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得准备讲稿了。像一九七九年访美之前那样，我还是先用中文写出来。九年来跑了那么多地方，讲了那么多回，已驾轻就熟，未向任何人讨教，一气呵成。题目就叫《中国文学界的改革与开放》。冯牧住在马路对过的一幢楼里。稿子送去之后，他很快就只字未改地退还给我。我又把它译成了英文。下面是这篇讲稿的主要部分：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都曾是设在伦敦的国际笔会的一名成员。当时，每次会议的热门话总是大家对战后世界所寄予的种种期望，其中最主要的是和平。大战过去已四十多年了，尽管世界一些地方还有局部流血战争，然而四十多年来并没爆发全球性的大战。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在二十世纪的一大成就。我相信国际笔会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也是可观的。它增进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了解，加深了相互间的认识。
我的童年是在内战频仍、军阀当道的旧中国度过的。从青少年到中年，始终也没能摆脱过战争。我曾逃过两年日本飞机，紧接着又在伦敦经受纳粹的闪电战和一九四四年的飞弹。英国人说，结局好就是好。我很庆幸在晚年又一次来参加国际笔会，在亚洲这个比较陌生的一角，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相会。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九七八年我国曾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哲学辩论，总题是：实践（或者说效果）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最终、最可靠的标准。从那以后，我国摆脱了教条主义，摆脱了过去三十年来作茧自缚的状态。在政治及经济方面，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改革开放之风就很自然地也吹进了文艺界。今天我想简单扼要地说说中国的改革与开放。
改革就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愚蠢走向明智；开放就是结束封闭状态，结束自外于世界的局面，成为世界的一员。几年来中国参加国际笔会这一行动本身，就标志着我们在摆脱以前的封闭状态，决心同世界各地的作家进行交流，让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把我们的智慧与创作贡献给世界。
正如发明家离不开制造部门，作家也离不开出版社。早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国家就提出过双百方针。就是说，应当允许作家本着其良知和艺术倾向来决定写什么以及怎样去写。然而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国的出版体制本身并未能保障作家去享受这种自由。那时，全国只有一家专出文艺书籍的出版社——那就是我曾任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分为古典、现代以及外国文学部门。全国的稿件都集中到我们那个出版社。小说也罢，诗歌也罢，翻译也罢，只要我们出版社有关的编辑对它作了否定的评价，那部书稿就别想见天日。这样一来，必然促使文学作品题材以至风格的单一化。那时我们在苏联文学史家的影响下，对外国文学作品也持有许多荒谬的偏见。拜伦、雪莱是革命浪漫主义者，而渥兹华斯则是反动的浪漫主义者。至于乔伊斯、劳伦斯、福克纳、布莱希特和卡夫卡那样打破常规的作品，就根本无法与中国读者见面。
现在全国有四百六十家出版社，一半以上都出版文艺作品，其中还有许多家只出文艺书。一九七八年以前，全国只有两种文学刊物，短篇登在《人民文学》上，中长篇登在《收获》上。现在中国有五千七百种刊物，其中七百种专登纯文艺作品。这样，一位作者或译者在这家碰了钉子，他还可以再试试旁家。于是，一些背叛传统、独辟蹊径的创作，以及许多在中国鲜为人知的重要西方作家（除上面提到的几十人外，还有卡缪、伍尔芙等）的中译本都相继问世了。
当前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出版界这一体制的变革——从一元化到多元化。
从五十年代起，中国就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几乎每一次都先从文艺方面开刀——如《武训传》、《红楼梦》，以至“文革”初期对《海瑞罢官》、《早春二月》等的批判。其结果，在文学史撰写上造成极不稳定的局面。那时的文学史简直没法写。反胡风之后，一批作家从文学史上除了名。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更大一批作家成为反面人物，我也是其中之一。到了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一部文学史上的作家几乎统统成了“黑帮”，只剩下江青的八个样板戏。那时，一个作家只要有一部或一篇作品在政治上受到谴责，他的作品就会一律成为毒草。这样，大家不期而然地都就一个保险的模式来写。作家的想象力被套上了政治的枷锁。
此外，对作家的评价也主要用政治标准。因此，当过国民党驻美大使的胡适就与在敌伪时期任过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同样遭到了全面的否定。现在，大陆出版了《胡适传》，文学史上对胡适的一生作了全面的估价，对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也充分加以肯定。他的《尝试集》也被视为新诗的开山之作。关于周作人的重新估价也正在开始。我还看到过一位青年评论家一篇论文，题目是：《林琴南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林琴南在五四运动时曾坚持使用古文，反对白话。他一直被视为顽固派，甚至是新文艺运动的死敌。他怎么会有什么贡献？及至我把论文读完，就觉得这位青年评论家讲得很有道理。是林琴南把从莎士比亚到大仲马的西洋作品最早用文言译介到中国来的，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呼吸到世界文学的新鲜空气，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在文学上的闭关自守状况。他的功绩自然是很可观的。
