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简报》
我一生曾经有两度被人当作“西人”。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大公报》上以塔塔木林这一笔名，故意用半通不通的文字写过几篇《红毛长谈》。当时有些读者真以为那是出自洋人之手，纷纷写信或打电话给报馆，询问作者的国籍。戏剧家田汉甚至上了我的当。他在上海另一家报纸上撰文，对我那篇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中国舞台的歧途》郑重其事地作出回应。其实，我只不过是在借用一副陌生的面具（我为这篇赝作者编造的国籍是挪威），说点当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近读丁亚平君在《茅盾研究》上发表的《西人眼中的评论还是中国论者的评论》一文，才知道一九三一年我在《中国简报》上所写的有关茅盾的一段（确如丁君所说，“不尽妥帖”，“尚欠明晰成熟”）话，当年十月即被杨昌溪误认为是出自“西人”之笔，而此说以讹传讹，竟然一直流传到八十年代，使许多学者跟着上了当，真是罪过之至！
这段话原见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全文总题是《为中国中产阶级写作的左拉派文学》。导言说：“茅盾是中国最大的自然主义作家。他擅长描写现代中国革命女性的心理，曾著有散文及短篇小说，是中国现实主义派小说的代言人。他描写的对象不是学生或不识字的文盲，而是中产阶级商人和富有的农民；通过这些人，他寄希望于中国革命的实现。”正文先是茅盾的小传——并建议有心的读者去参阅钱杏邨的《现代中国作家评传》，还摘引了《从牯岭到东京》及《自然主义与中国小说》二文的主要内容，并以《创造》一篇为重点，介绍了短篇小说集《野蔷薇》。
六十年后重读这些，我只能苦笑着骂自己：荒唐，荒唐！也难怪被人误作“西人”。其他几篇评价现代作家的文章我要么署上“H.C.”（如介绍郁达夫时），要么就干脆写上全名。偏偏这一篇没署名。
《中国简报》是个什么样的刊物？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又是怎样同它发生了关系，并在刊物上这么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地高谈阔论起来了呢？
《中国简报》的老板，全名是威廉·安澜（William D.Allen），一个道地的美国人。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一次批判会上，一位早在一九三〇年就认识了我，也见过安澜，并且详知我和安澜这段合作关系的长者，在发言中说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和美帝国主义者有了勾结”。为了说清楚这些，得从我个人的工读史谈起。
从小学到初中，我干的都是织地毯、送羊奶这类体力活儿。升入高中，在教务处同油印机打过一段交道。一九三〇年进了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那里校务委员会下面有个专门为穷学生找工作的机构，负责人是马鉴。最初为我找的都是体力活儿；不是替教授住宅推草坪，就是给新闻系卷报卷儿。后来才干起半脑力活儿来——教外国人华语。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工作，报酬一律是每小时两毛五。有个时期我得骑车到颐和园景福阁，去为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口译清朝的《东华录》，挣的也一样。还规定不在钱财上同雇主直接打交道，每月统由大学那间办公室结算。大概校方要扣一笔手续费。
一九三〇年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后，依然工读。那时，除了教洋人华语，还给外国客人当导游。记得我陪的客人中间有个叫马尔匡的美国三流小说家，还有意大利人马可尼（无线电发明者）和那比他至少小四十岁的夫人。同我学过华语的包括已故捷克汉学家蒲沙克，还有就是安澜。
他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个子不高，瘦瘦的，有着一双灵活的蓝眼珠。主意多，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告诉我，读完大学后，他妈妈给了他一笔旅费，要他先在地球上闯荡再进入社会。头一站是中国。可他一到北京，就迷上了这个东方古国，哪儿都不想去了。他倾囊办起一份刊物。多半是受了当时上海的《密勒氏评论周报》的启发，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当年美国开发西部时遗留下的那股冒险精神所驱使。他认为既然上海那份洋文刊物站住了脚，在北平也一定能办得起另一个。
