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我一直持一原则：先恪尽本位职责，再去经营个人理想。或者说：先完成起码的，再去争取较高的。决不能把个人兴趣放在前头，而忽略本位工作。在编副刊时，我就把写旅行通讯放在次要的位置，尽管那是我更想做的。同样，在我任驻伦敦特派员的那一年，我每天只顾得往重庆拍电讯，几乎抽不出时间写什么了。
曾经有人说我是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我想在此澄清一下。伦敦大轰炸期间，确实是这样的。可是诺曼底登陆，西线大反攻时，舰队街是已经有了由任玲孙主持的中央社。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除了中央社，还有来自重庆的其他同行。此外当然也有力量远比我们雄厚的路透、美联、哈瓦斯等西方大通讯社。我这孤家寡人怎样在这批膀大腰粗的竞争者当中进行工作呢？一九四五年八月欧战停战日那天，我正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喜讯传来，与会的四十七个国家的代表，自是群情欢腾。市内汽笛长鸣，探照灯的彩色光束在天空交织成绚烂的图案。一时万人空巷，素不相识的人们也欢快地搂抱在一起，翩翩起舞。一场浩劫终于结束了。可是接踵而至的，又将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我感到新闻工作中，最枯燥乏味的是采访大会——尤其像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美国旧金山开的那次联合国成立大会。举行了十分庄严隆重的开幕典礼之后，自第二天起，美苏就在大会程序问题上针锋相对地争了起来。首先争的自然是大会主席这把椅。作为东道主，美国认为当然应该由他们担任。但莫洛托夫坚决不干。吵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第二天，由英国外相艾登提议，干脆轮流担任。接着又争起参与国问题，自然也是互不相让。然后又争各委员会的主席。挨了十天，我实在不耐烦了。况且所有这些消息，各大通讯社反正都将会有闻必录的。
我一向厌恶重复，而当时的重复，代价还是极为昂贵的——发往重庆的海底电报要按字付款。我只能钻钻空子，找其他报社所没有或不会报道的拍。
在旧金山拍了那份独家消息之后，我就说服胡老板，索性放我去美国各地转了一趟，然后搭水上飞机，赶回英国。大选结束，我又奔赴柏林，继续写关于欧洲的报道。
我先后去过四趟德国。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在莱茵一带看到败溃中的德国。转年七月，又来到投降后的德国。那年秋间，我搭乘一辆吉普车，在巴伐利亚转悠了十八天，踏访了战败后满目疮痍的德国。一九八四年我又重访德国。每次，都有一个幽灵紧紧地跟着我：希特勒。这个曾经不可一世而终于一败涂地的“元首”，是值得世上每个人——特别是掌握大权者——研究一下的超级反面教员。他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又是个人野心的化身。
十二、新感应篇
一九四四年美军第七军向莱茵推进时，我们这批随军记者住进一幢富丽堂皇的宅第。花园的池塘里居然还有座别致的假山，睡莲正开得茂盛。石径两旁是修剪得十分齐整的矮树篱。后来才得悉那曾经是铅笔大王法贝尔的私邸。据说本世纪初公司已经易手。书房好大啊！可是十分凌乱。主人大概心里有鬼，没等联军到来，仓促之间一家人就逃之夭夭。走时慌忙得把金牙也遗忘了，还躺在抽屉里，发着黯淡的光。
在莱茵河畔，我看到一位德国老先生佝偻着，跟在美国兵后边拾烟蒂。另一老妪则挎着篮子在地上捡着什么可以充饥的。
战争结束后，德国可以说是完全处于由胜利者瓜分的状态。苏联占东部，英占西北，包括重工业区鲁尔，美占萨尔地带和西南部。划来划去，只图自己合适。法占领区是后来由英美区硬拨出的残羹剩饭。我在《南德的暮秋》中用美占领区的阔绰来对照法占领区的寒碜。
进入柏林，我恍若来到了三十年代的天津——一座城市竟设有八国的租界。那时的德国首都，也被分成苏美英法四国的占领区。威廉街上的德国总理府就在苏占区内，但这是每个来柏林的记者必去之地。周围已化为灰烬，这座罪恶的建筑却安然无恙。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同死党希姆勒、戈林和戈贝尔在这里兴风作浪，密谋称霸。我去的时候，大门前有苏联红军站岗。大厅里悬挂着的巨大枝形灯上的灯泡，早已被纪念品的猎取者们拧得寥寥无几了。谁都不甘心空手而归，到处寻觅可资纪念的。热门货是各种勋章。有人还啐了口黏痰在希特勒那把座椅上。
