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在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之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部队在撤退的环境下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近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战士”，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什么时候分地给我们？”指导员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们家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贵州人掐指一算，这里距离老家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轮到自己分田不知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不如就近开溜，回国军那边混一混或许还来得更快当一些……于是就开路逃跑了。
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解放军，可罗华掌握的情况却不少，分析起政策来也是头头是道，“共产党的土改对我不合适。他们那边分了地，只许种不许卖，实在不方便”——这家伙原本是内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会种地，他“授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本钱做买卖，要是让他拿锄头当农民，他才不干呢。
1947年7月24日，快速纵队收复峄县，罗华也在这里穿上了伞兵的制服。
收复峄县其实很容易，因为县城里只驻扎了解放军的粮秣站和宣传队，快速纵队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
那些日子，叶陶兵团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镇或者主要交通线，总是在峄县（枣庄）以北、滕县以东、费县以西的“滕费边”地区游弋。说起来，这“滕费边”原本是抗日老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曾经叫“双山县”，后来为了纪念八路军8师师长王麓水烈士，又改名为“麓水县”，共产党政权的时间很长，所以解放军在这一带运动也应该属于“内线作战”才对。可是，1947年6月份的时候，根据地的干部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参加“六九大突围”跑到滨海区去了，弄得地方组织分崩离析，当地老百姓也对形势有些疑虑了。结果，第1、4纵队在老区活动，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补充，“内线”条件就变成了“外线”，根本站不住脚。
这时，“滕费边”地区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的政权，纯粹是个真空地带。快速纵队则充分发挥机动性能较强的特点，成天尾追缠打，搞得叶陶兵团十分难受。
电影上的解放军经常有两句话：“我们的两条腿，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把敌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病的拖垮了”……这是实情，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但话又说回来了，能够把带汽车轮子的国军拖垮，两条腿走路的解放军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伞兵们每天都能抓到许多俘虏。其实，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掉队人员”更加准确一些。因为抓来的人全都筋疲力尽，衣不遮体，不是有伤就是有病，个个奄奄一息，有的在半道上就牺牲了。
不过，也有个别精神特别好的。
有天早晨，特务队担任侧翼搜索，突然发现路边的瓜棚里探出几个脑袋。尖兵连忙举枪咋唬：“站住！干什么的？”
“看瓜的”，回答得理直气壮。
看瓜的？想蒙冤大头呢——延绵数日的大雨，接二连三的打仗，各乡各村的老百姓跑得精光，西瓜全都烂在了地里，哪里还用得着看守瓜棚——蔡智诚二话不说就把一帮“疑犯”提溜上了车。
上车一打量，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板起面孔一吓唬，立马就招认了：他们是某纵“娃娃班”的——“娃娃班”其实是个随营学校，娃娃兵们除了学习文化以外，平时还帮着搞搞宣传或者给卫生队打个下手什么的——这几个小孩是一个组，组长是个女孩。头天夜里跟着大部队宿营，组长姐姐睡过了头，爬起来一看，别人都走光了，只好稀里糊涂地乱追，追饿了想找几个西瓜填肚子，结果吃着吃着就遇到了国军……
从这样的娃娃身上也问不出什么情报，只好装模做样教训几句：“不老实在家呆着，跑出来捣什么乱？”
“我们不是捣乱！我们是主动出击，消灭蒋匪帮！”
“主动出击？怎么出击到西瓜地里去了？”
几个小家伙干瞪眼不说话，却还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罗华以前曾经看见过他们表演节目，这时候挺来劲地鼓动说：“娃娃兵唱歌满好听，唱一个，唱一个。”
唱一个就唱一个，四个小解放军亮开了嗓门——
天上下雨地下流，万水千山任我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唱得好唱得好，全体国军热烈鼓掌，还拿出饼干和罐头慰劳他们：“来来来，吃东西，我们也优待俘虏。”
说是优待俘虏，可蔡智诚的心里却有点犯嘀咕。
