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中旬，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视察了岔路口伞兵总部，并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民政府准备在双十节那天举行阅兵仪式。并且，阅兵演练的主角已经选定为“空军伞兵总队”，这对军人而言是个莫大的荣誉。
这个突如其来的“荣誉”确实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当时的伞兵虽然名义上属于空军编制，但实际上不仅指挥体系不统一，而且驻地也很分散——司令官马师恭带着副官处和六个主力分队去了沈阳，马司令本人兼任“东北行营警备总队司令”，只听从杜聿明的调遣；而其他的战斗分队则散布在南方宁沪铁路沿线的各个火车站，有的受汤恩伯指挥、有的受陈大庆指挥，留在南京城里归空军领导的只有副司令张绪滋和参谋处的几十号人——什么阅兵、什么演练，根本就无从谈起。
这个时候，“空军伞兵总队”的军心很不稳定。大部分基层官兵愿意留在空军，因为空军的待遇比较好，也显得比较威风漂亮；可高级干部们却希望回陆军，因为马师恭、张绪滋以及大部分处长和队长都是从第5军出来的，他们都愿意跟着杜聿明而不大乐意在周至柔的手下（周至柔是11师、18军出身，属于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部队的归属问题正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如果不搞这次国庆阅兵，伞兵部队还真有可能被拆散了。
“双十节阅兵”是蒋介石委员长钦定的重头戏，这个“天字号的任务”就连杜聿明和汤恩伯也抵挡不住。因此，空军总司令部借着这个理由召回了驻东北的伞兵，守卫火车站的各个分队也迅速回到南京。参谋总部接着又从“无锡中训团”（第17军官总队）抽调了五十多名军官担任伞兵的各级骨干。自此以后，国民党伞兵部队就渐渐脱离了杜聿明系统，成为由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控制的机动兵团。
当权者勾心斗角，可基层官兵却并不关心部队受哪个派系的指挥。这个时候，蔡智诚只是对即将到来的阅兵典礼充满了喜悦，他热心地期盼着能够亲眼见到蒋介石委员长。
阅兵演练的场地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从9月份以后，机场周围就成了伞兵们的训练营地。9月下旬，伞兵训练营里来了一位陆军指导官，他就是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装甲兵战车1团的副团长蒋纬国少校。
蒋纬国曾经当过德国兵，在军事训练方面很有一套，毕竟是在外国军队里闯荡过的人物，他的行为举止都有些洋气。比如，国军的敬礼姿势应该是“五指并拢、掌尖指向太阳穴”，而蒋少校却是用手指头在额头中间碰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蔡智诚看见邱清泉军长也是“碰脑门子”敬礼的，这才明白蒋副团长其实是想表现自己的“德国派头”。
不过，除了有点“洋派”，蒋公子并没有特别的纨绔习气。在明故宫机场训练的那段时间里，这位高干子弟和伞兵们一起值班一起出勤，对人对己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当时，训练营门口的路面不太平坦，右边高，左边低，低洼处经常积水。于是伞兵就把哨位设在了大门的右侧。蒋纬国到任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其中的弊端。他说，哨位处于大门右侧，当哨兵向来宾敬礼的时候，如果长官还礼，抬起的右手就会遮住自己的面孔和视线，这样不仅有损于首长的仪态，也使得哨兵无法看清进门者的相貌，既不礼貌也不安全。伞兵这才把岗哨的位置换了过来。
有天夜里轮到蔡智诚在大门口值哨，天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当时，几位军官的家眷正巧从城里回来，瞧见蔡少尉被淋得十分可怜，就借给他一把雨伞。过了没多久，蒋纬国开着吉普车给哨兵送雨衣来了，发现门卫官打着伞，就训斥他不应该接受路人的物品。蔡少尉辩解说：“那几个家眷都是熟人……”蒋少校回答道：“熟人也不行，军队的规则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在战争环境下，一个送东西的小举动就可能要了哨兵的命！”然后就脱掉雨衣站在门口，冒着大雨亲自给值班军官做警卫示范，那副严肃认真的劲头还真有点像是个“德国军人”。
