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向往流浪。南洋没去成，于是我就想在国内跑跑。反正不能老蹲在一个地方。三年级之前是个坎儿。这样，一九三三年夏天一回北平，我就转入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这个系当时同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有着特殊关系。系主任纳施和好几位美国教授都来自密苏里，其中就有兼职教授、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虽在一九二八年就来到中国，那却是头一年在燕京执教。
我进新闻系纯然是为了混个资格好厕身报界。我对本系许多课目，如广告学、经营管理等，丝毫不感兴趣。只有一门我听得入神，那就是斯诺所教的通讯特写。
首先，他的教法就不一般。大学教授讲课，大多喜在“界说”或“定义”上做文章。我听过一门社会学的课。开头讲“家庭”讲了两个星期，援引了各家学说，结论是：家庭由夫妻和他们的子女构成。斯诺并没在“什么是通讯特写”这个问题上掉书袋，更没用密苏里的牌子唬我们。他很谦虚，说没教过书，他来这里是向大家讨教的。他不大喜欢用“先生讲，学生听”的教授法。他希望大家都发言，让这一课成为讨论会。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从我们那里学到的，必然会更多。
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位年轻的美国教授与校园里许多洋教授大不相同。我在《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中间提到他“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越感”。从后来的密切接触中，我进而发现一个罕见的倾向：他对中国新生事物有强烈兴趣，对于中国前景，抱着无限热望。在三十年代初期，持这样态度的人真是凤毛麟角。除了斯诺，我只知道还有那位《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作者密勒。
在三十年代来华的西人中，斯诺之所以对中国别具慧眼，首先是他本人的素质决定的。他有自己的信念，但是并不带偏见。他认真观察事物，总想透过表象看到实质。另外，是他本人的机缘。人间的事往往就是这两方面凑成的，缺一不可。燕京虽然出过像冰心和许地山那样“五四”早期的启蒙作家，但这家大学对中国新文学并不注重。杨振声之后，国文系也不大有人开那样的课。在密苏里来的纳施主持下，新闻系的科目教的都是怎样办报，怎样采访，怎样组织版面，写大小标题。也曾请《晨报》的陈博生来指导写社评，教的左不过是怎样把社评写得四平八稳，不见棱角。
斯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是在上海开始的。在那里，他见到了鲁迅。一九四四年，他在巴黎一家旅馆的酒吧间里对我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为他开启的大门，正是一九一九年以来记录着中国人民的苦难与向往的新文艺。
我同斯诺的合作，开始得很自然。
他来校不久，就常于周末请学生们去他那在海甸军机处的寓所吃茶。每次去，他那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太太佩格（即海伦·斯诺）必热情地接待，而且向我们发的问往往比斯诺还多。她有类似林徽因的毛病：抢话。每次茶会，她至少要包半场。
很快他们夫妇就了解到我正在《大公报》上发表小说，以及我曾同威廉·安澜合编过《中国简报》的事。一天，斯诺夫妇约我去吃晚饭。斯诺告诉我，他虽没见安澜，然而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他原来也曾想周游世界，中国只不过是他的第一站。他去了趟内蒙，是为了一睹戈壁大沙漠的奇景，可他遇上一场死了五百万人的大饥荒。他决定留下来，想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他比安澜幸运，在上海找到了个记者差事。那家杂志社派他去趟正被日本蚕食着的东北。回到上海，刚好碰上了“一·二八”淞沪之战，看到十九路军浴血抵抗。他不相信，幅员这么广大、历史这么悠久的中国，会被日本征服。大约这时，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
饭后，他抱出一大叠书稿。那是他在姚克（莘农）的帮助下译成的七篇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早已有了英译本，所以另选了五篇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和《离婚》。另外两篇是散文《风筝》和杂文《论“他妈的”》。
斯诺仔细谈起他同姚克合作的经过，接着问我还有哪些作家值得介绍，他还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像姚克那样帮他选译。
