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报》的美国工作人员坚信，本期这个“当代中国文学专号”中所译载的作品，美国人读了必然会发现它们与世界的名作相比，毫不逊色。这些作品以前从未被译成为英文。这种疏忽是至为可憾的。人们一想到中国，就只想到土匪而不想到社会建设，只想到对过去文化的毁坏而不想到新文化的创造。现代中国正在做古代文化所没做到的：与广大世界联系起来。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不公正的。这在美国尤为遗憾。因为美国正在如饥似渴地吸取外界的新文化，以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可是我们对于东方国家在精神上的成就却一无所知。
六十年后，重读安澜这段话，我对他更加怀念与钦佩了。正当西方世界把中国看作野蛮落后的黑暗大陆或冒险家的乐园时，这个初出茅庐的美国青年（正像后来的斯诺那样）竟能对中国丝毫不抱成见，而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艺怀着满腔爱慕之情，在当时以至现在都是至为可贵的。
在这一期的第二版上，安澜向读者公布了他介绍中国新文学的庞大计划。看来他既没考虑我们有多大本领，更没掂量一下那时他口袋里还剩几个大钱！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实际起来，的确可悲，然而他那份热情，又确实可爱。
他还写道：
当代中国文学整个被西方学者所忽视了，以致连中国最为人知的作家，我们都读不到其作品。《中国简报》深知文学在世界上影响之深远，价值之大。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出自关心中国民主化及工业化过程中的新问题的作家们之手，足以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转折点。他们在寻找着新的思维和新的表现方式。这里肯定包含着一些不朽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
下列作家均是重要文学流派的领导者。《中国简报》将分别介绍其生平并摘译其作品片段。
我们已经摘译了鲁迅及郭沫若的作品，并介绍了郁达夫和茅盾。——前者为浪漫主义者，后者为自然主义者。本期介绍沈从文。以后还将介绍徐志摩——泰戈尔的译者，他首创西方式散文。
郭沫若——先是浪漫主义者，后成为新现实主义者及无产阶级作家。译过辛克莱的小说，并用当代民主观点写过历史题材的剧本。
胡适——中国主要思想家，由提倡白话文而掀起文学革命。
周作人——主要散文家，鲁迅之弟，欧洲弱小民族文学的译者。
林琴南（已殁）——翻译文学之父，用古文译过一百三十种西方长篇小说，供当代文学家们参考。
苏曼殊——一个不过僧侣生活的和尚，浪漫主义小说家，画家，《悲惨世界》译者。曾用中国诗体译过拜伦。
冰心——第一位被称为伟大诗人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超人》很有影响。她的诗曾被译成英文。
其他拟介绍的作家还有冰莹、白薇、丁玲以及专写当代婚姻问题的庐隐。
本刊不久将综述从十九世纪至现在中国文学面向西方、面向下层的倾向。
在未来六期，本刊还将介绍当代中国的文艺杂志，按国家分类的翻译书目，以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中国革命产生的文学作品，以推荐出版英译本。还将介绍改进中国文化，明确作家写作目的及表现方法的两场文艺界论战。
以上这些足够一家出版社干上几年的了，而所谓“《中国简报》工作人员”，除了安澜和我，另外就只有两位负责摘译社会新闻的助手。责备完安澜的不切实际之后，我也不能不反躬自问一下。他这个庞大无比的计划，自然是我提供的。可我又有多大本事？还不就靠当时上海出的一些文学史和作家评传，以及我个人的阅读。再有就是杨振声老师讲授的。
编《中国简报》时，我还没见过茅盾或闻一多。在北新时见过“大先生”鲁迅，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在《中国简报》工作之前头一年，我就见过沈从文，是经杨振声老师介绍。当时沈先生在青岛大学教书，刚好来北平过暑假。我们见过不止一次。写访问记那次是沈先生请我们（安澜也在场）在东安市场一家广东馆子吃了顿饭。只记得沈先生用毛笔写菜单。我看到他的字写得漂亮，就俏悄地向跑堂的讨。沈先生朝那伙计摆摆手，笑着对我说：“要那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很多信的。”果然，一九三七年夏天从上海逃出时，一只皮箱满满装的全是他的信：谈写作，谈人生，更多的是谈副刊稿件。这只皮箱于一九三八年跟着我去了香港，一九三九年带到英国，一九四六年以后，又上海——香港——北平这么兜了个圈子，最后，一九六六年夏天，随着我的其他身外之物一并化为灰烬了。