蒋纬国是坦克军官，对伞兵的业务其实不大懂，但他见过的洋玩意儿比较多，所以总是能够想出一些新鲜招数来。照以往的规矩，伞兵检阅无非就是跳伞表演——飞机在天上转几圈，把降落伞丢下来就算完事了——可蒋少校却认为伞兵既然是“突击部队”，就应该加上“进攻演练”的内容。他为此特意设计了一个实弹演习的方案，还说是德国党卫军的办法，既有观赏效果又有实战意义。
“在蒋委员长阅兵的时候搞实弹进攻演习”，若是别人想出这么个馊主意非被长官骂死不可，可这建议是蒋公子提出来的就大不一样了，伞兵总队只好向上级作请示。没想到，陈诚总长还真的批准了。
1946年10月10日，通往明故宫机场的道路上聚集了十多万南京市民。中山大道两侧人头攒动、彩旗飞舞、鼓号喧天，那场面比头一年的双十节还要热闹。
蔡智诚站在观礼台的前面，全副武装，衣兜里揣着党证、伞兵证、《军人手册》和《总理遗训》。伞兵总队没有派“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参加演习，而是让他们在观礼区担任仪仗，这一方面是为了向记者们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蒋委员长的考察。年青参谋们熟悉业务，举止得体，在大人物面前能够稳得住心神，不至于捅出什么篓子来。
上午10点钟，蒋委员长在军乐声中登上了检阅台。这是蔡智诚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当时，阅兵场上的照相机和摄影机的镜头全都对准了全身戎装的特级上将，人们兴奋地鼓掌欢呼，有的人还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在那个时候，虽然社会上“反蒋”的呼声很高，但依然有许多人十分崇敬蒋介石，依然有许多人把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党国领袖的身上。
那一天，在观礼台上的人还有宋美龄、于右任、蒋经国、蒋纬国、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以及南京政府的一大帮要员。蒋宋美龄女士还把张绪滋的夫人拉上了台，因为张副司令今天将要第一个跃出机舱，在蒋委员长面前表演高空跳伞。
嘉宾登台的时候，两架侦察机引导着九架运输机和九架战斗机已经在天上兜圈子了。随着蒋总裁一声令下，跳伞表演立刻开始——刹那间，天空中伞花绽放，飘飘荡荡，有的降落伞扯出了国旗、党旗和军旗，其他伞兵则纷纷开打信号枪，红的、绿的信号弹漫天飞舞，既像天女散花，又像神仙下凡，场面煞是好看。
在伞兵空降的同时，地面上炸起了烟雾弹，演练场很快就被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降落伞刚刚落地，演习总指挥周至柔就向主席台报告：“空降部队准备完毕，请求发起进攻！”蒋总裁把手一挥：“开始攻击！”顿时，冲锋号响起，枪炮声大作，嘉宾和记者们纷纷赞叹：“动作真快呀，真是神兵天降。”
其实，这个“行动神速”的过程是哄人的，表演跳伞的和表演进攻的并不是同一批战士。伞兵空降以后的散落面比较广，在短时间之内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战术集结。部队于是就在演练场四周挖了许多战壕，空降人员落地以后只要借着烟雾跑进附近的战壕里趴着就行了，“攻击行动”则由预先准备好的机降分队负责实施。
随着烟雾逐渐散去，实弹演练场露出了狰容。
“战场”上布设了八道屋顶式铁丝网，1.2米高、100米长、40米宽，铁丝网的前面是壕沟，壕沟的前沿是“敌方阵地”。也就是说，突击部队将要通过八道铁丝网，越过八道堑壕，攻破八个防御阵地，最后占领敌方据点。
攻击令发出之后，伞兵们从己方战壕出发，采用“低位进攻”的姿势，以滚、爬动作钻进铁丝网。与此同时，轻重机枪、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火力掠过他们的头顶，猛烈地射向敌方标靶，迫击炮也开始轰鸣，打得对面工事上的木头和砖头乱飞。攻击部队通过铁丝网，跃入堑壕之后就投掷手雷，然后冲进敌阵地用冲锋枪扫射，再然后，掩护火力又向前延伸，伞兵们又钻进了下一道铁丝网……
外行看热闹，记者们都为那些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的突击队员们捏了一把汗，连连惊呼“真勇敢，真了不起”。但实际上，进攻动作并不难完成，只要有足够的胆量谁都可以去钻那个铁丝笼子，真正考量技术的是实施火力掩护的射手们，机枪和火箭筒的弹道必须控制在1.3米到1.5米之间（这也是战车和“装甲汽车”射击孔的高度），既不能打到铁丝网，还要准确击中敌方目标，真是不容易办到。
