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就像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
一方面，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又往往是因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说，苏联从东北撤军了。
可是，外国的撤军并没有换来中国的和平，苏联人前脚刚走，国共两党后脚就打了起来，4月份以后的东北地区成了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战场。而就在这时候，南京城里的东北人也纷纷上街请愿。
抗战胜利后，大批的东北籍军人、学生和阵亡将士遗属滞留在国统区。他们无法返乡，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东北军人举着“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请救济，还有的孤儿寡母打着招魂幡讨要抚恤金，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就像叫花子一般。
姜键的母亲是位心善的东北老太太，她经常守在兵营的门口，遇到军官就问：“孩子，您有没有用不上的东西呀？都送给大娘吧。”……然后就踱着一双小脚去救济老乡。姜键这时候是二大队的副队长，他自己不好出面办这种事，却也经常在私底下发牢骚，责怪政府亏待了东北人。
当时，与东北有关系的共产党人几乎全去了“满洲”，一般人并不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是林彪，却都知道张学思出任了辽宁省主席，借着“张大帅”的名头招兵买马，号召力很大。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只派“外乡人”去东北是搞不过中共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张学良放出来，让他带着老部下去和中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且不说能不能赶走“民主联军”，至少能够让共产党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话，中央政府在东北既不花钱，也不费力，国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平津地区，先南北夹击，解决华北问题，再图谋恢复东北……
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战期间，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了能去“满洲”发“接收”财，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东北破落户”的头上？更重要的是，1946年，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
因此，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在南京城里苦苦煎熬。一直熬到1947年底，陈诚顶不住了，政府才赶紧组织“回乡总队”，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可这些人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一回家就去找共产党，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林彪，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
1946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制宪国大）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这对渴望“民主”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早在1946年1月10日，全国各党派就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党派（民盟、民社党、救国会、职教社、村治派、第三党）9人、无党派贤达9人。这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国民党和“青年党”。结果，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在野党否决，而在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这就使得所谓的“政治协商”流于形式。于是，制订宪法、召开“国大”就成了当务之急。
即将在年内举行的“制宪国大”的名额为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主党派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再算上按地区分配的1350名代表（国统区的面积比解放区大），国民党的势力就远远地超过了共产党。
于是，共产党人就反对召开“国大”，认为这违背了“政治协商”和“党派平等”的原则，是要搞“蒋记独裁”。而事实上，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制宪”，他们觉得在大战当前的时候搞一部《宪法》只会束缚政府的手脚，不如沿用战时条例，先消灭了“共匪”再说。可美国人却坚持要求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他们认为制定宪法、建立西方式样的议会是帮助中国“溶入国际社会”的最佳途径。为此，马歇尔将军甚至采用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的手段压迫国民政府就范，这就更让共产党人觉得国民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国大代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十分优厚，这使得各地士绅纷纷踊跃参选。为了当上这个“军机大臣”，候选人之间拉帮结伙、漫骂诬陷、威胁利诱、打群架下黑手，什么卑鄙手段都用尽了。4月份之后，当选的代表们跑到首都准备“进内阁”，落选的家伙也赶到京城来抗议“选举舞弊”。一时间，南京里的大报小报成天刊登各类“内幕消息”，把国大代表们祖宗八代的丑事全都抖露了出来——结果是“国民大会”还没有召开，国大代表的名声先就臭了街，弄得“国大代”也成了“社会五毒”之一。
