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外国文学，我也算是科班出身。除了早年的接触，在大学也读过英文系。我脑子里装过的大杂烩，大都来自这方面，对我的人生观、艺术观起过消极作用。然而一九五七年后，当我不能再写作时，也是外国文学在漫长的二十几年里，为我提供了栖身之所。
四十年代初期，有几年我曾专门从事过外国文学研究。但我太好动，不是当学者的材料。一有路子，我就溜了。我既没有写出什么系统的著作，也不曾像傅雷、草婴、满涛、汝龙等同志那样结合研究，抱定一个心爱的作家来翻译。三十年代，老友巴金就曾多次鼓励我那样做。我喜欢读，也爱瞎议论一番，但我没有恒心扎扎实实地去搞翻译。这也是我终生的恨事之一。
一九七八年后，出版社要陆续重印我译过的几本书了。那时比较空闲，我就分别为它们都写了“译者前言”。我还有些书想译，打算利用有生之年把它们译出来。
提到外国文学，我心里有时就感到愤愤不平。“五四”以来，尽管我们对外国文学介绍得还很不齐全，许多值得翻译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这方面我们不如日本），但是世界各国（比如英美）对中国文学——尤其现代作品的重视，就更差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远比我们对他们的更无知，因为我们各大学都有外文系，全国有各种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出着几个专门译载外国作品的刊物。除了鲁迅及几位文学大师的代表作，国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可以说十分冷漠。中国新文学的许多外文译本也还是解放后我们的外文出版社自己翻译出版的。外国有些大学即便设有中文系，学生学习的也主要是语言，毕业之后从事的往往不是外贸就是情报工作，真正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是不多的。解放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治地位低微，他们只对政局和物产有兴趣。三十年代斯诺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其可贵也正在于此。解放后，外国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忽视则主要出于政治偏见。偶尔一本小说或戏剧被译成外文，往往也是由于它在政治上符合了他们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倘若文化真要“交”流，就应当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我们渴望了解世界；我们也有权利希望世界了解我们。
三
三十年代初期还没走出校门，我就为自己设计了生活道路：通过记者这个职业，走上文学创作。五十年后回顾起来，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蓝图生活过来的。每当我以“老报人”自称时，我总是带着无限自豪和感激的心情。因为这一行当曾经使我在国内外跑了许多地方，在三教九流中间结交了许多朋友；使我看到人民在旧社会遭遇的苦难，看到国内外法西斯的残暴以及他们那可耻的下场。唯一的遗憾是囊中没有地图，全靠自己横冲直撞，因而迷茫过，而且是在重要的时刻。我之所以那么念念不忘亡友杨刚，是因为在那种时刻，她把我从迷茫中引导出来。
小时的事，在《一本褪色的相册》里已经大致写了。三十年代中期，我像中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曾大声唱过“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曾以无限景慕的心情向往过苏联社会主义天堂。当英美商人在其政府的默许下往侵略我国的日本运送汽油和炮弹时，苏联飞行员在帮助我们抗战。那时，苏联在我心目中是正义和一切美好理想的化身。
一九三九年秋，我是在整个西欧和北欧的反苏高潮中抵达英伦的。当时，他们舍本求末地把《苏德协定》的签订说成是战争的祸因。于是，许多曾经访问过苏联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左翼人士，也在报刊上大量写起反苏文章，其中描述得最多又最具体的，是三十年代中期的肃反扩大化。那时，天堂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时另一件使我困惑不解的事是英共对战争的冷漠——或者说，消极的反对。整个三十年代，全世界进步人类都在义愤填膺地反对轴心国家。我也曾同一些伙伴在上海弄堂里大声唱过《保卫马德里之歌》。希特勒在吞并捷克之后，又贪婪地把血口张向波兰。战争——姗姗来迟的反纳粹战争，终于爆发了，而曾经站在反纳粹运动最前哨的英国共产党却袖手旁观，甚至参加到清教徒的反战行列。我苦闷，我不解，同我十分要好的一位英共党员比我更要苦闷，因为他被捆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一提到战争，他就痛苦地摇头，想法回避。我心里不住地在问：全世界都在爱俄罗斯，为什么就不允许旁人也爱自己的祖国呢？