40分钟后，伞兵们终于在弥漫的硝烟中占领了敌人的据点。虽然有两位士兵不幸阵亡（一个是被跳弹打死的，另一个是被迫击炮崩起的砖块砸死的），但观礼台上的嘉宾依然对演习的效果十分满意。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在阅兵典礼上看到实弹演练，记者们对这种“逼真的表演”感到特别新奇，以至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对“战场景象”的描绘远远超过了对“蒋委员长国庆讲话”的报道。
说实话，那一天，蔡智诚也弄不清楚蒋委员长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老先生在台子上满嘴的奉化方言，嘟嘟哝哝地讲了半天，台底下的人却不知所云。蔡智诚只听懂了一句“继往开来，继往开来”，回来以后问李行：“除了继往开来，蒋总裁还说了些什么？”李行笑着回答：“一个继往开来的任务已经够艰巨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原来他也没整明白。
阅兵之后，别的官员都走了，只有陈纳德将军兴致勃勃地跑到伞兵总队来视察。
不过，严格地说，这时候的陈纳德已经不是将军了，应该称为陈纳德董事长才对。抗战结束之前，原第14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少将就辞职回国了。在中国的时候，这位飞虎队的领袖一直是民众的崇拜偶像，可回到美国以后居然没有人愿意搭理他，就连他老婆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出惯了风头的老头子觉得十分失落、十分郁闷，结果一生气他就离了婚，又跑回中国来了。
这次回来，老陈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十架旧飞机，敲敲打打修好了以后又把原先飞虎队的部下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民用航空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从此不当将军改当了董事长——因为陈纳德名字的起首字母也是C，所以人们弄不清这“CAT”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陈纳德航空公司”，再加上老陈头本来就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物，于是就将错就错了。
可话又说回来，这“陈纳德航空公司”还真不能算是单纯的“民用航空公司”。“CAT”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帮着国军打内战，从1946年到1950年，各大战场的上空都有“CAT”飞机的影子，除了没有直接扔炸弹，其他的任务几乎全都参加了。比如这次双十节阅兵，伞兵空投时乘坐的运输机就属于“CAT”，头一架飞机的领航员还是由陈纳德本人亲自担任的。
1946年10月，正值陈纳德董事长“商场情场双丰收”的时候，他到伞兵部队来视察，身边也陪着那位中央社的女记者。陈香梅女士当时还没有嫁给陈纳德，可南京、上海的报纸却早已把这件事情炒得沸沸扬扬，都说是“盖世英雄爱上绝世美人”什么的，搞得一帮年青军官们对故事中的女主角十分神往。等亲眼见到了真容，大家才知道所谓的“漂亮美人”其实是个“美国话说得很漂亮的女人”。
蔡智诚对陈香梅说美国话的本事十分钦佩。因为他的英文水平是只能看不能念的，而11月份，伞兵总队将选派一批参谋到北平参加赴美留学前的集中培训。这时候，如何能听懂美国教官讲授的专业内容就成了困扰蔡智诚的一大心病。
1947年，国民党军计划派遣2200人留美，其中空军的名额就占了将近一半。这些人分属于空军的各个系统，进修的方向也不一样，但却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只进过中国的学堂，不知道外国学校是怎么上课的。因此，空军司令周至柔就想了个办法，让“留美预备生”在北平集中培训三个月，请美国人当教官，仿照美国军校的模式进行管理，实际上是搞一次出国之前的适应性训练。
伞兵总队最后确定了留美的16人名单，其中有蔡智诚、李行和莫永聪，而刘盛亨等人却落选了。原本挂靠在参谋处的“留美预备班”也宣布解散，蔡智诚由见习参谋改任“总队直属特务队”的分队长，军衔也由少尉升为了中尉。
“军官训导大队”设在北平的南苑镇。当时，北平有两个机场，西郊是民用机场，归“中航”和“华航”使用；南苑是军用机场，有夜航指挥塔，驻扎着空军一大队（B-25C轰炸机大队）和四大队（P-51D战斗机大队）的各一个中队，另外还有个六大队，装备的是日本的轻轰炸机和运输机。虽然机型很杂乱，却一天到晚忙碌得很，每天都载着达官贵人的家眷到东北去倒腾黄金白银。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南苑镇就是个大兵营。这里的驻军很多，既有中国兵也有美国兵，这里的居民也大多是退伍兵或者是军属，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驻军多，南苑人说话有点南腔北调，没有那么浓的北平味。由于驻军的历史久远，南苑镇的商铺买卖也多与兵营有关。