对于内战，共产党的定义是“解放”，国军被八路军抓了就等于是“被解放”了，所以有“优待俘虏”的规矩；而国民党方面的定位却是“戡乱”，因此要把战俘当作“叛乱罪犯”对待。从理论上讲，国民党军也反对杀俘，但实际上所有的战俘都要经过军法处的审判。虽然对“胁从人员”的判罚比较轻（有的遣散、有的甚至还补充进军队），但对党员干部和宣传人员的量刑却很重。这几个小娃娃少不更事，口无遮拦，真要被送到法庭上去，弄不好会被判个十年八年的（山东战区的战俘监狱在江西，河南战区的监狱在湖北），那可就太惨了。
蔡智诚私下里和刘盛亨商量这件事，刘副队长也明白他的意思，笑着说：“几个小孩子又不是战斗兵，随便处理吧。”
于是，四位可爱的少男少女就从卡车上蹦下来，飞快地跑进田野，只在迷蒙的雨雾里留下了他们稚嫩而坚强的歌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战争的急流偶尔也会泛起温馨的浪花，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蔡智诚他们虽然放走了西瓜地里的娃娃兵，却绝对不肯放过更大的“西瓜”——在当时，“西瓜”是华野1纵的代号，4纵的代号是“面包”。
西瓜和面包已经被包围在鲁南的泥泞之中了，等待他们的只有困守和突围两种选择。
困守坚持，没有希望。鲁南根据地的共产党组织已被扫荡得支离破碎，解放军的两个纵队既没有可利用的地形也没有可依靠的民众，绝地游击，断无生机，于是就只剩下了突围一条路。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呢？北边有国军的四个整编师，重兵集结严阵以待；南边是徐州“剿总”大本营，虎视眈眈，守株待兔；西边津浦铁路上的国军部队来往调动迅速；东边的沂河正遇雨季，波涛汹涌形成天堑。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共军只能选择东西两向，极有可能往东走”。道理很明显，首先，6月份的时候，鲁南军区就曾经向西突围过，结果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折向东边才跑出去的，“西瓜”和“面包”应该会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其次，东边虽然有沂河挡道，但冲过了沂河就可以进入沂蒙山区，那里是共产党的铁杆根据地，按照以往的习惯，他们“回娘家”的可能性最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向西突围，即使穿过了津浦铁路，解放军依然处于外线态势，国军照样还可以把他们围起来——刚冲出一个包围圈又再掉进一个包围圈，已经十分疲惫的“西瓜”和“面包”决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各路国军相继赶到鲁南战区，大家在步步推进的同时都在观察、猜测着叶陶兵团的动向。
7月24日，整7师、整48师与包围圈里的解放军发生交火。老7军和48军都是桂系主力，战斗力比较强，打了一整天，解放军就有些支撑不住了。于是从7月25日起，整57师（段茂霖部）和整84师（吴化文部）两支杂牌弱旅也加入战团，快速纵队就被替换下来返回峄县休息。
可是，刚睡了一晚上的安稳觉，26日上午又接到了指示，说是“西瓜”和“面包”已于25日夜间突破当面防御，正向沂蒙山方向逃窜。“徐州剿总”命令鲁南国军全力追击，务必将其歼灭在沂河沿岸——打了这么些天，答案终于揭晓，解放军果然向东突围了！
蔡智诚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恶劣，大雨从头天晚上开始下，下了一整天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快速纵队在雨水和泥泞中艰难行进，不断有车辆发生故障，磨蹭到傍晚才勉强到达齐村镇一带。这时候，前方的道路已经完全被泥浆淹没，根本无法分辨路面，卡车或者翻进了道沟或者被淤泥憋熄了火。无奈之下，全体官兵只得弃车步行，伞兵部队也从摩托化步兵彻底沦为了徒步步兵。
入夜以后，雨更大了。照往常的规矩，部队应该停在原地歇息才是。可这时上级一直催促伞兵尽快探明解放军去向，而伞兵们也记得不久前的遇雨休息而让鲁南军区部队趁夜脱逃的教训，于是稍事休整之后就离开了齐村镇，继续向前追击——这个“坚决的举动”实际上救了伞兵的命。因为就在7月26日晚间，叶陶兵团突然兵分两路：4纵第10师继续向东佯动，吸引追兵，兵团主力则借着雨夜的掩护转头向西，以急行军方式直奔津浦线。而当天夜里，华野两个纵队的六个师就恰好经过了齐村。如果伞兵们还在镇子里面睡觉，非被解放军全歼了不可。
说起来，伞兵总队那天晚上的运气还真是不错。他们在漆黑的夜里一路向东猛走，不仅与掉头西行的叶陶主力擦肩而过，而且还稀里糊涂地超过了4纵第10师，跑到了佯动部队的前头，居然一直没有与解放军遇上面。
相对而言，伞兵副司令张绪滋少将的运气就比较差一点。
那一天，张副司令的身体不大好，在雨地里一瘸一拐地渐渐就落到后卫大队去了。半夜，部下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匹马，老张就带着三两个随从，骑着牲口追赶中军。走着走着遇到一溜队伍也正朝着同方向行进，人家发觉背后来了骑马的大官，连忙闪在一旁让路。张绪滋还以为他们是伞兵，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就跑到中间去了，等到了跟前一打量：“不对呀，头上戴的怎么是日本钢盔？”这才知道是小鬼出门见钟馗——遇上八路了。几个家伙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赶紧脱离接触，等好不容易找到了伞兵总部才指着身后大喊大叫：“共军！有共军！”
说起来，解放军没能认出国军军官是有原因的。一是天黑下雨看不清状况；二是张绪滋他们都穿着雨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露出领章和帽徽；更主要的是，解放军根本没想到伞兵部队会打破常规在雨夜里出动，他们还以为这时候摸黑赶路的都是自己人呢——结果就阴差阳错地把送到嘴边的少将俘虏给放跑了。
在总部，伞兵们听说那路解放军只有七八十号人，顿时十分火大：“岂有此理，小小的一个连就胆敢吓唬我们副司令，真是没有王法了。”于是留下侦察队担任警戒，特务队则群情激昂直扑目标而去——为长官雪耻压惊正是咱们直属部队的光荣职责！
