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国际笔会所作的演讲，讲稿立刻被该会秘书长赫尔门·奥德（Hermon Ould）索去，编入他主编的《笔会丛书》了。那其实只不过是本小册子，书名《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全书共分七章：（一）告别了老古玩店；（二）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三）诗歌在十字路口，（四）戏剧：宣传喇叭；（五）散文随笔；（六）精雕细镂与大刀阔斧；（七）翻译：广泛的流行。
书由老资格的阿兰与恩温出版公司出版，那是第一次较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五四”及三十年代中国文学。那原是我从香港动身前所准备的一份讲学稿，没在东方学院用上，却为笔会讲了，并成为我在英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当时，我确曾有意把它发展成为一部更完备而有系统的中国新文学史，后来去剑桥读书，接着又去采访二战，所以就搁置下来了。有位名叫“君干”的先生曾节译过其中一部分，刊载在一九四〇年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一九四六年，瑞士还出了该书的德文译本。
我的第二本书是一九四二年出版，一九四四年再版的。书名《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是由向导出版社出版的。书仅一百四十页，却附了近百幅精美照片，其中除了滇缅公路那几幅是我自拍的外，其余都是出版者找的。有些——如关于早期的工业合作社的，还很珍贵。
此书共分十五章，除了《滇缅公路》和《刘粹刚之死》是我根据旧稿自译的以外，其余大都是我在英国各地所作有关抗战中的中国的讲稿，第一章是“当古老国家的危险”，我向西方人提出，不要把中国当作古玩店，要他们正视从几千年沉睡中觉醒过来的中国。
一九四四年是我在英国出书的丰收年。阿兰与恩温公司这一年又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都是我在剑桥那两年研读之余自译的，内收有《蚕》、《矮檐》、《篱下》、《栗子》、《俘虏》、《雨夕》、《在破车上》、《邮票》、《花子与老黄》、《印子车的命运》。此书曾印了几版，一九四五年，瑞士出了德文译本。书后还附了《旁观者》、《论坛》、《收听者》等刊物对此书的评论。一九八四年，外文局在伦敦原出版社的同意下，曾把它编入《熊猫丛书》在北京再版了。
一九四四年，向导出版社又印了我编的一部文选《手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全书分六部分：（一）历代英国文人笔下的中国，内分诗歌、散文随笔、传记和书简；（二）六个世纪以来欧洲旅游者笔下的中国。（三）人物画廊，分男女两部分：女的从《孔雀东南飞》到宋氏姊妹，男的从孙中山到张天翼；（四）中西文化交流，内分地理、文学、科学及政治；（五）有关中国文史哲、绘画、音乐、园艺的论述；（六）民间文学：内分格言、谚语、儿歌、幽默及讽刺等。后边附有几首英译的中国民歌，如《孟姜女哭长城》、《探亲家》、《梅花三弄》等，并附有五线谱。
这些内容大都出自我抵英后在旧书摊上搜集的一些书中，编写十分顺手。但为了取得原著译者的同意，我足足写了上百封信。大多数回信都表示：“同意，请按照时价付酬。”可是有一位当时在英国赫赫有名的诗人（出身贵族，二十世纪初到过北京）回信说：“时价每千字三镑，但我要五镑。”我把这封令我吃惊的信拿给一位英国朋友看。他竟毫不感到奇怪地说：“这是表示他的身价。”
这本书很对英国读者大众的胃口，虽然部头大（五百多页），却颇畅销。
旅英七年，我最后一本书题为《龙须与蓝图》，这是我在伦敦中国学会的一次演讲。在英国作演讲，组织者常请与讲者熟悉的名流任主席。曾经主持过我的讲演的有《世界史纲》的作者H.G.威尔斯和评论家戴思芒·麦克锡。作《龙须与蓝图》演讲那回，他们请的是小说家E.M.福斯特。我讲完后，他还做了一段十分俏皮的结束语，提到了曾经在本世纪初到过中国的他的好友娄斯·狄金斯。正是受后者的影响，他早年就仰慕东方。他颇为遗憾地说，可惜他走到埃及和印度就再没东进了。他的最闻名于世的小说是《印度之旅》。
在上述同一书中，还有我的另一篇讲稿，题为《关于机器的反思——兼论英国小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那实际上是出自我当时正为剑桥皇家学院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来为了当战地记者，学位半途而废了。文中我谈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劳伦斯等人小说的读后感。此外，还有两篇文章：《易卜生在中国》及《文学与大众》。
一九八四年，香港三联书店又印了我一本英文书：《<；珍珠米>；及其他》（Semolina and Others），除了《龙须与蓝图》（此文有傅光明的节译，刊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号的《香港文学》上，并作为附录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之外，书中还收了我自译的小说《珍珠米》、《皈依》、《雁荡行》等，以及三十年代初在辅仁读书时所译的《王昭君》（郭沫若）、《湖上的悲剧》（田汉）及《艺术家》（熊佛西）这三个早期的剧本。
