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掉主伞包，蔡智诚立刻去抓副伞拉环。但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来摸去，却总也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像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在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在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智诚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智诚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在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智诚现在的下坠速度实在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的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性和可操纵性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个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智诚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在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普车跑过来了，美国佬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喊叫：“顶好！顶好！”夸奖中国伞兵的技术高超。
“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
不过，美国人也聪明，懂得见好就收，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备份伞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个伞兵总队只有“留美预备班”的六个人具备手动开伞的资历，其中就包括了蔡智诚。
说起来，1945年底的这次集训是美国第14航空队解散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这T5伞、备份伞以及这次跳伞训练，都与《租借法案》有关系。
《租借法案》是抗战期间的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向中国军队提供30个师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这个方案从1943年开始实施，刚装备了20个师，日本就投降了。从道理上讲，战争结束后法案就应该废止，可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府。
美援装备的总数到底有多少？有说30个师、39个师的，也有说45个师、64个师的，各执一词，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定论。这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军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还有许多“半美械师”，而那些“半美械”部队的武器配置标准不一，数量不等，非常混乱，很难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装备”。
当然，不管怎么算，伞兵部队都应该属于正宗的“全美械”。可话又说回来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难处。
首先是开销大。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干活是要收钱的。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勤务补贴”是50美金（中国官兵是两美金），办一个月的培训班，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
而且，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比方说，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T7型（《兄弟连》里101空降师用的就是T7），可美国人只肯提供T5。伞兵部队需要4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他们也不愿意给，最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女士亲自说好话，才从第14航空队弄到了一台。
抗战时的《租借法案》期间，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新的，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弹，战车没有配件，机枪的枪机也经常是断裂的，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机场上，B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状况好一点的B24、B25全都飞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运输机。
“租借”到这样的“新式装备”，紧接着就需要维修，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在美军仓库里，需要另外花钱购买。
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有油料、弹药、被服、机械设备、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崭新的锅碗瓢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现在再运回去也不划算，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府。刚开始，国民政府挑三拣四，报价给得很低。美国人一生气，就在设备物资上浇汽油，放火烧掉了不少。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美国兵撤走的时候，先付清房东的草料钱，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
这么折腾了一阵，国民政府只好认怂，签了个《剩余物资购买协定》，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美国人的估价）的剩余物资全都买了下来。
这笔买卖看起来挺占便宜，可细算起来却不一定——“剩余物资”其实都是美国的洋垃圾，除了舰船、汽车和飞机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烟以及过期的水果罐头。南京码头堆着几万吨美国水泥，是塞班岛基地的剩余物资，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效，国军再拿去修工事，解放军的炮弹落在阵地旁边，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
这些“洋破烂”充斥中国市场，让中国政府欠了不少外债，让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从这个时候起，老百姓对美国人的印象不那么好了，觉得这些外国大鼻子见利忘义，全都跟奸商恶霸似的，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于是，昆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反美标语——“Go home Yankee！”、“USA滚回去！”
不过，这时候的蔡智诚还没有什么反美觉悟。当时，他正盼望着出国留学，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
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在南校场附近），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街上有家“南屏电影院”，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原声片”，也没有字幕，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
19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智诚跑到晓东街去看《出水芙蓉》。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蔡智诚先生，请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关我什么事？”
稀里糊涂走到门口，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来哭长城了，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蔡智诚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那女孩姓陈，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两家很早就定了亲。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蔡哥哥上前线打仗，陈妹妹就在家里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预备班”，眼看就要去美国了。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如果再飞到美国去，怎么可能找得回来？”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
到了昆明城，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吉普女郎”——陈未婚妻的心里更加慌神：“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到美国去还怎么得了？”于是进了兵营就开始哭，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只好立下军令状：“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
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智诚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
就这样，1946年的春节，蔡智诚就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智诚在遵义住了40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日子，他并没有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
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智诚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销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成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各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蔡智诚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性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
伞兵整编以后，蔡智诚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由陆军选送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是这一期的“预备生”，他也是先当了一年参谋，然后才进了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也就成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
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今解放军空军气象学院），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就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歌，后来还真的成了国军的《伞兵进行曲》。并且，蔡智诚他们还被“三青团”借调出去，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946年3月的南京，已经和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几个月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5年9月的一百法币可以买两只鸡，1946年1月却只能买两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够买两粒煤球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从欢迎政府回归时的兴高采烈逐渐转变为极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连小孩见到国军官兵都躲得远远的，表现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时候，南京城里每天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有以市民为主体的，也有以学生为主体的。
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伪性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汽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还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仍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在日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府就把“伪大学”撤销，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府的官员。”
19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当时叫“南京临大”），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反民主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最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关麟征也因此成为继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任黄埔校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智诚他们也在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智诚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智诚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在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双方各讲各的道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蔡智诚他们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在19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军。可是直到19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19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在抚顺被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印象很不好，这不仅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苏军占据东北，并且不断压迫国民政府在外蒙问题和新疆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本质上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就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于是，当国民党当局借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与苏联的沙文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当蔡智诚他们指责“某党为了实现武装割据，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
“为了国家主权，不惧赴汤蹈火”、“只知有国，不知有党”——这是1946年反苏运动的主要口号。
国民政府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民主的、爱国的呼声”，立刻就对苏共和中共的行为提高了警惕。于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毛泽东决定“让开大路、占据两厢”，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也迫使苏联最终从东北撤了军。
1946年3月的这次“点火”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和三青团最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而与此同时，由中共主导的“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反甄审”运动却被完全压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央大学的闹事学生也最终被迫服从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书去了。
这次进校园，蔡智诚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事实上，仅凭蔡智诚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点火”成功的，真正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在学生中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从”。
所谓“青年从”，简单地说就是“青年从军退役人员”。前面讲过，“十万青年十万军”时期有个政策，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由国家提供学费。现在抗战结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团领导的“青年从”就涌进了各大校园。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学习成绩更加不妙，但却可以不在乎学校的考试、不在乎学校的纪律，作为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青年从”有点像是“军官总”的孪生兄弟。在校园里，他们的组织性不亚于学生会，攻击性却更加残暴，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犯起浑来无法无天。他们可以打老师、打同学、大闹课堂，可一旦对上级不满，他们也敢打警察、骂官员、围攻政府。
1946年4月，刚刚在“反苏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从”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有个家伙居然还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而这位敢在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就是蔡智诚的老朋友潘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