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之后,另一次遍及全国的龙卷风可就是另一码事了。中古——甚至上古的许多野蛮手段都使了出来。越是对有能力、贡献大的,下起手来就越凶狠,株连起来也漫无边际。每想起那些老帅的遭遇,个人的一点点冤屈真无所谓了。同时,每想起张志新那样倔强、有骨气的中华儿女,一方面自惭形秽,另一方面也更为我们这个民族感到自豪。
十年浩劫中,我因为早已搞臭,不值得再斗,大抵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在牛棚里我没吱过声。自传、认罪书,都照交不误——那些都成套成套背下,写熟了,写油了,毫不费力。下干校,叫挖沟就挖沟,叫插秧就插秧,人好像已经麻木了。其实,“意识流”不停地在脑里哗哗淌。我时常在干着活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地在“写”文章——有速写,有小品文和有头有尾、成了形的短篇小说。当然,我没露过一点点馅。不但没见之于文字,甚至也没对谁吐露过。
记得在挠秧时,曾打过这么一篇“寓言”的腹稿,题目是《猫与鼠》,内容是:周围的世界仿佛非猫即鼠。一匹正在张牙舞爪、龇牙咧嘴的猫,突然被人大声一指“它是老鼠!”于是,它立刻缩起脖来,成为一只可怜的老鼠了。但有时一只老鼠也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匹气势汹汹的猫,而且比一般的猫牙龇得更长,更咋呼。我多么渴望逃到一个无鼠无猫的世界去当一个非鼠非猫的动物啊!这么想着,我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老鼠。大口大口的唾沫从四面八方朝我啐来,还伴随着咒骂:有尖声尖气的,也有咆哮如雷的。甚至当我爬到台上去承认自己是只老鼠时,也被赶了下来。老鼠的日子真不好过啊,好像谁都有权利踩你一脚。有一两回我壮起胆子也想学学猫的姿态。但学得不像,因为身上早已弄得腥臭。于是,就又安心当起老鼠来。然而总觉得猫与鼠这分水岭是硬垒起的。少数当上猫的得了意,但从长远看,从整体看,这么分恐怕不合算。
那阵子,看大字报时还喜欢在肚子里解剖那些揭批的“逻辑”。一个“大特务”的结论是这么得出的:他明明可以在国外享受高级待遇,却宁愿回来受苦。这种反常现象说明他别有用心,必是帝国主义派进来的特务无疑。有趣的是把这个推断翻过去,就正好看到推断者的精神境界!对毒草最普遍的公式是:作品“攻击”了某一党员或党所领导的某一单位,所以它就是反对我们整个的党,反对无产阶级。这种批判的结果势必导致人们只看事物的一面,对另一面永远闭上眼睛。
当时我看着那些排山倒海的大字报,不禁想:对社会心理学家和逻辑学家们来说,这是多么好、多么丰富的研究资料啊!为什么撕掉或覆盖了事呢?倘若有人把它们那以一点盖全面的逻辑归纳成公式,找出诡辩术的内在规律,那将既有助于总结过去,又可造福未来,岂不应颁给博士学位!
二十岁上,我曾以《题一个人的照像》为题,为自己画过一幅白画像。七十岁上,我有时又想为自己拟个墓文。我想写的是:死者是度过平凡的一生的一个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坏蛋。他幼年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旋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他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如晴天霹雳,他还命长,居然活着看到乾坤的扭转,也看到自己错案的改正。他是由衷地感激。他生平没有官瘾,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有一段期间,他的笔曾被夺了过去。但对他来说,那段强制的沉默毋宁是塞翁失马,因为在“焚书坑儒”的十年中,他既没有书可焚,也早已算不上儒了。浩劫之后,他没悲观,也未摇摆,因为浩劫更证明历史的车轮只会滚滚向前,不会倒退。但车轮的转动不能靠空想,不能靠高调,要靠一切活着的中国人来推进。他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四
过去,尤其在十年浩劫时期,我在心灵深处对新文学也曾有过今不如昔之感。我向往启蒙的二十年代,怀念我所熟悉的三十年代和不大熟悉的四十年代。近三四年来的新创作修改了我的看法。“五四”以来,从没有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涌现出这么多新作家,写了这么多好作品。好,因为许多都是呕心沥血写出的,有的是感人至深的控诉书,有的向我们这个时代有力地提出挑战。对这些青年同行,我由衷地感到敬慕和钦佩。