第八期（也是最后一期）的《中国简报》着重介绍了沈从文，长达六个版。由于是以《阿丽思中国游记》（摘译）为主，所以文前冠以醒目的大字标题：《中国伟大的讽刺家——幽默家》。先介绍了他的生平。关于学历，在访问时他就说过：“让我由一件事联想五十个念头或形象，一点也不困难。可是书本上的话，我念五十遍也记不住。”文中联系到他的生平，把他的作品分作四类。即：（1）童年回忆（《鸭子》及《蜜柑》）；（2）行伍生活（《在别一个国度里》及《入伍后》）；（3）爱情题材（《初恋》、《男人手册》、《第十四夜》）；（4）讽刺（《阿丽思中国游记》）。
介绍完沈从文，刊物就寿终正寝了。
安澜这位梦想家，和我这个愣小伙子算是碰到一块了。在他的鼓励之下，当时我这个大学一年级生也真想献身于把中国新文艺介绍到西方去的事业了。怎奈出了几期，订户始终寥寥无几。那时中国只不过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或爬长城逛颐和园的旅游点。谁去理会你什么新文艺运动！那阵子安澜见了我，不是绝望地摊开双手，就是沮丧地抓耳挠腮。直到这最后一期，他还在刊物上预告着要出的一系列专号，讨论教育问题、中美文化交流和体育运动。甚至还想出一期“中国学生最喜读的情书”。
这个美国青年不缺乏干劲和梦想，只怪他囊中只有慈母给他去观光的那点盘缠。从那以后，他就杳无音信了。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常幻想有一天会突然遇见他——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扶杖重访中国。我一定带他去百万庄参观拥有数千工作人员的外文局，并对他说：“当初咱们有多么自不量力！”
今天，除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有我捐赠的一部《中国简报》合订本，此外，可能就只有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去看了。那里我参观过，“五四”时期的一些小册子也珍藏着。
有人说，《中国简报》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新文艺的。这话至少适用于英语世界。它比斯诺的《活的中国》还要早上五年。
二、《辅仁杂志》
一九三〇年，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之所以在一九二九年进了燕大国文专修班，是因为考那里不需文凭。（我是差半年就高中毕业时被崇实开除的）那时我急需个资格，好同《梦之谷》中的那位“盈”一道去南洋教书。
当时燕大中国文学方面的师资阵容强大，容庚、顾随、郭绍虞、顾颉刚等教授都是国内名家。怎奈我这织地毯、送羊奶出身的穷小子，毫无国文基础。除了杨振声的“现代小说”一门而外，我对于甲骨、音韵都听不进去。我却常跑到英文系去旁听包贵思（Grace Boynton）的“英国小说”和“十九世纪英国诗歌”。
一九三〇年夏天，北平新开了一家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由于是“新”开的，急于招生，估计在手续上会放松一些。刚好这时，热心的朋友赵澄又为我弄来一张假文凭。杨刚告诉我，辅仁的注册部主任是她的四哥，也就是说，可以“打马虎眼”。我就报名投考那里的英文系。
对我一生，那是颇为重要的一关。考上了，我就将成为正式的大学生了。然而，由于从小学到高中，整个上午都在打工，数理化等重要课程，基本上没学过。在考官眼里，那可是重点。幸好自然科学可在物理、化学和生物中任选一门，我好歹还上过几堂课，就报了生物。我把“考试问答”之类找来，死背其中的答题，居然答了八九不离十。数学嘛，就只能交白卷儿了，我灵机一动，来了个苦肉计：在数学的卷子上，写了篇洋洋数千言的自述，说明我何以不会数学，苦苦哀求大学不要把我关在校门外。我可能碰上了一位软心肠的考官，再加上我的中英文考得大概都不一般，居然破格被录取了。还给了我个差使：当英文系主任的助理，从而免交学杂宿费。
这家大学的建筑是中古僧院式的长方形结构：课室在楼下，楼上是宿舍。整个建筑只朝南开着一座大门。大概是照寺院办法，门禁森严。但倘遇火灾，准保一个也休想逃脱。辅仁是奉梵蒂冈教皇之命，由美国本笃会创办的。英文系的教授有一半是身穿黑袍、长须飘拂的神父，并且都是爱尔兰裔的。校长奥士尔教哲学，讲到宇宙本体，当然完全是天主一手创造。达尔文是大逆不道。好在天主教不大向人硬“传”，除了教徒，并不要求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听说教拉丁文的伊德风曾在梵蒂冈待过十几年，资格很老，在教内地位相当高。坐在讲台上，他一边讲，一边总得意地捋着胸前他那副漂亮的胡须。