当然，1946年4月，最让大家高兴的“好消息”莫过于“全民涨工资”了。
抗战结束后的物价飞涨使国统区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强烈不满。为了平息民怨，政府就决定给公务员和军人增加薪水，甚至还给私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规定了最低收入线。
“全民涨工资”虽然是通过加印纸钞实现的，但人们手里的钞票多了，毕竟感觉不错。就拿蔡智诚来说，伞兵少尉的军饷从两万法币猛增到十万，揣在挎包里沉甸甸的一大坨，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个财主（当时的汇率为一美元兑换三千五百法币，十万法币大约相当于三十美元）。
然而，“涨工资”让职员和工人们高兴了，却让资本家觉得受不了。当时，南北交通阻断，城乡道路隔绝，民营企业失去了农村市场，正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一方面本土的原料价格高昂，商品销售不畅；另一方面大量美国货物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女人的口红丝袜到男人的领带皮鞋，甚至连铁钉和香烟都是USA……而现在，政府的一纸公文就让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好几倍，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资本家的经营成本，使得民营企业在洋货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私营业主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抗议不见效果，他们就把厂子关了，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外国货。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了物价的飙升，结果是工资涨得再快也赶不上物价攀升的速度……
在那段时间里，五花八门的抗议活动是南京城里的寻常风景，参加游行示威甚至成了一些人捞取外快的发财手段。
“青年从”的无赖们就是这样——三青团出钱打学生，他们就动手；地方士绅出资“揭露选举舞弊”，他们就上街游行；资本家雇佣人手“抗议政府压制民营企业”，他们就跑到总统府门口静坐……这帮家伙今天装学生、明天扮职员，举着各种各样的横幅，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成了政治闹剧中的龙套演员。
潘崇德也是这样的“群众演员”，只不过，他演着演着就演砸了。
小潘这个人太贪财，只要遇到“客串”的机会就不放过，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场子，从早到晚都在中山大道上跳来跳去，时间一长就被军警们认熟了。有一天，他刚参加完“上海商界”的抗议，又来参加“河南士绅”的请愿，胸前还挂了个“民意代表”的牌牌。总统府的门卫拦住他问：“你到底代表什么地方的民意？”潘代表答不上来，门卫官就骂他无理取闹，是个王八蛋。
潘崇德恼羞成怒，顶嘴说：“当兵的是王八蛋，当官的就是王八。”为了增强表现效果，他还用粉笔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乌龟——军警们显然对这幅绘画作品十分不满意，当即就把“潘王八蛋”抓起来，关了几个月。
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当然是不文明的表现，但潘崇德的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当时，瞎扯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报纸上每天都要发布“军事调停组”的声明，国共的代表都讲着同样的话——都在呼吁和平、都喊自己委屈、都在指责对方、都在“自卫反击”……一边说不忍心打仗、一边又不惧怕牺牲；一边要求停战、一边又集结军队，一帮代表拉着马歇尔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也不知道是在忽悠美国人还是在忽悠中国人。
民主党派也很活跃，大讲合作、大谈和平。许德珩发起成立“九三学社”，居然在这个时候提出“各党派解除武装”、“实现思想绝对自由”、“完成国家工业化”……就连卖菜的小贩都觉得是在痴人说梦，可一帮专家教授却喊得十分起劲，真不知道是他们被别人忽悠了，还是想要忽悠别人。
1946年6月，“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11名团员到南京请愿，刚下火车就被“苏北难民团”的人围殴，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被打伤，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立即赶到医院慰问伤员，蒋介石也严令追查凶手，一时间，各地的声援、抗议、谴责、质问铺天盖地。可南京城里的老百姓却显得无动于衷，因为谁都看得出这里面的名堂——事实上也是这样，伪装“苏北难民”的是中统特务，而“上海人民请愿团”的11位代表中有3个是中共地下党。
大家都在装模做样。有人义正言辞地“支持民主”就有人大张旗鼓地“救助难民”。8月份，杜月笙在上海举办“选美大赛”，打出的旗号就是“赈济苏北民众”。
这次选美号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良家妇女”参加的选美比赛，从电影明星到社交名媛都踊跃报名，比赛不设门槛，实行“海选”制度，选票要花钱买（一万元一张），投票次数不限，谁的背后有大款撑腰谁就是冠军，和现在的“手机短信投票”是一个道理。
1946年的8月20日是“上海小姐总决赛”的日子。经过激烈的拉票竞选，“名媛组”的冠军由王韵梅（“傻儿师长”范绍曾的姨太太）获得，“名星组”的冠军是京剧花旦言慧珠，而“歌星组”的冠军是韩箐箐（就是后来嫁给梁实秋先生的韩箐清），都是些不得了的风云人物。
“上海小姐”比赛选出了“上海太太”，有钱的大款很开心，没钱的观众也觉得很好玩。但不管怎么样，“选美大赛”为苏北难民筹集了九亿法币的赈灾款，终归是一桩善事。蔡智诚也花了五万块钱去投言慧珠的票，他觉得，借着难民的旗号选美总要比借着难民的旗号打架更为合适一些。
蔡智诚是特意请假到上海看望二哥蔡智仁的，这是他们兄弟俩分别几年后的第一次聚会。蔡二哥来上海的目的是带着新媳妇买衣服，蔡智诚也因此见到了自己的嫂子，觉得她模样很漂亮，却有些娇滴滴的，好像不大适合嫁给军人。
蔡家兄弟在上海的开销全部都由杨三负责承包，这位蔡大哥的马弁、蔡二哥的部下、送蔡四少爷上战场的杨司机如今可大不一样了，成了上海滩的暴发户。
