晚上，游击队却不让他们休息。夜里刚躺下，外面忽然响起了“咣咣当当”的机枪声。大家急忙全副武装地跑出去搜索，才发现是个破铁桶子里面放炮仗。反复折腾了几次，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正准备在鞭炮声中睡大觉，“咣当”一下，真的来了，哨兵被打翻在门口，床上的人只好又爬起来继续搜索……蔡智诚接连两个晚上都没能合眼，整到最后，脑袋瓜子晕晕乎乎的，走路都有点打漂。
忙碌了两天，终于翻出了两万斤麦子，护粮任务总算大功告成。国军凯旋回营，沙河区的区长也要跟着跑。临走的时候，这位区长老爷还四处打招呼：“我先把征粮款埋在区公所的院子里，过几天再来发给大家。”
蔡智诚觉得挺纳闷：“嚷得那么大声，别人不都知道藏钱的地方了么？”
2分队的队长石家勇笑着说：“别信他的，那院子里要是真的有钱，我把脑袋输给你。”
石家勇是从军官总队调来的老兵油子，区长的猫腻当然瞒不过他的眼睛。据他介绍，绥靖区的各个县区都有一笔钱，名义上是“征粮款”，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发到农民的手里。区长之所以高声透露藏钱的位置，无非是想找个“公证”。等国军开拔、共产党回来，这区公所自然就成了游击队的地盘，逃回县城的区长可以推脱是“共军抢走了粮款”，那笔钱也就合情合理地被他独吞了。
不管怎么样，只要弄到了粮食，这一趟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可虽然是“凯旋”，回城的路途却并不顺当。老百姓在马路中间栽了木头桩子，卡车过不去，只好不断地下车清除障碍，一路上磨磨蹭蹭，走的时间还没有停的时间长。遇到停车的时候，游击队就躲在路边打冷枪，一会儿打中了马，一会儿又打死了骡子，整得卡车上的伞兵也不敢露头，趴在车厢里十分紧张。
车队经过一个隘口，坡坎上站着一个傻小子，鼻涕邋遢，裤子破得露了腚，伞兵们指着他直乐：“嘿嘿，瞧傻子嘿。”却没想到那傻小子突然从破裤裆里掏出一颗手榴弹，“嗖”的一家伙就扔了下来。等当兵的反应过来再追上坡坎，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手榴弹落在2分队的卡车上，当场炸死了两个人。石家勇上尉气得直骂：“这是什么邪门地方，连傻子都会甩手雷！”
在路上，蔡智诚发现先前那些被收割了一半的麦子地现在居然连一颗麦穗也不见了。保安团的人直叹气：“坏了坏了，土八路肯定又出来转了一圈。”
这情况让“护粮队”觉得十分沮丧。早知如此，何必大老远地跑到沙河区去穷折腾，把这里的麦子割了，怎么也不止几万斤呀。游乐智队长连忙催促大家：“快走快走，快回县城去，别东边的粮食没收到，西边的麦子又被割光了。”
幸亏，东海县西部的麦子还是好好的。可麦子虽然在地里，老百姓却全跑不见了，找不到人收割。
伞兵不会干农活，保安团也不干，还乡团的一帮地主又割麦又打场，成天累得跟狗一样也整不回来几袋粮食。
人手不够怎么办？去抓。一天早晨，有个地主喜滋滋地跑来报告，说他发现了劳动力。蔡智诚立刻带领部队围追堵截，把那些老百姓全抓了回来。原来，这三十多个农民都是本村人，因为逃出去的时间长了，有点不放心家里，所以想溜回来看看情况，结果就被伞兵给逮住了——这下好办了，有了壮劳力，那一天的成果大为增加。
到了晚上，军士长陈保国向蔡智诚请示：“这些农民怎么办？要不要关起来？”
蔡智诚说：“关老百姓干什么？那不成了绑票的土匪了么？”
于是就让农民们回家睡觉。到了半夜，哨兵跑进屋报告说“村民跑了”。蔡智诚连忙追到村口，看见陈保国正在那里鸣枪警告。他不朝天开枪还好，越打枪，老百姓跑得越快。蔡智诚急了：“你这个狙击手，倒是认真瞄准一个呀。”
“唐僧”把枪一收，板着脸回答：“杀老百姓？那不是比土匪还坏了么？”
蔡智诚也就没再说什么，回屋睡觉去了。
抓来的农民跑了，只好去招募临时工。
位于东海县和沭阳县之间的潼阳镇是苏北的旱码头，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很多。蔡智诚他们就开着大卡车，跑到镇上去招人。一帮伞兵把住路口，先是喊“一天十斤麦子，管吃管喝”，看看没人理睬，又改口嚷嚷：“二十斤麦子一天，包吃管饱！”咋呼两个小时，总能忽悠来一卡车民工。
7月上旬的一天，伞兵又去潼阳镇“招工”，吆喝一通之后就到馆子里吃午饭。那天也不知是个什么鬼日子，“唐僧”非要吃斋不可，饭馆子做的素菜他也不吃，嫌人家是用油锅炒的，荤腥味太重，宁愿就这么饿着。
到了下午，军车往回返，经过一个小村庄，看见炊烟袅袅，好像是有人正在做饭。蔡智诚就让车子停下来，钻进屋里问“主人家，有没有素食？”那屋里只有一个老头，他回答说：“我家里从来就只有素菜，不见荤腥。”蔡中尉顿时很高兴，赶紧让唐僧到这户人家来化缘。
但是，老头的饭菜还没做好，让整车的人等着唐僧吃饭又不太合适。陈保国就说：“你们先走吧，我搭2分队的车回兵营。”那天，石家勇他们也在潼阳镇招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能经过这里，蔡智诚于是就跳上车走了。
车子一路开得飞快，可蔡智诚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陈保国是他的老战友，抗战期间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对这个罗里罗嗦的部下始终带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卡车已经快到军营了，蔡智诚还是命令立刻掉头，回去接唐僧。
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小村子空空荡荡的，只有陈保国一个人躺在院子里，脖子被砍断了，步枪也不见了。
蔡智诚说，战争期间，他见过无数的死人，但他只为陈保国一个人哭过；在战争期间，他做过许多坏事，而最坏的一件，就是在那天，他亲手点火把整座村子都烧掉了。
烧房子的滋味并不好过。
那天夜里，蔡智诚想起自己弃笔从戎的初衷，想起自己曾经痛恨过那些殴打平民的军官和士兵，想起自己曾经盼望着投身一支利国利民的高素质军队。而如今，自己却成了一个纵火报复的匪徒，比以前那些兵痞有过之而无不及，内战的疯狂，正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一条邪恶的不归路。
蔡智诚烧房子的时候，他的部下看见了，2分队的石家勇他们也看见了，大家都知道蔡智诚与陈保国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并没有谁出来阻拦他或者责备他。晚上，姜键大队长还特意跑来安慰小蔡，好像对他的野蛮行径十分理解。
不过，蔡智诚的心里依然很不痛快。他对姜队长说：“咱们成天不是抢粮食就是抓老百姓，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去山东找共军主力干一仗，总比在这里和民兵伤脑筋要强得多。”
两天后，他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