八十年代我精力差了，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Traveller Without A Map）只好请美国青年汉学家金介甫译成英文，先由英国赫金森公司出版，后来美国斯坦佛大学出了美国版。此书还有日本汉学家丸山升、江上幸子及平石淑子的日译本（两卷），由花传社出版。另外，原书还先后出了香港及台湾版。
同国内出版社比较，国外的出版社合同订得细，执行得也严格；然而光是一买一卖，谈不上什么人情味。中国出版社订合同之前，社长或总编辑往往会登门拜访，有时还会带上几本该社出的书，希望建立关系。西方出版社来打交道的，一般就是那本书的责编。合同上一般比中国出版社多一条：保证售完及时再版。（这一点台湾出版社做得也很好。有位朋友送过我一本书，打开一看，竟是第二十一版。他们每版印的册数不多，但再版次数本身往往就带广告意味，容易吊人胃口）
另外，外国出版社还有个特点：每出书必由出版社分寄给报刊书评家。同时，他们十分认真抓出书目录，定期印成小册子，有的按名单发给个人或团体，大批的则交由发行部门放在书店台子上任读者自取。换言之，出版社的责任不仅是把书印好，还要协助推销。我们这里，即便很大的出版公司，也未必拿得出一部本版书目来。
巴金在三十年代主编的《文学丛刊》，每辑有十六册。他在每册的版权页上都附以全辑的书名及作者。这样，就便于有心的读者把丛刊买齐。另外“文生”还利用封底内页刊登同类书的广告，以书推广书，这是极好的办法。不少书的广告还是总编巴金亲自执笔的。不知《巴金全集》的编者及研究者可有兴趣搜集一下？
我总觉得我们出版界存在一个出版与发行的接轨问题。以前，或者国境以外，书一脱销，卖书者（书店）就立即通知出版者。这种联系应是经常的。当然现在遇上特别畅销的书，如《廊桥遗梦》，也有这种联系。但我认为书一旦脱销，就应考虑再版。这样就不会有今天的情况：某书出了如不马上去买，以后就休想再买到了。
一九四九年后，除了柏各庄农场那三年及“文革”，我基本上又回到柜台里面。先是在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转到作协，四年后，就当了“右派”。一九六一年结束了农场的劳动，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阵子，我忽而副主编，忽而是戴罪立功的“工作人员”。七十年代末，又当起顾问。反正没离开过出版口。
我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参加由乔冠华和龚澎主持的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九四九年跟随地下党来到北平，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前身：国际新闻局。开头在南河沿一座小四合院里工作，统共才七个半人，因为领导乔冠华的主要岗位在外交部。如今的外文出版社已是多层大楼、干部员工超过五千人的大单位了。
这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出版社。首先，它用的是外文，因为读者对象是洋人；更重要的是它不但不需盈利，甚至也无须自负盈亏，因为它搞的纯粹是对外宣传。当时，我们编了开国初期唯一的外文刊物《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最初只有英文版，后来扩大了），运到印度时售价还不够邮费。这个单位的主要业务是出版《人民中国》。另外还有以书的形式介绍新中国事物的编撰处，下设英、法、日、德、印尼等语种的小组。
那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年月，整个国家的体制都以老大哥为榜样，我们那时自然也在向苏联模式看齐——而且像不少单位一样，也聘有苏联顾问。有些热爱苏联的干部甚至起了苏联名字。所以楼梯上常有人喊“尤里”或“萨沙”。那时颇有几位教授丢下学了一辈子的英语，改学俄语。上突击俄语班时，甚至不见客，不接电话。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亚非拉，确实很想了解我们的一切。例如，我于一九五〇年去湖南参加土改后所写的长篇报道《土地回老家》（How the Tillers Win Back Their Land）出版后，竟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那是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又是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威望最高的五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频频出访西方及东南亚国家。每逛书店，必先看看他们有些什么中国书。我常常很失望：那些书店里，中国的书籍几乎清一色是港台出的。我们这里出的很少见到，外文局出的更是一本也没有。一问（无论在伦敦还是旧金山），都说只能去专卖“共产党国家出的书”的左派书店买。那往往是一间门面的小书店。在伦敦，就是柯累兹书屋。我问过一位汉学家，我们的外文出版社不也出了不少现、当代文学名著，如《青春之歌》的英译本，为什么不能陈列在一般书店里？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只因为书脊上印着北京外文出版社的名字。”在他们心目中，那就是“宣传”，而坚持个人独立思考的西方读者对“宣传”一向没有好感。后来改用“新世纪出版社”，那套书也改名《熊猫丛书》，情形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