这里最常见的行当是小饭馆子、大澡堂子和缝补摊子。每天下午训练完毕，吃不惯馒头窝头的南方军官们就到镇上找一家饭馆，点几样酒菜，吃两碗米饭，然后踱进澡堂子里。伙计们自然会把军服送到缝补摊上去，估摸着晚点名的时间快到了，澡堂的老板就把军官请起来，递上一根烟。这时候，洗过的衣服已经烘干了，磨破的袖口已经补好了，揉皱的裤脚也已经熨平了，大家消除了白天的辛苦，穿着铮亮的皮鞋回营去，那感觉真是舒坦极了。
李行和莫永聪能够在澡堂子里呼呼大睡，可蔡智诚却不行，他在那种地方睡不着，所以总是带着一本书，趴在床上看。
训导大队分成十个队，伞兵总队和通讯、气象、防空、警卫部队的人分在一起，所学的课程涉及辎重、工兵、交通、爆破、战术、防毒、地形、情报和无线电等方面。教材是由美国人选定的，采用“混合教学方式”上课，先由中国教官做一遍指导，再由美国教官讲解同样的内容，学员们可以从中揣摩到两国之间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异。
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1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像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谋业务主要是算账，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资多少兵力，再算算对方有多大力量，然后再考虑应该怎么办，而中国教官一上来就让大家判断敌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如何以长击短。
1946年年底，正是国军在各大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大举出击，向中原、苏北、鲁南、冀鲁豫、华北、西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作战目标几乎涵盖了共产党的全部根据地。有一天，陆军大学“战术研究院”主任游凤池中将到训导队来作报告。他对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评价很高，认为“流寇每获负隅则易成功，一旦流窜则归于失败”，所以必须“中央突破，全面开花，一举铲除共产党的粮食产区和兵源补充地，使其陷入无依托的流动作战”……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鲍威尔少校却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笔账，觉得蒋委员长的办法不科学。按他的计算结果，国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资源、只能供应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围歼主力，只是抢占地盘，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个小半年，国军就没有机动兵力了。到时候共产党真的跳出外线“流动作战”，招架不住的反而是国军。
游凤池急了，搬出历史经验教训，从太平军讲到红军、从石达开讲到毛泽东，反复证明“共产党离开根据地就是死路一条”；而鲍威尔就是不服，也找出这个战例那个理论，从恺撒讲到格兰特、从拿破仑讲到麦克阿瑟。两个人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就连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到最后，游凤池干脆冲着学员们嚷嚷：“你们学习外国理论，先要明白中国的情况，不能什么话都听信洋人的！”鲍威尔弄不懂游中将在嚷些什么，直扯着翻译问“what？what？”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鼓掌不是，不鼓掌也不是。
游凤池先生是贵州陆军学堂培养的土专家，从1924年起就在黄埔军校教书，弟子满天下，国军里的中将少将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如今却被一个美国少校顶撞得下不了台，真是气得不得了，离开会场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地念叨“真不像话！美国军人不像话”。