看来这是夭折了的《中国简报》的继续了。我当然很愿意。斯诺想同我谈报酬。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小说了，手头并不拮据，所以婉言谢绝了。我只向他提了一个建议：把当时英文系的杨缤（刚）拉进来一道从事这件工作。斯诺当时欣然同意。
几天后，我陪杨刚一道去斯诺家吃饭。杨刚听了，十分赞成，表示愿意合作，而且也坚决不要报酬。当时我同杨刚的想法是：人家是洋人帮助咱们把中国新文艺介绍出去，作为中国人，尽点义务是应该的。
回宿舍之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干起来。第一道程序当然是选材。幸好那时全国就那么几份刊物，文学书也不多。我同杨刚先分头看，然后交换意见。当时燕大同学会的交通部搞一种校内邮政，只消贴一分钱的特制邮票，就代大家传递信件。这一措施原是为了便于男女生谈恋爱的。但我同杨刚相互间写的信，几乎都是关于作品的意见的。文革前，我还保存一手提箱。杨刚写得比我精彩多了。她不仅谈文章值不值得译，还不时地借题发挥。当然，我们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就在纸上展开了辩论。
每当我们选中一篇作品，就分头撰写故事梗概，供斯诺参考。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二人意见一致了，才向斯诺推荐。有时我们也曾把我们之间有争执的作品交给斯诺来做决定。大致说来，我比较看重笔调和写法，杨刚则更偏重内容分析。斯诺当时搞《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出发点首先是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因此，他更重视杨刚的意见。在翻译上，则更倚重我。
我同杨刚帮他选译的那批小说构成《活的中国》第二部分，即鲁迅（第一部分包括他的七篇作品）以外的其他十四位中国作家的小说：共计十七篇：《为奴隶的母亲》（柔石）、《自杀》（茅盾）、《泥泞》（茅盾）、《水》（丁玲）、《消息》（丁玲）、《狗》（巴金）、《柏子》（沈从文）、《阿娥》（孙席珍）、《大连丸上》（田军）、《第三支枪）（田军）、《忆狗肉将军》（林语堂）、《皈依》（萧乾）、《茑萝行》（郁达夫）、《移行》（张天翼）、《十字架》（郭沫若）、《日记拾遗》（失名）、《法律外的航线》（沙汀）。
我们原只为他选了十五篇。可临了，斯诺坚持要杨刚和我各选一篇自己的小说。当时他那样做，很可能是为了给我们两人点“精神报偿”。因为当译成的小说在《亚细亚》那样的英文杂志上零零星星发表后，斯诺执意要分给我们一部分稿费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收。理由是：通过斯诺的加工，我们自己也提高了中译英的本事。
《活的中国》中署名“失名”的那篇《日记拾遗》是杨刚直接用英文写的。一九三五年她又自己译成中文交我，用真名发表在《国闻周报》（四月十五日，第十二卷第十四期）上，题目则改为《肉刑》，后收入《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以救世军为题材的反基督小说《皈依》，原刊在《水星》上。杨刚那时以大姐姐身份轻易不夸我的作品，可对那一篇，她读后破了例，并且情不自禁地告诉了斯诺。他一听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就十分兴奋，说就缺这么一篇，要我把它赶译出来。那时我正在忙着写毕业论文《书评研究》，不大能腾出手。架不住斯诺和佩格两人一道热情地怂恿，我才勉为其难。
不料《活的中国》出版后，斯诺一次在上海告诉我说，他见到的英美对此书的评论，最受瞩目的是我这篇。如今想来，这也不难理解。全书直接写到洋人的，只有这一篇。也难怪黄头发读者们要对它格外留意了。
斯诺为《活的中国》第一部分写了一篇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介绍，还在《药》前面附了一篇简评。第二部分除了田军而外，每一位作者前面都有小传。有的还是本人提供的，如孙席珍和沙汀。
书后有两篇附录。其一是海伦·斯诺用“妮姆·威尔斯”的笔名所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斯诺在“编者序言”中称她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海伦同斯诺一样，只会讲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华语，他们并不能直接读中国作品。斯诺捧她为“权威”，是过誉了。他本人其实倒还谦虚，在书皮上只写自己是“编者”，在序言中首先对“能干的合作者——姚莘农”表示谢意，接着又一再提到“失名”（杨刚）以及我在编译方面的协助。
