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说起某某人是干什么起家的时候，指的往往是他最早从事的行当。提起我来，大多认为是干报业起家的。一九三〇年半工半读时，我确实曾在北平一家外文报社干过一阵子。一九三三年我开始给《大公报》写稿，一九三五年一出校门，就进了那家报社，跟它由天津而上海，最后顶着它的特派员头衔出的国。一九四六年又回到《大公报》，一直干到一九四九年重返北京。可以说，我从青年到中年，干的都是报业。
然而我并不是干报纸起家的，因为我十六岁上（一九二六年）考上了北新书局，在那里当过短短三个月的练习生。北新书局这家出版社极不起眼，然而就我一生而言，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三个月。
论资格，规模和场面，北新比起商务、中华和世界书局来都差得太远了。它不过是由一位名叫李小峰的北大学生在他的老师们支持下搞起的一家同人出版社。但它出了大反北洋军阀体制的杂文周刊《语丝》，印行了《呐喊》、《野草》和《寄小读者》等影响了几代人的“五四”启蒙时期的小说、杂文和散文，还团结了刘半农、钱玄同等一大批与鲁迅志同道合，也就是具有反抗性的文化人。无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还是出版史上，它都应有其独特的位置。
如今的出版社大都设在多层建筑里，有宽敞的办公室，可是二十年代坐落在北平东城翠花胡同的北新书局，统共只有三间（两明一暗）南房。就在那巴掌大的地方，编辑、发行以至会客、吃饭。老板李小峰是一个戴深度近视镜的白面书生，他一人兼着社长和总编辑。所有发行、会计等事务都由他那喜欢拉着弦子唱绍兴戏的哥哥以及署名“C·F女士”的妻子经管。有一位编辑似乎还正在读北大。这以外就是我这个练习生和两个负责跑街及打扫的伙计。从上到下就这么六名大将。我因为毕竟已经读了初中，待遇比两位伙计略高一些。每月挣四元钱，同老板一个桌上吃饭，他们还为我在北大红楼对面的大兴公寓租了一间仅能放一桌一床的屋子。那两位伙计则一日三餐只能在老板夫妇和我吃完之后才上桌子，晚间则用写字台拼起来当床。白天，铺盖只好卷一卷堆到墙角。
工作分派上，他们是纯体力劳动：跑街和打杂，我则主要从事校对书稿和每期的《语丝》，有时也被派到北大红楼的图书馆去抄资料。记得《吴稚晖文集》就是我一篇篇地从《京报》等报刊上抄下来编成的。
此外，有时派我骑车到八道湾两位周先生家，或者中剪子巷谢（冰心）家，以及另外一些作者的家去送稿酬。一大卷钞票我都是用手绢包起，绑在我的手腕上，一路都盯着它，生怕丢了可赔不起。
每天，那三间南屋里总是高朋满座，弄得烟雾腾腾。记得当时从未见过周作人和徐祖正抽过烟，鲁迅总叼着烟卷，刘半农更是烟斗不离口。《新青年》周围的许多“五四”先辈都常光顾，有的是来交稿子的，有的则可能是在北大讲完课顺便来坐坐。
那时，北新书局出了许多新书，很杂。除了鲁迅和冰心的作品之外，还出了刘半农的《太平天国》，徐祖正的《兰生弟日记》等，甚至曾被禁售过的张竞生所著《性史》，还代售上海等地出的外版书。
我最感激李小峰老板的是，他允许我每晚带上一两本回公寓，在昏暗的灯光下去阅读。可是不久我却在一种十分可笑的情况下离开了他和北新。
在我带回去读的书中，有一本是谈罢工的。书中说，罢工是被雇佣者为了争取较好的待遇而向雇佣者开展斗争的手段。读完那本小册子之后，我就想：眼前不就存在我与两个徒弟之间待遇的不公么！何妨就从这里着手。于是，我就偷偷同他们谈起。我说，同在一起干活，凭什么我们仨两种待遇？那么不公！应当平等！他们两个倒也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们就研究起罢工的目的和手段了。目的是让他们两个同桌用饭，并且让他们也有公寓房间。手段呢，就按书本上说的，把工作干上一半，然后就撂挑子。于是，他们只扫了半屋子的地，早晨也不把朝天倒放的椅子搬下来。我则把书稿校了一半、待寄的《语丝》不写住址。然后，给老板留了封信，是我写的，开列了要求，并说：满足了才上班。
于是，我们就开溜了，逛了一天大街，在饭摊儿上吃的饭。三个人把钱都差不多花光了才回去，满以为老板会笑眯眯地迎上来，一口答应我们所提的要求，可当我们像三个淘气娃娃走进北新时，见到的却是一张张绷紧了的脸。老板娘气哼哼地说：你们三个滚吧，我们另找了人。
就这样，三个人逞了一天英雄就同时失业了。他们一个回了家，另一个说想投考黄埔，我只好又回到了崇实。他们两个一声也没埋怨我，可由于我的无知和莽撞，害得他们也失了业。