美国军人不像话，比鲍威尔少校更不像话的是皮尔逊军士长。
1946年的12月26日下午，蔡智诚正在教室里看书，李行和莫永聪突然从街上跑回来，手里举着份《北平日报》，气愤得大吼大叫。原来，24日夜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皮尔逊军士长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报纸上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报上说，作案的美国兵跑了（实际上，皮尔逊被抓住了，逃跑的是同案犯瓦伦普利查），而美国军队企图包庇罪犯，阻挠北平警方的刑事调查——这立刻就引起了中国青年军人们的强烈愤慨。
既然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皮尔逊就肯定属于美国海军陆战1师。
当天正是圣诞节，训导大队的美国教官们都在南苑大红门舞厅参加联欢会。蔡智诚他们立即赶往大红门，上百名军官一起闯进了会场。
舞厅里除了美国人，还有许多中国高官和官员家眷。莫永聪一进门就高喊：“请各位太太小姐赶紧离开这里，免得被可恶的消息侮辱了耳朵！”李行接着又用英文和中文把“沈崇事件”通报了一遍，并强烈要求美国海军陆战1师交出肇事罪犯——教官们显然事先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被震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过了好一阵，大家才渐渐缓过神来，三三两两地展开议论，有美国人说应该开除军籍，也有的建议判三年五年徒刑，而国军的态度却是异口同声：“按中国的军法，枪毙！”
蔡智诚问鲍威尔少校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鲍威尔回答说：“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我感到遗憾；站在军人的立场，我感到羞耻。但我不是司法专业人员，对军事审判没有明确的意见。”
第二天，北平的大学生开始上街游行了。很快，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就席卷了全国，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南苑“军官训导大队”的学员们并没有参加其后的活动。
在当时，对“沈崇事件”感到强烈义愤的主要是大学生或者与大学有关的知识青年。行伍出身的军人以及大多数普通百姓都对这桩强奸案则显得比较淡漠，甚至还有些老头老太太表示：“大姑娘家，半夜三更四处乱跑是自招祸害。”居然责怪女学生不守规矩。蔡智诚虽然同情沈崇小姐，但他还是觉得这只是个“孤立事件”，与其他美国人无关，只要通过法律程序，实行军法处置就行了，所以他并不认同学生运动所提出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1946年12月份，蔡智诚收到了二哥的来信，蔡智仁在信上说自己已经随戴之奇调到了整编第69师，担任副官处的主任。
整69师的前身是第99军，属于薛岳的基本部队。他们于1946年7月完成整编，10月份就遭到粟裕部队的重创，三个整编旅报销了两个半，结果师长梁汉明、副师长甘清直双双被解职，于是就改派戴之奇接任师长、饶少伟任副师长。蔡智仁是11月中旬随戴师长到整69师担任副官处主任的，刚到师部不久，部队就接到了进攻沭阳的命令，于是赶在出发前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二哥对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很不乐观——整69师的师长和副师长接触部下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只知道旅长的名字，就连身边的参谋都认不全，更无从了解各部队的素质特点。而且，整69师的建制也很成问题，预3旅是从整57师“借”来的，原本属于李默庵的“游击突击队”，以前没有打过正规战；第41旅是从整26师“借”来的，战斗力比较强，但旅长董继陶却性情孤傲，不听从戴之奇的调遣；而第60旅则是由整69师的残部而成，都是些刚吃过败仗的枪底游魂，惊恐未定，军心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上任的戴之奇却抢着要当先锋，不仅声称“一个69师能打共军三个纵队”（结果粟裕真的拿三个纵队打他），还提出“以苏北战绩向国大献礼”——这可真是盲人瞎马，前途叵测。