英文的《中国简报》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创刊的。社址就是安澜在北平的住所：哈德（崇文）门大街西石槽二号，在邮局登记的号码是1330，由三友印刷厂承印。定价全年五十二期仅八美元，还开列了可代收款的纽约及北平两家银行的名字。不难想象，安澜对它曾寄予很大期望。
我那时只是安澜的华语教师，最初并没参加。第一期印出后，他送了我一份。印在刊物右上角的四个中文十分刺目：支那简报。我翻了翻。八页版面上，大多是选自在华出版的西文刊物上的一鳞半爪，还有摘译自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北平的《京报》、《晨报》和一些小报的消息、短论、社会趣闻等。刊物上还转载了两幅社会漫画，一幅画的是餐馆雅座中一顾客与女招待之间的对话。女问：“您想吃点什么？”答曰：“我想吃你。”另一幅画的是政界一贪污者弥留之际床畔训子：“你哭什么！我死后，你就照样见钱就捞呗。”
既然是创刊号，前面自然有一篇“开场白”。安澜是这样写的：
此周刊的宗旨在于：（一）为对当代中国文化感兴趣者提供一些被疏忽或不易理解的东西。（二）作为一种媒介，以弥补在美国所读不到的。（三）着重介绍出现在小型、通俗以及黄色报刊上的资料。（四）为图书馆摘要提供最新的、标准刊物上不经见的论点。（五）表现东方的人情味及幽默感并提示学究们在解释中国哑谜中的愚蠢。
我们相信，本刊行文的简洁以及内容庞杂，庄谐并重，会使初读者感到茫然。同样，把对一个庞大机构或国家的评论都纳入一期，也会使被涉及者感到不切实际。然而他们会发现本刊立论客观公正，希望不要就某一期的某些部分，而要从它的十二期来判断。
如果上百万人相信一条鱼的故事，我们也会认真地把它当作一项科学来看待。我们认识真理是相对的。众多的、并且具有潜在力量的人们所接受的，就应视为真理。
这是一种对中国思想以及她在别国眼中的形象做非学者式的探讨，并作为英语标准著作及报刊以外的补充。
本刊将登载书目和有关经济（偶尔也涉及政治）方面的事实，其最终目的是在读者心目中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画像。
安澜一本正经地问我对这份刊物的意见。我首先对刊物上“支那”二字表示反感。我说，中国读者可能会以为你是在替日本人办的。他听了大为震惊，立即表示下期就改为《中国简报》。我不记得对它的内容讲了些什么——反正不对我的胃口。后来扯到了中国新文艺。我告诉他，一九一九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涌现出许多非常值得向世界介绍的重要作家。
他听罢，兴奋不已，认为这可是一片真正的“处女地”，是西方人前所未闻的。他马上邀我干脆做他的副手，并要我连夜为他赶写一篇新的“宣言”。还规定了我们二人的分工：我负责文艺，他管其他方面。
自从一九二六年夏天在北新书局当过一阵子练习生，我就和新文艺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三〇年，我在燕京旁听了杨振声老师的“现代文学”。那时除了小说之外，我还喜欢读作家论。这些，都在我脑际绘出一幅文学地图，我跃跃欲试，很想把自己所爱的作品介绍出去。
于是，我连夜为《中国简报》写了一份双用途的“简介”（见附录二）。
我是第四期（6月23日）才在刊物上露面的。这一期的第四版左上角，在《爱经》这一标题下，刊登了一个名叫W·H·Lo的人从郭沫若的《落叶》中选译的一封情书，右方是我译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导言全文如下：
鲁迅（笔名周树人）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今年刚五十岁。他的《阿Q正传》已被译成英、法、俄文，并为罗曼·罗兰所赞赏。他是位辛辣的讽刺家，但他主要的成功是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他的风格独特，观察细腻深刻，使他成为完美的现实主义者。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契诃夫，因为他起初也曾想当医生，他的作品也像契诃夫那样富于地方色彩。他还从日本及欧洲翻译过许多作品。上面这则系选自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一书。近来有不少论述鲁迅的著作问世，如台静农的评论以及新近刊出的《转变之后的鲁迅》。多年来他都在以独立的见解与两个文艺派别论战：一个是激烈的创造社，另一个是沙龙式的新月派。虽然后来他的屈服使他懂得了文学中潜在的社会意义，然而他的艺术创作力却减弱下来。那以后，他就很少创作了，却翻译了些书，如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原理》。
