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双十节阅兵”也许是何应钦宦海生涯的最顶峰，从这以后，如日中天的何总司令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老何之所以倒霉，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此时的声望过高，已隐隐地对蒋委员长构成了威胁。但其中还有一个导火索——在年底的“整编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把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北平。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使得蒋介石觉得“何婆婆”有另立山头的企图，所以当机立断，撤销陆总司令部，改派陈诚接替参谋总长，并且把何司令准备带到北平的精锐部队统统打发到东北去了。
于是，1946年，何应钦只好带着老婆和五个随从“出国考察”。在美国住了一年多，何家老两口别的没学会，却双双皈依了基督教，并从此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5年10月10日，就在伞兵部队参加南京“双十节阅兵”的这一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事实上，在这之前，蔡智诚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正与蒋介石总裁一起商讨国家大计。当时，大家都对谈判的进程十分关心，都盼望着国共双方能够谈判成功，盼望着劫后余生的中国再也不用打仗。
在进行和谈的那段时间里，南京四郊的枪声依然没有中断。国民党军和新四军2师（罗炳辉部）在苏南地区多次发生武装摩擦。刚开始，新6军和74军都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队，几次冲突都吃了亏。汤恩伯（京沪卫戍区司令）顿时火大，紧急起用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并且以这帮“清乡专家”为主力，实施突击扫荡，这才把溧水和句容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打跑了。
当时，伞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南京江浦方向的侦察警戒。10月底，先前十分活跃的新四军逐渐销声匿迹，失去了踪影，南京城周围也显得太平了许多。于是，三支伞兵队就奉命返回昆明基地进行休整。
临离开南京之前，蔡智诚又去了趟何公馆，向何纵炎先生道别。“何幺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小蔡回答道：“准备回学校继续念书。”何先生就说很好很好，还说“回去劝劝你家老爹，社会形势变化了，脑筋不要那么死板……”蔡智诚这才知道父亲与何家兄弟闹翻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在贵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分管邮政储蓄业务。这时候，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银行系统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努力吸纳社会存款，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对外放款。可是，就在蔡式超竭尽全力推行“爱国储蓄”、“有奖储蓄”、“节约建国储蓄”的同时，何纵炎等人却依然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款。
抗战胜利之后，政府高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实业公司”。这些公司打着“农业补助”、“恢复制造”之类的“民生”旗号，申请的全都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可事实上，他们一拿到钱就去采购物资、囤积商品，没有一分一厘用于实业建设。这样一来，少数有权有势的官僚借着“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而市场物价却直线飙升，通货膨胀的势头再也难以抑制。
为了这件事，蔡式超多次与何纵炎发生争吵，但始终不见成效。1945年10月，蔡经理发现，从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贵州储汇局的放款金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20亿法币，而该局在1944年全年的存款总量也不过400亿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宣布与何家兄弟断绝往来，然后挂印而去，回遵义老宅睡大觉了。
就这样，蔡何两家从此中断了私交。以后，蔡家人留在故乡自食其力，何家则移居到了海外，继续发展和发财。
1945年11月，蔡智诚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8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军长邱清泉）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智诚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智诚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领”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文采，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豪情气魄，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挈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1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十六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钟汉勋。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乡长骂到总长、从上士骂到上将，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健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销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智诚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去。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5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他们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正成天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里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子！”
蒋委员长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5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共产党给了经费什么的……
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于是，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想来个死无对证。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双方闹到最后，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被“军官总”这么一折腾，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
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伞兵证章”的资格。当初，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自然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形的胸牌。现在，钟汉勋、刘农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蔡智诚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
其实，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留美预备班”的器材换了新装备，由原先的T4型伞换成了现在的T5型伞。
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操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操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智诚是跳伞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16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在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在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更小、结构更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和抛伞，对操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在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不一会，从飞机里跃出十个黑点，没有使用主伞，降落速度确实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实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体，“嘭”的一声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烟尘，摔得惨不忍睹。
这一下，现场观看的人们更加害怕，就连美军顾问也觉得十分尴尬，不敢再怂恿中国兵玩特技了。
马师恭司令发觉气氛不对，就走到美国佬身边，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训练中出事故是难免的，我们当军人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然后就指着预备班的学员说：“来十个军官，上飞机照着练。”
全伞兵总队的军官中，估计只有马司令自己没有跳过伞，现在却跑出来说什么“直面危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可人家是司令，说出来的话就必须执行。全总队派十个人，伞兵二队这样的“战功单位”无论如何也必须凑个份子呀。蔡智诚看看刘盛亨分队长，发现他正用殷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没办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挂装备，后面背着主伞，胸前挂着备份伞，爬进机舱的十个倒霉蛋不言不语，都在默默地记忆着操作程序。
飞机在天上转了几圈，黄灯亮了。美国顾问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强制跳伞或者备份伞跳伞，他对任何一种决定都表示同意——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四个人把挂钩挂上了。
蔡智诚犹豫了一下，没有碰挂钩，因为他看见李行和莫永聪都坐着没动。
李行是西南联大地理气象系的学生，莫永聪则毕业于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两个人的经历与蔡智诚有点儿类似，在预备班里也是竞争对手。三个学生官彼此间铆着劲，硬要比一比谁的胆量大。
绿灯亮了，没带挂钩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离开舱门，蔡智诚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并竭力调整身体的平衡。可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滚，自由坠落，连自己的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折腾了半天，蔡智诚总算解开了背带，把主伞包从身上卸了下来（早期的备份伞在结构上不够完善，如果不先抛掉主伞，副伞就会与主伞绳相互抽打、缠绕，使备份伞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抛主伞的动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蔡智诚有些着急：“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开副伞？”
坠落时间越长，开伞速度就越大。开伞速度一方面有利于降落伞迅速展开，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空气对伞面的压力。因此，越晚开伞，对伞兵的技术要求就越高。
抛开主伞之后，蔡智诚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智诚一边默念着操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智诚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智诚闭着眼睛在身上乱摸一气——可就在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