抗战胜利后，杨三随94军接收上海，然后就退役留了下来，开始“做买卖”。他干的营生其实就是投机掮客，每天都去交易所里折腾“期货”——市场的物价越没有谱，期货交易的生意就越火爆。卖家在台子上喊“三天后的棉纱一个……”或者“十天后的汽油一个……”，底下的人就拼命出价竞争。由于物价的涨幅总是比掮客的预期更加“理想”，所以做投机买卖的人都发了大财。
可是，干这种买卖是需要现金本钱的，杨三的办法是到乡下去“揽会”。
“揽会”也叫“搭会”，属于私营的金融活动——大家凑份子，轮流当“会头”，“会头”请会友们吃顿酒，大家就把钱交给他，其实是一种民间的集资方式——当“会头”的次序有先后，待遇也不一样。比如一个一百万的会，第一个会头只能收八十万、第二个八十五万，依次类推，越靠后的钱越多，最后一个能收到两百万也说不定。乡下人的眼皮子浅，都喜欢排在后面收大钱，可杨三却永远是抢头一个，他一拿到现金就去炒期货，三两下就赢得了暴利，而后面的会友却倒了霉，排在最后的甚至连会费都不敢要，因为物价涨得太厉害，等到“收两百万”的时候恐怕连“请会酒”的饭钱都不够了……
炒期货的人比一般百姓更关心时局，杨三就经常向蔡家兄弟询问：“内战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1946年的8月，按如今中学课本上的说法，解放战争已经爆发了。可是在蔡智诚的概念中，当时并没有正式开打，因为这时候共产党的报纸还在国统区里发行、共产党的军队还叫作“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军事调停小组”还在继续工作、“国民大会”的筹备名单中也依然有共产党人的名字……
这时候，社会各界也没有放弃和平的最后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给孩子们写信，讲来讲去都是“避免战乱、休养生息”的大道理，甚至还引用了赵藩的名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蔡家的两个儿子看了以后哭笑不得，心说：“打不打仗，岂是我们这样的小军官能够决定的，恐怕就连蒋委员长也没有多少办法。”
在当时，政府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共产党阻断了华北的交通线——从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只能乘坐轮船和飞机，江苏的陆路到不了山东，济南到青岛的铁路也无法通行，政府官员出了首都只能向南走，因为苏北就属于共产党……交通的堵塞使国民经济陷入瘫痪，解放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又使大批地主逃离家园。于是，南方的资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连天，纷纷要求中央“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的最佳途径是进行谈判，可国共双方的谈判总是不见成效。国民党要求“恢复交通”，共产党就要求政府“先承认交通沿线的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国民党说政权问题要由“国民大会”决定，共产党就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进行整编，中共同意整编，但要求国军先“退回到1月13日（调停小组成立时）的位置”，也就是要国军撤出关外；蒋介石急了，一家伙撕毁停战协定，还发布“最后通牒”，可毛泽东却不怕，写文章说“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是纸老虎”……
于是，蔡智诚和蔡智仁都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了。他们觉得，事情闹到这一步其实不是哪一方或者哪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国共双方基于各自目的的共同选择。
但是，在19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诚和蔡智仁都没有想到今后的内战将会演变成席卷全国，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全面战事。
他俩以为，所谓“国共内战”，无非是围绕着交通线的打打谈谈。顶多用上半年时间，国军就可以完成军事目的，把各条铁路线贯通起来，到时候共产党没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解决问题就容易多了。
虽然都是国军精锐部队的基层骨干，但蔡家兄弟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国军的力量比八路军强大得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失败的，这场战争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八路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以后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俩的心里很清楚，以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不仅没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经济上也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事。但他们也同时认为，国民党无法办到的事情，共产党就更不可能办到，所以这场战争一定是短期的、局部的。
“打就打吧，眼下的局面这么难堪，打一打试试看，或许还可以打出点希望来。”蔡智诚记得，这是他二哥最后的观点。
9月1日，蔡智诚送哥哥上轮船。
在码头上，蔡智仁拍了拍弟弟的脸，笑着说：“赶快到美国读书去吧，打仗的事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蔡智诚也叮嘱道：“二哥，在战场上要小心一点。”
“放心吧，我在军部当差，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安全。”
蔡智仁耸耸肩膀，转过身，米黄色的风衣就混入了拥挤的人群。从此以后，这件风衣的颜色就和二哥匆忙的背影一起，永远地留在了蔡智诚的记忆中。
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党派联合抵制了这届由国民党包办的、不民主的大会。
当月，中共代表宣布不再接受美国政府的军事调停，周恩来等人随即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在蔡智诚的观念中，从这个时候起，全面内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