这篇荒谬而错误百出的文章末尾署的是：“《中国简报》工作人员萧乾。”为了写此文，事隔六十年我重读它，感到万分难堪。
我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时就见过鲁迅，还校对过《语丝》和他的《野草》等书。再无知，我也不至于把他的本名和笔名颠倒过来。更严重的是文末所说“屈服”，简直不知何所指。那时，我的稿子都是手写的，发排前由安澜坐在打字机前，随打随任意增删改动。刊物印出之后我才看得到。或许是他加进去的，但我也不能完全推掉责任。那时我的资料来源十分复杂，其中还包括创造社围攻鲁迅的以及其他来路不明的书刊。至于《转变之后的鲁迅》的作者及其内容，也早就忘记了。
《中国简报》第五期（7月2日）第一版正中间刊出闻一多的《洗衣歌》。诗前有一段作者的话，当时是由我译成英文的，根据的是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的版本。原文如下：
洗衣是全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吗？”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侮辱。然而洗衣的职业确乎含着一点神秘的意义。至少我曾这样的想过。作《洗衣歌》。
接着是这样两句说明：“下面是萧乾就原诗一字不改的粗译。译者无意译成诗歌形式。”
译文后附有作者简介：“上诗作者闻一多，在汉口附近的一家大学任教。此诗选自他的诗集《死水》。他是年轻一代使用白话而不用文言写作的诗人，并采用西方诗歌的一些形式，如十四行诗。作者年约三十岁。”
第六期（7月11日）着重介绍了郁达夫。头版右下角题为《中国的一位波希米亚人》。到了第四、五版，题目就改为；《当代中国的一位浪漫主义者——郁达夫，一位典型的狂飙式作家》。导言是：
他于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浙江，一九二一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同时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之下，开始了文学生涯。他把短篇小说收集成书，题名《沉沦》。
回国之后，他先在安徽一家师范学院教书，后到北平三家大学讲授经济学。一九二五年，在汉口武昌大学任教。一年后，由于丧子，又回到故乡，并写了《一个人在途上》。同年，他往返于平穗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这样在全中国四处奔走，表现出他对现实的不满。
一九二六年底，他与著名作家蒋光赤随一位俄国领事去观看一场俄罗斯舞蹈，激起了他对革命的向往，这是他的一大转变。他立即决定从事新的创作，主编《洪水》月刊。一九二七年，他任教上海法学院，并主持创造社。后来，他在情人王映霞和无产阶级批评家钱杏邨的鼓励下，成为革命文学的一员健将。然而，他的性格过于浪漫多情，不适于革命生活。
目前他与王女士正住在充满浪漫色彩的杭州西湖——那是中国的“意大利湖”，由上海乘短程火车即可到达。
文末虽署名“《中国简报》工作人员H.C.”，然而不难设想这里也夹杂了安澜的话，因为我不可能称西湖为中国的“意大利湖”。我从未见过郁达夫，也记不清是根据什么资料撰写上述“介绍”的了。正文则先译了一段郁达夫的日记，然后是他《关于一位作家的回忆》。这些出处，现在实在记不起了。
总之，这些今天要由专门学术机构研讨来做出评价的大师，安澜和我就这么胆大妄为地乱评一通。在九十年代重新回顾这一切，就只有祈求鉴谅吧。无论写得多么荒谬，我们当时的用意无非是想让西方了解中国不仅有孔孟，有唐诗宋词，还有当代的中国文艺家也在观察着，思考着，谱写着人生。
这一期第六版还有一首《大众之歌》，没有来源及著译作者的名字。文末说：“《中国简报》工作人员意译。”导言是：“下边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苦力。它被认为十分粗俗，但由于天天在街上都听得到，连文雅人也知道它，但他们当然不会跟着唱。此歌曲调朗朗上口，青年会的顾子仁为它配上了爱国的新词，从而就推广了。至少已流传了二三十年，曲调则年代更为悠久。”其实，那就是《我带小妹去逛花灯》一类民间情歌。
在第八期（7月29日）的头版，安澜十分郑重地用黑体字登了一篇社论，全文如下：
当前民主正在中国文学、艺术界以及社会和政界向前迈进，全世界可以理解并欣慰地听到其成就。
如果中国人只为极少数人写作、绘画，并只为他们而生存，中国文化就必然停留于一个神秘的研究课题。
在本期第四、五版上，我们刊出沈从文的近作——一篇论《忘却的艺术》和一首西藏的《月下之歌》。这些都是普通人会乐读的，而又不属于汉学家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