在北新那三个月，我就体会到出版社同作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在印数方面。一般的书，在版权页上总有印数，而实印的册数往往与标出的（也即是据以付作者稿酬的）数目不相符，甚至出入很大。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冰心大姐在大会上批判我的，她忘记了场合，却表扬起我来：说起当年我在北新时，曾偷偷向她泄露过《寄小读者》的实际印数，正因为那样，后来有些作者（如徐祖正）就在版权页上加盖作者的私章，以防止多印。然而整个印刷过程都在出版家手里，作者是斗不过的。
那时，我虽站在出版社柜台里面，而我更关心的却是柜台外面的著译者。
一九三五年我也开始出书了。
初学写作者出第一本书，一般是很不容易的，可我却十分幸运。
我从一九三三年秋就开始向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投稿。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起先靠在校内从事体力劳动挣学杂费，自从第一篇小说《蚕》被登了出来，写小说就成为我更高一级的工读手段了。《篱下集》里那十二篇小说都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写的。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春因为要赶写大学毕业论文，没时间写小说了。沈先生知道我是靠写作来上大学的，就答应论文有些章节可以先在《文艺》上发表。这样，小说虽停了笔，生活并没受影响。论文《书评研究》写完，抄了两份。一份交燕大，另一份就随着《篱下集》和散文集《小树叶》一道由郑振铎先生交给了商务。一九三五年，三本书就这样同时问世了。一九九〇年，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又把《书评研究》重印了一次。
我一生师友很不少，可我从不请他们或任何人代我写序，唯一的例外是沈从文为《篱下集》所写的《题记》。他是应商务或者郑振铎的要求而写的。把那篇《题记》光看作一本书的序，太委屈它了。我觉得那是沈先生以最精致的文字写出的他的艺术哲学。
至于我为什么从来不请人为我的书作序，这里包含我对序跋的看法。首先，我不赞成用序跋来装潢一本书。这只是消极方面。更主要是，我认为写序既是作者的权利，也是他对读者的义务。先从后边谈起。你印了这么一本书，总该向读者交代一下写作动机和过程吧。作者可以借出书的机会向读者进一步披露一下自己的心迹。我的《忧郁者的自白》、《给自己的信》、《在洋山洋水面前》、《改正之后》等，就都是以序跋形式同读者见面的。一本书写完，总还有点题内题外的未尽之言。旁人再了解自己，也比不上作者本人。为什么坐失这样同读者交心的机会，而去麻烦旁人，教人为难呢！
请相信，为自己的书写序跋并非负担，而是莫大的愉快。
三本书出来后，我就调到上海编《大公报·文艺》了。在那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我的文学生涯真正的起点，我的摇篮。我成了上海霞飞路弄堂里他那三层小楼的常客——自然，我们更多的是在大东茶室相聚。在巴金主编的那十集一百六十种《文学丛刊》里，他先后印了我的《栗子》、《落日》、《梦之谷》和《灰烬》，还有同沈从文合出的《废邮存底》。在我出国的七年间，巴金还编印了我的《见闻》和《南德的暮秋》。一九四六年我回国，“文生”又出了我的《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甚至解放初期在私营出版社合并之前，巴金主持平明出版社时，还印了我的关于土地改革的长篇特写《土地回老家》。整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只有赵家璧主持的晨光出版公司出过我的《珍珠米》和《英国版画集》，而那都是在赵家璧由良友被排挤出来另立门户后，重道义和友情的巴金为了支持他而一定要我交给他的。
三十年代，我先同商务那样一家大出版社打过交道，然后，才转到巴金主持的同人性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来。同是出版社，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或者问，同人出版社究竟是怎么回事？
商务是大企业，一切照合同办事。甚至解放初期还按季度为作者结算版税。然而著作者与出版者，仅是卖稿与买稿的关系。倘若你有点急事缺笔钱用，找商务那就很难如愿。
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之间，不是靠合同，主要是凭友谊来维系的。三十年代在上海，月头我手头拮据，就向“文生”预支。我在国外那阵子不缺钱，他们也不须支付。商务那里，你交稿他出书，可是同“文生”的关系却远远超出那样。坐在大东茶室里，巴金（人家戏称他为我的“家长”）不但时常问起我的写作和生活，有时也给我具体的指点。