一九四一年夏，暴徒希特勒掉转炮口，把战争引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战火急遽蔓延。我那位英共朋友立时精神抖擞，因为战争的性质一夜之间由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法西斯战争了。然而战局不利呀，苏军节节东退，真急死人！我感到世界的曙光毕竟在东方，那里才寄托着亿万人民的希望。为了促进第二战场的开辟，我，一个外国人，也参加了英共组织的“国民大会”。当共产党员音乐家阿伦·布什甩着他那长须，英勇地指挥着会众唱《国际歌》时，我感动得也流了泪。第二天，我受到了英国便衣警察的盘讯。那是一次警告。
但是在战争末期，尤其在混乱的意大利政局中，我吃惊地看到苏联的外交重实利远多于原则。（当时我还不晓得在雅尔塔的那些令人心寒的交易！）接着，是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东欧建国初期的一些事态。特别使我感到恐惧的是匈牙利红衣大主教那个案子株连的广泛。于是，三十年代以来所向往的那座天堂，在我心目中开始摇晃起来。
我真诚地希望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任何剥削的社会，倘若那个社会也讲法制，不随便拘捕人，岂不会更得人心。现在回顾，当时的想法也未可厚非，但关键是：那只有政权握在人民手中时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本来就没有地图的旅人，又脱离祖国现实达七年之久。于是，罗盘的指针就摇摆起来。
作为文章，《拟J·玛萨里克遗书》放在这里有些不伦不类，但那是我在苦闷的一九四八年（家庭悲剧发生之后不久），为自己所做的一次公开表白，也是我对当时心境的一幅自我写照。
一九四八年秋，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时，杨刚和几位朋友已在机坪上伫候了。第二天，我就一方面参与了一个旧报的新生，一方面投入地下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了，我时常在黎明时分揉着眼睛看大样，从一个战役到一个战役中，看到旧势力的土崩瓦解，看到人民力量的壮大兴旺。那时，党对外的唯一喉舌《中国文摘》，每期都在把震撼人心的捷音传达给世界各个角落。每当我想到在这一神圣工作中也有我一份汗水时，就感到自幼在外文方面下的那点功夫总算没白费。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们一行奔赴北京的同志就乘一条叫“华安”的小火轮，悄悄地离开了香港。在海上，曾两次被当时在海峡猖獗的国民党炮舰盯梢。第一次，紧急通知，所有笔记本和文件都集中到甲板上，准备焚烧。快到胶东时，为了甩掉尾巴，机灵的小火轮又掉了头，佯装作开往南朝鲜。在海上，我们足足转悠了一整夜。
我就像虾虬那么兴奋地进入解放区。开国前夕，我被安排在对外宣传的岗位上。那阵子，我时常午夜还坐在打字机旁。一个多月的采访，我就赶出一本关于土改的大型特写，向全世界宣传伟大的中国土改运动。我热烈拥抱解放了的新中国，因为我亲眼看到东霸天、南霸天被拖到天坛松树下临时搭起的台上受审，又在岳阳乡下看到吃过佃户心肝的地主伏法枪决。我看到社会底层的人们翻身，看到中国大地上的黑暗被迅速地驱散。我还横跨千里草原，去访问从一座破喇嘛庙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看到整个国家的欣欣向荣。我深信，不消几个五年计划我们就富了，强了，和贫困永别了。圣地亚哥和卡拉奇、阿克拉和的黎波里的人们都将从我们的兴盛中得到启示和鼓舞，“社会主义好”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许多角落也会唱了起来。
一九七九年《往事三瞥》一文发表后，我收到好几十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看懂：一九四九年我选择回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认识，决定是在疑惧重重下做出的。我明知前面道路的坎坷不平，甚至带有风险，我还是那样定了，因为我害怕做白华——我用那么多篇幅来回顾流亡的白俄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时，我的逻辑是：不肯当白华，就得回到祖国这条船上，同它共命运。海上平静时，你可以倚着船舷让温煦的海风吹拂着。遇上风浪，就得随着它颠簸、呕吐，甚至喝咸涩的海水。
镇反、土改和三反，我都满怀激情参加了，意识到是在为这个东亚病夫挤脓、剜疮、清除积垢。一九五六年参加一次马列主义学习，感到同革命的关系又深了一层。但是不出一年，风暴就刮到了自己身边。九龙那些不眠之夜里所担虑过的一些情况，果然发生了。然而只有屈辱，没有拘禁，没有皮肉之苦，也未株连——甚至爱人也未受株连，为此，我一直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