秋间采访纽伦堡审判战犯时，我顺便去了趟纳粹一伙的发祥地——慕尼黑。这原是同巴黎、罗马齐名的欧洲文化古城，如今竟蒙上了耻辱。好不容易才找到纳粹当政前歹徒经常聚集的那家啤酒馆。也上了臭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一位只剩下骨头架子的、幽灵般的波兰籍前战俘一路指点着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当年有吊死的，有被狼狗咬死的和毒瓦斯熏死的，还有死于形形色色的“科学”试验的。十二年间死于纳粹之手，仅犹太人就不下五百万。光这一座集中营（而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共有上百所），登记本上就有三十六万冤魂，而达豪周围还有几十个附属的死亡营。我瞥见一间大仓库里堆满了死者的鞋：男鞋，高跟鞋，甚至童鞋。对一批犯人行刑时，歹徒们不但要其他犯人在旁观看，还逼人们在手风琴伴奏下唱歌。
我去了趟美军的“劳军所”。大厅里有咖啡、热狗，由德国战俘问候着。佩戴着“卐”字肩章的团长熟练地给美国兵们理发。猫腰给我擦军靴的那个，可能是一名连长。抬头一看，大厅中央赫然挂着一块《须知》，上书：“严禁向战俘道谢。”
我没敢违命，只会心地朝着为我服务的那位军官笑了笑。他低下头去，没敢回应。我看到了他背上的号码。他已经不再是约翰或彼得了，只剩下个战俘号码。
这还是美占领区。这里，战俘虽然受辱，至少还能填饱肚子。在物资匮乏的法占领区，数目可观的战俘活活饿死了。战后的法国缺吃的，总不能让自己人挨饿，先去喂昔日的侵略者吧！
那时，我心头一直在盘旋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并不起眼、然而胆大妄为的野心家，只要纠集上一帮死党，竟能掌握住一整个十分优秀的民族之命运呢？他小胡子一撅，振臂一挥，就能使千百万人匍匐在地，对他顶礼膜拜。所有他那些野蛮、残暴之举，都不缺乏喝彩者、歌颂者、执行者！一旦他看到大势已去，就同情妇一道拍拍屁股走了，而整个民族却得跟在后面蒙受多年的苦难和屈辱。一个出过众多伟大诗人、思想家和音乐家的德国，怎么就听任一个混世魔王这么去摆弄？
战后，许许多多专家都在研究这令人困惑不解的纳粹发迹史。一九三二年希特勒竞选总统明明失败了，然而转年兴登堡这老糊涂却又请他登上总理这把交椅。他一上台就打出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抛出反共反犹纲领，同时用就业和面包蛊惑工人群众。紧接着又公布了险恶无比的第十七号文件，借口防止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暂停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行动、言论、集会和通信自由。说起来，宪法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法中之法。强者来了随时可以将它废止。它就像个总电门，一旦关上，光明从此就全熄灭。在抓共产党的同时，也大抓起“敌视国家分子”，连发发牢骚的也不放过。同年三月，开始焚烧所有上了黑名单的作者的著作。正如海涅在一八二〇年所写的：“这只是序幕。先焚书，接着就要焚人了。”
小时见过一种旨在警世的《太上感应篇》，讲的无非是一个人现世行善或为非作歹，来世必得到相应的报偿或惩罚。长大之后，晓得了来世根本是子虚乌有的。当年那部家喻户晓的通俗读物中所说的，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了。可是进入晚年，阅历增了些，又觉得世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乃绝对科学的天经地义。来世报固是瞎扯，现世报则历历在目，毫不足奇。
一九八四年我重访德国，来到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山间的别墅时，向导指着一个角落介绍说，这里本来放过希特勒当年坐的一把椅子，由于不少游人跪下来吻它，所以撤掉了。我听了，一时大惑不解。这个曾经霸占邻国领土，屠杀过千百万无辜生灵的恶贯满盈的家伙，竟然至今还有崇拜者！不但战后德国还有一小撮人继续摇着纳粹卐字黑旗，甚至五六十年代，英美也还出现过“国社党”。人类在从历史吸取着教训中前进，但总有人想重蹈覆辙。奈何！