蔡智诚对二哥的忧虑十分理解，但他却并没有感到特别担心。因为在1946年12月，国民党军正处于全面进攻的高潮时期，半年来，国军已经连续夺取承德、张家口、淮阴等一百多座大小城镇，在华东战场上更是控制苏中、杀进苏北，“成功地”把共产党军队挤向了鲁南。所以蔡智诚觉得，虽然整69师的状况不大好，但完成“追穷寇”的任务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1947年的1月份，蔡智诚忽然在报上看到了“整69师沭阳受挫”的消息，联想起二哥的那封信，这才开始觉得有点慌神。他连忙四处打探详情，搞了半天终于知道，就在上个月中旬，也就是收到哥哥来信的时候，整69师已经在宿迁附近“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师长戴之奇自杀（他是解放战争中头一个“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副师长饶少伟被俘。
师长阵亡、副师长被俘，副官处主任也肯定没有啥好下场。
李行和莫永聪帮着蔡智诚分析：以蔡二哥的身份，如果不战死，即使脱逃回家去也躲不过军法处置，唯一存活的希望就是当俘虏——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蔡智诚就诚心诚意地盼望着哥哥投降了，只可惜，一封遗书最终还是断绝了他的希望。
蔡智仁是1946年12月18日自杀身亡的。
从12月15日黄昏时起，整69师师部就被山东野战军2纵（韦国清部）和华中野战军9纵（张震部）包围在人和圩（今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侍岭镇吴圩村）。战至18日下午5点，9纵突击部队冲进了村内。此时，预3旅和第60旅已被山东野战军1纵（叶飞部）和8师（何以祥部）歼灭，而东南方向的胡琏整11师（即“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戴之奇曾经是这个军的副军长）却依然不见踪影，驻守苗庄的董继陶41旅也呼叫不通。
苗庄村在人和圩的北面两公里，连续几天，那个方向都十分安静。戴之奇于是就命令蔡智仁带着他的手令去苗庄找董继陶，请41旅赶紧来救命。
没有人知道蔡智仁是怎么突破封锁的，反正他于傍晚时分到达了41旅旅部。但董继陶接到命令之后却并不愿意服从，他认为这时候靠近师部等于是去送死（这倒是真的），所以拒不发兵。蔡副官没有办法，只得写了几句遗言，然后对着自己的胸口打了一枪。夜里9点，在人和圩等不到救兵的戴之奇喊了几句忠于党国的口号，也朝自己脑袋开了枪。
19日凌晨4时，整编69师师部被2纵和9纵攻破。
第41旅旅长董继陶最后突围跑出去了，他还算是不错，专门派了个副官把蔡智仁的遗书送到遵义，蔡家人这才知道了二儿子的结局。那封遗书只有一百多个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有以死尽责；二是希望家里人把他妻子接回遵义去，并要求蔡智诚将来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的遗孀——看样子，他还是坚信妻子会为自己“守节”的。
可送信的副官却告诉蔡家老人，他已经去找过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带到贵州。可蔡夫人听完丈夫死亡的经过，只说了一句话：“他寻死之前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再安排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从此就没有了音讯……
1947年2月，蔡智诚结束了北平训导队的学习，准备返回南京。
按计划，这批“留美军官”将在7月份再度集中，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考核时必须呈交一份“业务报告”，大致相当于专业论文。蔡智诚的作战经验不多，所以他选定的研究方向是“伞兵部队的基本训练”。
在当时，伞兵的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各军用机场的警备部队，也就是“场兵”。但蔡智诚却对场兵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正巧，与他同在南苑训导队学习的有两个济南场站的军官，两位同学热情地邀请蔡中尉到泉城去考察考察。于是，蔡智诚就到空军第二军区（空军训导大队的教务由他们代管）开了张证明，坐上飞机，直奔山东省会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