不同时代的文学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三四十年代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抗日,在这一主题上集中了当时整个民族的悲愤之情。此外,还有工厂的残酷剥削和农村的贫困。今天,政权在人民手里了,现实要比三十年代曲折、复杂多了,文学作品所肩负的担子也更重了。我看到许多作家对问题挖掘得深,探索得大胆,在表现形式上也在有意识地突破。有时在一部长篇小说里看到冗长的政论也会不耐烦,但那后面往往跳动着一颗焦急热切的心,一个恨不得立即把前进中的绊脚石搬开的愿望。自然,这种写法也只是个别的。总之,这三四年来的新创作代表我们民族一种可贵的活力,应当去爱护。
一九八〇年从美国访问归来,我痛切地感到我们在物质上的落后,同时也深深认识到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尚。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的文学作品有粗细之分,有的甚至很八股,很枯燥。但“五四”以来,除了偶然出现的文妖如张竞生,还没有作品教唆人诲淫诲盗。不管多么拙劣,我们的文学总是鼓励人们向上:它揭露恶人,为弱者抱不平,表彰舍己为人、舍私为公者。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的文艺触及的生活面更广更深了。同时,我们的文化也并未两极分化:大众的爱好同少数高知的趣味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反观西方文学艺术,它是金字塔形的。休想在超级市场买到贝多芬或舒曼的作品,那里只有变种的爵士乐。在西方各国,严肃的文学是少数人的专利品,“通俗读物”充斥着凶杀和色情,因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刺激,追求刺激,而最大的刺激往往寓于犯罪中。
这样并不是说,我们已没有可借鉴的了。不,要虚心向人家的长处学习,但诺贝尔奖金并不是衡量一国文学的可靠标准。在中国新文学诞生六十多年后,我们应有个自我估价。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借鉴,才能补短取长。
肯定现在绝不意味着否定过去。“温故而知新”还是一句至理名言。当前重印“五四”以后的作品,我想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让新的一代看看我们在文学上走过来的脚印;另一方面,旧作中所描写的旧中国,也还是值得当作褪了色的相册来翻翻的。这样就会更珍爱今天,对新一代作家们的探索精神,我是由衷地佩服——佩服他们的智慧和胆识。探索的结果,也许是“此路不通”,但也说不定是“又一村”呢。“五四”就是从探索开始的,歪门邪道不能说完全没出现过,但总的来说,还是闯出了路的。所以应允许探索,保护探索,为探索者创造条件。失败了的,自然会无疾而终。这个自然淘汰的规律是逃不掉的。成功了,世世代代都沾光。岂不很好!
浩劫之后,我更爱这个祖国了。他遍体鳞伤,浑身用绷带缠起,越现出那伟大的英姿。地球上什么国家经得起这么长久、这么野蛮的一场折腾!换个小国,不绝种灭亡也一蹶不振了。试想,工厂的烟囱不冒烟了,作为国家动脉的铁路成了六一节的免费乘游。教育宣告停业,千百万块玻璃成了弹弓的靶子。娃娃们拿捅刀子当儿戏,女妖钦口只要说一声“某某不是好人”,那人就立刻遭殃。好端端的一个现代国家,硬是给拖回到中古!有些人认定一切业已断送在这一小撮手里了,不忍心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跌进深渊,因而不想再活下去。
谁料到她也会倒,而她和她的虾兵蟹将一倒,这个屹立了几千年的国家就又站了起来,年轻了。这个民族身上的肉被剜去不少,也有骨折处,而且在世界的行列里又落后一大截。但是横竖这个巨人又站起来了,他掸掸土,咬着牙在追赶上去。
垃圾在清除,创伤在愈合。人们开始解下身上的绳索——有些死扣至今还没解开。但扣子宜解不宜结,这一点没人再有异议了。于是,以前犯忌,视为洪水猛兽的,成为突破现状的捷径了,有些“敌人”又成了朋友。而且终于有了法制,那可是老大的不同啊!是敌是友,不再凭谁一句话了,揭批会也不会再成为报复者和嫉妒者的宴席。有了诽谤法,人的尊严终于得到保障。大小歹徒的可耻下场将使跃跃欲试的野心家们好好拨拨算盘珠,因为害人者必害己。
总之,几场龙卷风平息之后,这个国家变得更稳固,人们生活在这里也更安全了,才能不再遭到摧残,智慧有了滋润的土壤。十亿人民的步伐一旦坚定起来,将是一支不可估计的巨大力量。
我不过是小小一道浪波,眼看就要归入大海。浪波的寿命总归短暂,大海则是永恒的。我原来自大海,仍将回到它的怀抱。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它给予的。我也必把自己的全部献给它。直到最后一滴。
一九八二年九月
(原载1982年《当代》第6期,后收入《萧乾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