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给我的头衔是作家及记者。三十年代还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我这个两栖动物的身份就注定了。那时我名义上是新闻学系的学生，可是新闻学课程——特别如广告学，我不感兴趣，就旷了课，去旁听英文系的。
我老早就喜好文学批评。一九三一年在辅仁大学西语系时，曾被推选参加五大学英语比赛。我选的题目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可惜那天的评判员不是律师就是网球名将。我得了第五名。
在燕京，临到新闻学系毕业那年，要写论文。写什么题目呢？我就选了个介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题目：《书评研究》。我认为应当提倡书评，因为它是推广和提高文化的必要手段。
当时我是靠卖稿来交学费并维持生活的。以前，每月都写上篇把小说，《大公报·文艺》编者沈从文先生就保证我起码每月二十元的收入。动手写论文后，没时间写小说了，我就从论文中选一些片段（如《平衡的心》）先在报上发表。这样也可以听到先辈作家（如朱光潜先生）的意见。
写毕业论文时，我参阅了几百篇中外书评，包括吕嘉慈（I.A.Richards）的《实用批评》。论文中“认识：四种意义”那一节，即出自吕嘉慈《意义之意义》一书（有李安宅译本）。论文写完之后，一份交到学校，另一份就由郑振铎先生转给商务印书馆，并于同年（1935年11月）出版。《篱下集》是次年问世的。所以《书评研究》才真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每月工资仅四元，却从《书评研究》一次就拿到二百元。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数目真是大得惊人。
大学一毕业我就去天津接手《大公报》副刊了。一上来我就着眼于建立一支书评队伍，在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等位支持下，书评栏经常化了，并引起读书界的关注。从一开始，我就订了几项原则以保证书评的独立性。我不接受出版社的赠书，自己跑到四马路把书买回来，分寄给评者。
为了提倡书评，除了在致读者函中时常谈到书评外，还接连出过几期书评特辑，邀请作家、读者、出版家及图书馆员来笔谈他们对书评的看法和要求。半个世纪后，重读当年作家论书评的特辑中有些论点，还是很有意思的。
叶圣陶说：“书评是写给作者看的，假如没有摸着作者心情活动的路径，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与作者的书毫不相干……我喜欢听体贴的疏解。假定我有些微的好处，你给我疏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好处，我就可以在这方面更加努力。假定我有许多的缺失，你给我疏解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缺失，我就可以在种种方面再来修炼。”这是把书评家当作郎中了。
巴金在文中提到一位书评家，他的“唯一法宝就是艺术。但艺术这东西无论如何是离不了人生的。而且艺术的标准就并非固定的，唯一的。读者能否了解欣赏一个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而定。生活环境教养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更何况艺术的观点！”另一位书评家说：“只因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太少，就随意抹杀这抹杀那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只有苦笑。”
朱光潜说：“书评家的职务是很卑恭的。他好比游览名胜风景的向导，引游人注意到一些有趣的林园泉石寨堡。”但他认为“书评却不如旅行向导可以成为一种职业，书评所需要的公平、自由、新鲜、超脱诸美德都是与职业不兼容的”。
沈从文认为，“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长有一贯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内容得失能欣赏且能说明，执笔时不敷衍，不苟且，这样子写成的书评，至少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
李健吾说：“假如有一天我是一个批评家，我会告诉自己：第一，我要学着读书；第二，我要学着领受；第三，我要学着自由。”他还认为：“唯其人人具有批评的官能，犹如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一阵子写诗的热狂，批评之所以成为批评也就越发艰难，而批评家的使命也就越发重大，而其成就也就越发可贵。”
施蛰存说：“一切的文艺作品都是诉之于一般读者的，批评家也包括在内。并不是先诉之于批评家，而后由批评家之手转呈于一般读者。因为如此，所以批评家应当以一个读者的立场去批评一本书，不应当超越了读者的立场，而以一个特殊人格去批评一本书。”
特辑每期都是整版，讨论十分热烈。记得“八一三”那天还出了一辑，那正是为“文艺”唱的挽歌。接着，报纸由十六版缩为四版，“文艺”奉命寿终正寝。
一九三八年《大公报·文艺》在香港复刊后，书评依然是刊物内容的一个重点。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在赴英之前向读者告别时，提到了书评这一栏的困难：“书评最大的障碍是人事关系。一个同时想兼登创作与批评的刊物，无异是作茧自缚。批评了一位脾气坏的作家，在稿源上即多了一重封锁。”
除了书评，《大公报·文艺》还举行过几次就某一作品（如卞之琳的《鱼目集》）的集体讨论，然后请作者笔谈一下创作体会。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增加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另外，批评家讲完，理应准许作者出来答辩一下。
一九八七年，一家出版社要重印《书评研究》，并要我写篇序。我在题为《未完成的梦》的序中发表感慨道：“我老早就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国情是无形的，因为它既没有明文规定，甚至也找不到哪一位来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领而不可言传。只有在碰了硬钉子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使不得！可那多半悔之晚矣。”
“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褒，容不得你贬，即使贬得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点子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成好，同时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岔儿，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不到的时候，大做起文章。”
我好像也在诅咒“丑陋的中国人”。然而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中批评了白先勇的《台北人》，而他们友好如常。说明仍然有宽宏大量的作家。书评的昌盛，需要艺术上的民主空气。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文学报》，1988年8月11日，收入《八十自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