这里，我想用两件事来说明我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或者巴金本人的关系。
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后，出殡那天，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出了整版的纪念专刊，可报纸印出后，在三版左下角却有一段“短评”，对鲁迅先生大肆诬蔑。近年来我才从《新文学史料》杨纪文中知道，那是当晚值夜班的王芸生于上版前所写。看到报纸后，上海文艺界一片哗然，自然十分愤慨。我自己更是既震怒又狼狈，立即为此事向胡社长提出辞职。同样感到愤慨的巴金，当时就为我撑腰，说“你离开《大公报》，可以给‘文生’翻译屠格涅夫，绝饿不着你”。这样，我在报社里腰杆更硬了。最后还是胡霖道了歉，同意另发一专刊来弥补过失，才算了事。这种及时的道义上的支持只能来自“同人”出版社。
另一个例子涉及我的《梦之谷》。可以说，没有巴金，这本书是不会写成的。一九三七年春，我写了一篇《序曲》（发表在《文丛》上）之后，接着就是“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打响了。我同小树叶由华东绕道华南，最后在昆明落了脚。当时，我早已无意把《梦之谷》写下去了——这从我为它的初版本所写的那篇深表歉疚的序中，不难看出。是巴金从孤岛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硬是督促我把它写完的。
一九三九年出国后，我为《大公报》所写的通讯都是巴金亲自一篇篇剪下编印成书的。
一九四九年后，对私营出版社的消失我不感到遗憾。对“文生”那样的同人出版社，我却仍常眷恋。我总希望今天也有像巴金当年所办的那样的出版社：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心一意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写作，使文学事业欣欣向荣。
许多大部头书（如我那本《人生采访》）的清样都是高度近视的巴金亲自一字字校读的。巴金的全集是卷帙浩繁的。倘若三十年代他没主持“文生”的编务，他的全集无疑还会多上不知多少卷。
出版社也是企业，但像文化生活出版社那样的同人出版社，它首先是建立在友谊和繁荣文学事业的共识上。作为企业的出版社往往是冷冰冰的，但“文生”那样的出版社，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依然暖人心怀。
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始自十八世纪。从那时起到本世纪初，中国的《四书》、《易经》、《唐诗》，以至《红楼梦》、《金瓶梅》，都曾相继被他们的汉学家以及传教士或海关监督译成英文出版了。但是对于二十世纪——尤其“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他们则知之甚少。对他们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个地理名词。
三十年代中国的抗战，才使他们对东亚这头睡狮重新产生了兴趣。当时英、日还是盟国。英国为了保全它在远东的属地，不敢开罪日本。然而英国人民的同情则全部倾注在英勇抗战的中国身上。
我就是在那种情景下，于一九三九年秋到的英国。当时旅英的同胞中，有两位作家：一位是熊式一，他曾于一九三六年英国举行博览会时，把京剧《王宝钏》搬上英国舞台，改名为《娇贵的河川夫人》（Lady precious Stream），大获成功。他住在牛津。那座文化城里还住着另外一位中国作家——蒋弈。他以“哑行者”的笔名，用风趣的笔法，写了一系列游记，通过中国人的眼光看英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拥有不少读者。但他笔下写的是英国。
我这刚从战火中的中国来到英国的记者，当时大概满足了英国人的另一种渴望：可以通过我了解一下中国的最新情况。先是应中国学生会、英国的中国学会以及国际笔会伦敦分会的邀请，赴各地演讲。好在当时英国青年大都去服役了，东方学院的教学十分轻闲。所以我一方面忙于给香港《大公报》写通讯，同时还应邀赴伦敦及英伦三岛各地去作关于中国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