海伦一向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很善于综合各方面的材料。一九七九年我访美那趟，曾驱车前往康涅狄格州门格尔镇那幢小木屋里去看她。她打开一间空荡荡的堆房给我看。那里堆着一只只落满尘埃的大硬纸盒，装满了她找不到出版者的文稿——共十七部！其中有讲中国铜器的，中国妇女史或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〇年间她在中国的经历的，还有一部关于英国十七世纪内战的。当时我就想到她为《活的中国》所写的那篇长文。那也许还是英语世界中论中国新文艺最早的一篇鸟瞰式文章。她对当年的左翼运动是同情的。她可能在上海时就开始为此文搜集资料了。到北平后，自然随时记下杨刚和我同斯诺的谈话。（她非常勤于记笔记）在文中她引了我的一段话，用的是我在《中国简报》上署过的笔名：“P.C.罗伯特”（P.C.为“秉乾”的缩写，罗伯特是四堂嫂安娜给我起过的一个洋名字）。她写此文时，我刚进《大公报》，她却封我为“中国一位有名的文艺编辑及作家”。这就像斯诺称她为“权威”一样信口开河。她引用的话是：“南京政府处决了约四十名左翼作家，这件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同情……过去两三年内，南京政府又秘密地逮捕了许多人……现在他们不再处决人，只是不时地有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我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说的了。接着她又引了鲁迅在一次会见斯诺时，所做的有关左联的介绍。
在“编者序言”中，斯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很高。从一开始，他就认识到中国的新文艺远远超过西方人对文学的理解。它既不是要攀登象牙之塔，更不是供人茶余酒后的消遣。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是同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与中国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他指出：
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待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活的中国·编者序言》第1页）
四、国际笔会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踏上英伦三岛时，内政邴发的居住证上，我被划作“敌性侨民”。我当时一愣。但很快我就发现，刚向纳粹德国宣了战的英国政府，正笼罩在一片恐日气氛中。为了保全英帝国在东方的利益，就不顾国际正义，尽量疏远中国，以免开罪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报纸常告诫英政府不要干预日本对华侵略，甚至还有人倡议干脆把香港拱手送给东京，以便保住印度、缅甸和马来亚。
然而当时另外还有一个英国——讲是非、主持正义的民主的英国。他们坚决反对政府的短见自私和非正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声嘶力竭地喊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口号，鼓吹抵制日货，并且动员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当时在伦敦声援并支持中国抗战的民间团体，主要是援华会。有关这个友好组织以及它同我的关系，我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第四章《旅英七载》中，已有描述。这里，我要谈一下我与另外一个民间团体的往来：国际笔会以及伦敦笔会中心。
那个时期，在唐宁街十号那些掌权者的心目中，中国是维系英帝国在远东利益的绊脚石和眼中钉；英国民众却像他们早几年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对佛朗哥那样支持并拥护敢于同日本法西斯强盗抗争的中国。由于我刚刚来自那个英勇的国家，又是个记者兼作家，在他们眼中，我头上好像就有了一道光晕。
一九四〇年初，当设在伦敦的笔会中心秘书长贺尔门·欧鲁德写信到剑桥，邀请我赴伦敦参加一次午餐会并作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演讲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身份和义不容辞的职责。笔会也好，欧鲁德也好，都没读过我的什么。在他们看来，我是刚刚来自炮火连天的中国的一个作家。那里，人们正以血肉之躯抵御着野蛮的侵略。中国就意味着勇敢、正义，意味着人类的希望。国际笔会邀请我去演讲，既表达了他们对东方同行的关切，也是向英勇的中国人民致敬。所以我立即复信，欣然表示接受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