文学研究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的倡兴。一九七八年以前，我们的大学有中文系，也有外文系，然而很少人致力于探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没有人从威廉洁·勃莱克想到中国的王维，从《源氏物语》想到《红楼梦》，因为那时我们是关上门过日子，关上门搞文学的。一九七八年以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许多高等学府都相继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还组成了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作家、学者经常像我们这样出国去参加国际性的文学会议，也不时地邀请各国作家、汉学家来中国共同研讨。我们以极大的兴趣与各国同行交换观点，保持联系。
新时期的创作更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无论在题材的广泛、技巧的创新还是数量的庞大上，都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首先表现于禁区的突破。
在改革开放声中，我国的文学艺术也在以崭新的姿态，同步地发展着。我们坚信像国际笔会这样超越国界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促进世界和平能够产生巨大影响。文学是直通人心的。通过文学上的交流，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人民要求进步、向往和平的心愿联结起来，建起一座精神长城。这座长城抵御的不是匈奴，而是怀疑、误解和战争。
同去汉城的，还有上海的柯灵和广州的黄秋耘以及北京的刘亚洲、金坚范，他们都是各地国际笔会的负责人。先飞香港，等了几个小时才换乘韩机飞抵汉城。过移民局时，我们的头衔一律是“中共”。
那是奥运会的前夕，汉城一片喜气洋洋，到处贴满欢迎外宾的招贴画。他们欢迎的当然不是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耍笔杆的，而是会举重跑百米或撑杆跳的。市容的整洁自不待言，给我印象尤其深的是韩人的彬彬有礼。许世旭教授（我同这位高丽大学汉学家和诗人是一九八三年一月在新加坡结识的，当年八月又在衣阿华重逢）陪我去参观故宫的那一天，游客知道我来自北京，都笑眯眯地表示友好。
在汉城，除了大会演讲之外，还应当地《京乡日报》之约，同林海音做了一次颇有意义的文学对话，由许世旭主持。内容无非是加强中国海峡两岸以及同南韩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林海音在《联合报》上撰文介绍了详细情况。汉城之行的另一收获就是结识了这位在北京长大的《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能文能画的天津人王蓝和一见如故的姚朋。由于都是在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且都当过报人，我们之间很自然地有着一道感情纽带。
归途过港时，那里的作家联谊会为我们洗尘。席间，我谈起汉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么富的一个国家，哪里也看不到洋货。逗留九天，没见过一辆日本或西方牌子的汽车，闹市也不见富士胶卷或日立、索尼的广告牌。多阔的人也不抽万宝路。从这里，我瞥见一种自豪，一种民族骨气，同时也是一股健康的社会风气。
自一九五八年起，戴了右派帽子，终于在“实属错划”的结论下，得到了改正。我这个人还是不忘知遇之恩的。十年来，我一面忙于写作（主要是两部回忆录：一本是回顾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再就是这本文学回忆录），一面马不停蹄地出访。
汉城归来，掐指屈算，我即将年届八旬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再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余年无几，我不想再在凌晨爬起来奔赴机场，排队过海关，行囊检验，电子照身，好容易熬到尽头，等候登机。抵达之后，又不停地应酬，演说，座谈，接受采访，时刻得记住“内外有别”四个大字。我想自己也该急流勇退，封箱挂镰了。所以转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今日世界文学》杂志举办每两年一度的“国际文学奖”，聘我任评委之一，邀我于一九九〇年四月赴美参加评委之际，我就只写了书面意见寄去，并请金介甫教授就近代为出席了。
十年来，每逢出访，从登台演讲到私下里交谈，我都不遗余力地洗涤“文革”给中国人脸上抹的黑，让世人了解中国人懂得明智，能够清醒。“文革”和革命之间绝不可画等号。一九七九年第一次访美及一九八三年第一次去新加坡，从人们的意表中我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种歪曲。我所做的不一定成功，但我渴望改变被那场浩劫扭曲了的中国人的形象。让外界知道我们仍是心胸豁达、广思博听、平易近人、通情达理的民族，与残暴的极端主义者无缘，中国作家不是动辄得咎的受气包儿，而是根据各人对生活的观察体会而进行创作的自由人。革命是可亲、可敬、可喜的，而绝不是充满恐怖色彩，令人生畏的。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