黎明前的旷野乌漆麻黑，伸手不见五指，幸亏张司令的副官的记性好，带着二百名特务队员三转两不转地就找到了地方。
“注意、注意，就在前面……”大家屏气细听。果然，从刷刷的雨声里传来了行军动员时的呼喊，那口号的内容绝对不是国军弟兄的腔调。
特务队立刻展开队形，严阵以待，准备开打。
“开火！”——“嘟嘟嘟……哒哒哒……噼噼啪啪……”，游乐智队长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冲锋枪同时射击，十多颗照明弹也升上夜空把对方的阵营照得一片通亮——这不照还好，照明白以后吓死人——前面的旷野里人山人海，哪里只是一个连？起码能有一个团！
这下子，伞兵们知道自己惹祸了，也用不着队长下命令，大家扭头就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骂那个副官：“你的脑袋进水啦？奸细！想害死大爷我啊……”
好在解放军那边也没有思想准备，猛的一下让照明弹搞得有点慌了神，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击，国军就已经跑了个精光。
这以后就热闹了。伞兵各单位不断与解放军发生交火，夜空中这里跳起一颗照明弹，那里飞出一颗信号弹，枪炮声此起彼伏，打开步话机，到处都在嚷嚷：“报告，我碰到共军啦！”……“我也遇到共军啦……”
黎明前的那一个多小时是最难捱的时候，伞兵们被善于夜战的解放军整得焦头烂额。蔡智诚他们提心吊胆地蜷在地上，两眼一抹黑，只能听见三八大盖在周围响个不停，时而“吧——勾”一声从头顶掠过，时而“的——嘟——”一下窜进泥浆……搞得大家战战兢兢，头皮发麻，不知道哪颗子弹会撞到自己身上。
《叶飞回忆录》里说，“敌伞兵纵队向东追击……天亮以后，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也不追了。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们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们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而由于敌人改变部署，我们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其实，如果仅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围部队并不一定能够甩掉追兵。因为整7师、整48师当天夜间都没有挪窝，而叶陶兵团主力在黑暗和泥泞里一晚上也走不了多远。可问题的关键是，伞兵总队直到第二下午才向总部提交战情通报。这就使得国军各追击部队在天亮以后又继续向东跑了大半天，从而与西向急行的解放军拉开了双倍的距离，于是就彻底追不上了。
说起来，伞兵军官还不至于愚蠢到连“声东击西”的战术也弄不懂。实际上，7月27日清晨，伞兵各队就已经判明当面的解放军只有三个团，分别是华野4纵10师的28、29团和1纵1师的第3团——兵力虽不多，却居然有两个纵队的番号——到底是不是佯动集团？真让战情参谋们伤透了脑筋。
在此之前，参谋部门曾经有一个预案，认为“西瓜”和“面包”如果采取佯动，担任“掩护标靶”的一定是1纵的独立师。理由很充分：一、1纵有四个师，4纵只有三个师，由1纵分兵比较“公平合理”；二、1纵独立师不是叶陶的基本部队，他们原本是中原军区的“皮旅”，并且在“中原突围”时也担负过相同的任务，有类似的经验，这时再让他们牺牲一回，于公于私都“理所当然”——所以马师恭司令要求伞兵各队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1纵独立师”的踪迹才敢作定论。
这事情也确实不能怪马司令优柔寡断。要知道，“敌方佯动”的结论非同小可，报晚了最多挨一顿批评，报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蔡智诚他们只好越过4纵10师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跑到沂河边上也没有发现解放军的影子，这才赶紧回头报告战情，但时间已是27日的下午4点了。
在确认解放军“声东击西”之后，国军各部纷纷调头，伞兵总队也匆忙向西边赶去。事实上，伞兵此时的位置距叶陶主力最远，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马师恭司令必须采取这样的姿态，要不然，日后向上峰解释起来，他可就麻烦了。
但是，伞兵放弃当面的佯动部队，并不是忘记了面前的三个团的解放军。当时沂河边上正驻守着整33军（也就是何基沣、张克侠领导的整59师和整77师）的十二个团。所有的人都以为，凭借着雨季暴涨的沂河天险，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劳困顿的小股解放军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就连叶飞和陶勇也没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围”的情形一样，“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华野佯动部队居然未经交战，直接就从33军的眼皮子底下过了河，顺利地进入了沂蒙山区。
整33军是张自忠的队伍，抗战的旗帜，正宗的“西北军的种子”。在当时，对这支部队的任何一项处置都有可能引发非常复杂的政治后果。因此从“剿总”到国防部再到蒋委员长，谁都拿“老西北军”阳奉阴违的做派无可奈何。直到1948年底，黄百韬被他们搞得在碾庄自杀，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撤销了59军和77军的番号，最终结束了这支部队的命运。
7月28日深夜，华野叶陶兵团主力冒雨越过了西线的津浦铁路——“西瓜”和“面包”从鲁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纵队奉命移防河南商丘，准备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发起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