英文系主任雷德曼很快就同我熟了。他下班后，大叠大叠的卷子都丢给我改。我对爱尔兰（包括像奥尼尔那样的爱尔兰裔美国作家）诗歌、小说以及戏剧的偏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人与其说是神父，倒不如说是个名士派。不久，我就把他同苏曼殊联系起来了。因为他不但酒喝得冲，而且整个浸淫在十九世纪爱尔兰浪漫主义文学里。不仅在课堂上侧重讲，课外，有时深夜，我还听他吟诵着叶芝的诗，或朗读着约翰·沁、奥凯西以及葛瑞果蕊夫人的剧本。读时逐渐“进入角色”，忽而尖声嬉笑，忽而哽咽不止，忽而又开怀大笑。有一次他从箱底抽出一篇自己的诗稿，读着读着，竟然号啕大哭起来。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是因失恋而出的家。
那阵子，在他的鼓励下，我为北平《晨报》写了些关于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文章如《格瑞果蕊夫人逝世感言》，并写了《奥尼尔与<；白朗大神>；》一文。
当时，这家大学正出版着向全世界天主教文化界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叫作《辅仁杂志》（Fujen Magazine），雷德曼看到我在《中国简报》上发表的东西后，就一再怂恿我为这份天主教刊物翻译点中国作品。
我最初译的是郭沫若的《王昭君》，并在译文前写了一整页介绍。在同一期，我还写了一篇评论绿漪女士（苏雪林）的《棘心》的文章。发表后，陆续接到世界各角落的许多来信，纷纷表示深感新奇，希望杂志多介绍一些中国的新文艺。随后我又译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和熊佛西的《艺术家》。三个是我当时喜读的剧本。这三个剧本的英译分别刊于《辅仁杂志》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五月号，后收入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珍珠米>；及其他》（Semolina and Others）。
这是我在《中国简报》上所做的汉译英工作的继续：把中国新文艺介绍出去。读者来信中，凡是顺便谈到我的译文的，雷德曼（他是这杂志的两位编者之一）总拿给我看看。专谈我的，则一律交我保存。一九四八年我由沪去港，就把那一大包信连同其他东西托给一对友人夫妇代管。解放后不晓得这期间他们散了伙，托的书物自然也找不全了——其中包括那批洋信。有不少封是一位西班牙朋友写的，他同我通了十几年信。此人一度想跟我搞贸易——他找错了对象。他要我给他寄点中国工艺品。我寄去一箱宫灯。他卖得很成功。他回寄我一箱刮脸刀片，还总说一声是西班牙制造的。最后由一位好友替我弄到天津中原公司去解决掉了。在这段交易中，我曾替卞之琳从西班牙买过一本阿左林的诗集。那以后，我就只好向那位西班牙朋友告饶：我确实干不成贸易这一行。
雷德曼是个怪人。他心地善良，学问也好，可是性情很不稳定，喜怒无常。整个来说，他对我是友善的。首先，从不向我传教。他是失恋之后遁入空门的，他自己究竟信不信教，都很难说。他高兴起来，恨不得跳到天花板上；沮丧起来，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时而热烈地拥抱我，时而又朝我吹胡子瞪眼睛。
我由于小时曾受惯了那位三堂兄的暴戾脾气，早就练出一套逆来顺受的没出息的硬功夫。对于雷德曼的性子还承受得了。更何况他并不像三堂兄那样一味地暴躁。可是一九三二年快放暑假时，一天他又发作了。这回我也犯了牛脾气，我们几乎动了手。我摔门走了出去。
一九三二年春，燕大同学林观得当上了福州英华学校的教务长，曾来函邀我去闽教书。我当时谢绝了。这一天，我当即往福州拍了封“马上来”的电报。
雷德曼心灵里的那阵风暴刮过去之后，他又跑来向我赔礼。这回我也向他道了歉，告诉他电报已发出去了。我又要去南国了。他死死地央求我回心转意，我拒绝了。
三、《活的中国》
在福州仓前山麓，我一边教书，一边在思考着生活航向。
三十年代初，由于大学里假文凭太多，教育当局索性举行甄别考试，给我们正式发了证书，英文系对我还是挺合适。可我担心毕业后最可能的出路是去中学教ABCD。我怕教书，尤其怕教评议。一九二八年我在汕头任教时，就常望着窗外操场上那位体育教员。心想：我们都是卖力的；他卖胳膊腿，我卖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