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中，我时常想着这个问题。如今回顾起那十年以及当年那些枭雄的下场，实在是一本新感应篇。一九八四年重访西德时，又去了趟达豪集中营。而今，那里已改造成揭露纳粹罪行的纪念馆了。一进门，迎面就用大字写着“永勿忘记”。记住，是为了使那样的事不可重演。
我们为什么不也把这份血的教训传给新的一代呢？
十三、历史的规律
对待战争，我很赞成“一反对，二不怕”这句名言：态度既鲜明干脆，又饱含着历史的智慧。
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死亡。除非是狂人、野心家，或正常人出于自卫，没有人愿意去尝试。然而古今中外，隔一阵子总会出现个把或一批狂人或野心家（二者其实是一码事），妄想骑在旁人头上作威作福。善良人或健全人总是先忍让。然而歹人既萌野心，就难有止境。
为了防止悲剧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个国际联盟。它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实际上一九三一年它就寿终正寝了，那一年，日本关东军一举粉碎了人类那个美好的和平理想。一九三七年，他们索性大干了起来。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记者席上，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忖着：这回能成吗？
一九四三年在德黑兰和开罗，以及一九四五在雅尔塔召开的几次大国会议，都是在调整相互利益的前提下，为战后世界画着蓝图。那时所设想的世界，纯粹是大国主宰的，小国仿佛只是无所作为的阿斗。当时既无所谓“第三世界”这个词儿，即使有，也不会被人放在眼里。那时所有的前殖民地国家一心一意都只想“物归原主”。英国不肯撤离马来亚，迟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它才退出印度。法国也想通过一个傀儡政权赖在安南。从一九四六年一直打到一九五四年，被打败了之后才撒手。荷兰也到一九四九年才承认印尼的独立。美国更是牢牢攫住太平洋那一串岛屿不放。托管有规定限期，它不干；一定要永久占领。
历史的进程最终并不听大国的支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绝对不是军事家如丘吉尔当年所能预料的，事实也完全违反了他们的意愿。中国不当超级大国，不称霸，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是明智而正义的。
我曾以乐观主义者自诩过。根据我这八十年的经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句空谈。八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打出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纳粹烧起的六年战火，烧出一个新欧洲。战争还在东西方都粉碎了旧世界的秩序，往昔的被奴役者纷纷敲碎桎梏，挺起胸，站了起来。这些当然是战争发动者始料未及的。对他们而言，是事与愿违。他们原想拖世界的后腿，世界却更前进了。
我是本世纪第十个年头出生的。一晃儿活到九十年代了。我并非生来就是个乐观主义者。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一度悲观过，以为世界将永为红色海洋所淹没。作为“臭老九”，我估计自己善终不了。我错了。我至今还算得上硬朗，甚至仍在写着东西。而当年那帮张牙舞爪的害人精的下场，却堪称现世现报，演出了又一本新“感应篇”。
我这辈子没少走曲折而崎岖的路。头上的天空时而浓云密布，时而冰雹交加，时而一碧如洗。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芸芸大众都总像是在听任摆布。然而冥冥之中历史自有它的意志，它的规律。大国不能永远支配小国，大人也不能永远控制小人。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的依据。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