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几本书。我总算已经写了两本：一本关于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66，另一本是关于毕生文字工作的。可我写的时候，并非淋漓尽致。有些事太琐碎，不值得写；也有些认为还不便写——譬如感情生活，由于怕触动旁人，也怕触动自己，就一笔带过。我一路总提醒自己要从大处着眼，但有时也情不自禁地针对过去运动中某些恶意歪曲捏造——捎上一笔。但我总努力做到不啰唆，因而叙述多而描绘少。所以我一再告诉人，那只是本“传记”，算不上“文学”。要写一本凭记忆和想象力来再现往日生活中的人和事的作品，才算得上“传记文学”。我并没朝这个方向努力。也许我根本没这本事。
一九七八年以前，我从没动过写回忆录的念头，更没想过要写两本。那时我认为，已经写了的，反正白纸黑字，就任凭人家去揣摩、追踪、评议吧，自己用不着再多嘴多舌。至于一生的经历，那也是白纸黑字，随人家或褒或贬，更用不着自己去作什么脚注了。然而写完两部回忆录之后，竟然仿佛意犹未尽。时有阵阵冲动，想再写它一部——比方说，感情回忆录。总觉得这方面自己磕磕碰碰的经历，写出来对青年读者也不无裨益。
我老早就喜欢写这种自剖性的小文。我是一九三三年九月才开始写小说（《蚕》）的，然而一九三二年我就已写了《题一个人的照片》。那人当然就是我自己。其实，生活中我一向不大照镜子。家人经常从我脸上抹掉点什么零碎儿（如鼻烟）。小时候，我在生理上还有过自卑感。一次去人家拜年，那家姑娘刚掀开帘子就嚷：“哎哟，怎么这么黑呀！”臊得我扭头就跑。还有人嫌我长得太矮。一九二六年夏天投考《世界日报》练习生时，我就因身高问题而落的选。所以我对自己这副尊容，从来兴趣不大。可我素喜搜索自己的精神世界，也习惯于从旁人的表情来推测其心态。甚至文革期间戴红箍儿的罚我跪或站的时候，我还从他们那蛮横的表情中揣度：他们真是出于“革命”义愤呢，还是虚张声势来保护自己？抑或内心深处对这么干也并不以为然，只好敷衍塞责？自然，我也省察自己当时的狼狈心境。
专谈本人经历的自传，我看了并不过瘾。我更倾向于读回忆录——就是那既写自己也写旁人；既反映社会，也描绘人生。这种写法路子宽，视野广，拘束较小，因而或许会有点深度。
然而就我已问世的两本回忆录而言，我并未能实现这一理想。往往单纯把事情写出，却把观感略掉了。例如在我的《文学回忆录》“精辟的结论”那一节中，我就仅仅把那篇社论的全文引了。本想还发挥一下，但我却什么也没说。有的朋友读后，认为那样适可而止最好不过，也有的嫌我太不痛快。殊不知，一九五七年我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也够含蓄的了，可还是遭了大殃。从那以后，我立志有话点到为止，绝不图一时痛快。
七十年代末重新拿笔以来，我认为写文章心中当然首先要有读者，但也切不可忘记梁效先生。如今，梁效先生倒也挺知趣。对于不那么刺耳的，他也会只皱皱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都学点自我约束，和平共处，天下就可太平。在写那两本回忆录时，我就一路奉行这种自我约束。如果是在五十年代，尽管关着闸门，奉行了自我检查制度，也难免不被挑剔，甚至声讨。所以我认为八十年代以后，情况毕竟大大不同了。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的惊弓之鸟，才居然又展起翅来。
两本回忆录出版之后，我还没写够吗？这就难说了。拿《未带地图的旅人》来说，其中，我故意把自己的感情生活一笔带过，写得还远没有李辉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67充分。我时常在拂晓半醒未醒之际，有股冲动，想写写这个方面。及至完全清醒后，就又踌躇了。我私下里命令自己：还是安安分分地译你的《尤利西斯》。这样的意识流作品，五十年代连提也不敢提。今天出版社居然来约稿了，这也说明时代确实在前进。
译完之后呢？也许我会写一本《我的七情六欲》。这时，红灯又亮了。性欲算不算其中之一欲呢？思想里又出现了路障。我的笔可从来也没触及过这方面。一九三五年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在评郁达夫的《出奔》时，竟还冒冒失失地责备这位先辈作家“没看到当时革命高潮中，青年的嘶喊和热血，因为他总忘不了男女之间的那件事”68。字里行间，明显地对关于“那件事”的描述带有反感。
我并不是个清教徒。中外这类“名著”我也浏览过一些。四十年代，还钻研过美国的亨利·米勒。一九三四年，我就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描写一个同人轧姘头的寡妇丢下亲生儿子私奔的事，题名《放逐》。我已记不起是从哪里得来的素材。反正我一直十分厌恶此作。所以一九八三年编四川那套四卷集时，我就没把它收进去。今年问世的台湾版六卷集69，自然也略去了。其实，那篇小说并没有肉欲或性爱描写。但发表之后，我始终为之脸红。至今，我对单独描写性爱的作品还是不感兴趣。我赞赏张贤亮笔下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因为本质上他写的并不是情欲，而是一个被冤枉、受尽折磨的青年，在囚禁中压抑情绪的爆发。同样，竹林在反映云南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中的一些性爱描绘，实际上写的也是兵团里暗无天日的生活。曾经在五七干校待过三年半的我，对此并不陌生。我充分知道那年月手里掌握回城大权的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的。狼吃人，一点不足为奇。
二次大战期间，伦敦街道的垃圾桶是分类的。破罐头盒丢在“五金”桶里，菜叶子还可用来喂猪。
近来，我在书桌旁挂了个纸盒，上书“七·六”二字。朋友看了，有些莫名其妙。这正是我为设想中的那本《七情六欲》准备下的。说不定我肚子里也还有些精神垃圾。我想先把它们理一下，也许有的还能派上用场。那就作为我的余烬吧。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
（原载香港1992年11月20日《华侨日报》，收入《关于死的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