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秦秀春的忌日——他已经离开人世十年了，老人们可能已经淡忘了他英俊的身姿，年轻人可能从来没说听说过他的才气，只有他的同学年年为他祭奠，只有他的亲人经常还对他怀想。
出事后，老同学程若齐告诉我，一中的老校友元旦要送他“上山”，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写点文章，孤陋寡闻的我从来没听说这人，于是专门邀请了他的一批老同学，集中到我家采访，然后，我又踏着一地积雪，上了那个一贫如洗的小二楼，翻了他的遗作，见了他的日记，使我震撼，为他写下的大块文章在《大江晚报》发表整版。
今年，我将其收进了专写芜湖人的散文集《君子如茶》的“梅影遗香”栏目中，因为是自费两万五的正版书，装帧印刷都不错，为了纪念亡者，他的老同学们自费买了些书，如果还要的，可以到光明书店去。
新千年的霞光在东半球洇染开来时，江城的天空沉郁而阴冷，一如送葬人群的心理。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年岁相仿，经历各异，有生产经营的厂长经理，有腰缠万贯到大款大亨，有深居简出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专家学者和各单位的工作骨干，一年忙到头，新年之际，本应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和家人团聚，却不约而同地赶来参加同学葬礼——为一个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工作、没有妻室儿女的下岗工人秦秀春送行，为一个不幸的布衣洒一抔辛酸的眼泪，为一位在逆境中始终拼搏的勇士献上最后的慰安。
一个大学系书记长歌当哭：“母亲去世时我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想到他的际遇不能不哭……”
一个局长热泪长流：“他死得太可惜了，他不光属于我们重点中学，也属于我们城市、还属于全省，他甚至是我们整个老三届的优秀代表之一……”
更多的往日校友，写下一篇篇悼念的文章，一声声呼唤着死者的姓名，心里默默地祝愿：秀春同学……你走好……
秦秀春为什么如此牵动大家的情怀？为什么受到众人的厚爱？为什么在少壮之年忽然撒手人寰、匆匆离开了这个美好而又有缺陷的世界？
他不是个名人，却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他没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却有不凡的业绩；他一生执著追求自己的真爱，却以堂堂七尺男儿的强壮体魄，却殉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猝死在即将辉煌的黎明。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名分的作家
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网络文学和快餐文学依赖的自己传播优势，冲击了作家和剧作家的思维概念；浸入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环境；作家的职业合理性和权威性都受到空前的挑战，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也纷纷换脑换笔，这样的时期，居然还有人从古典的历史中吸收养料，去当一个历史剧作家，只有秦秀春才做这种不合时宜的选择！他不是弄戏剧的只是从喜欢唱歌而进入这误区。
一米八的个条，英俊潇洒的相貌，结实健壮的体魄，高亢嘹亮的好嗓子，自身条件决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于是去报考文工团。一曲《三套车》唱完，评委鸦雀无声——听得如痴如醉、吓得目瞪口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谁敢录用一个用美声唱法唱“修正主义国家歌曲”的人当演员？他一脸痛苦状的面部表情不适宜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他洋腔洋调的美声唱法更不适宜表现当时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了。
不能当演员就当编剧吧！是为了借助文化界的力量？还是为了向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几乎每个剧本他都与人合作——尽管常常是他执笔。写过反映皖南事变的大型歌剧《皖南悲歌》；写过以文化名人王莹在十里长街生活的《宝姑》；写过南宋状元张孝祥……
他以激情饱满的笔触，冲击“十年磨一戏”的传统教条。但是，比起一些专业剧作家们，他还是业余的新手，更何况，戏剧必须搬上舞台以立体形象表达出来才能被观众接受，不能排除种种人为的因素。于是，个人创作的成功与无法演出的失败，总是让他从希望的高峰落入失望的低谷，只是他的创作才能逐渐被文化界认可。
终于，1990年，由他执笔的《首任台湾巡抚》20集连续广播剧获得成功，荣获全国市（地、州、盟）电台文艺广播协作会第十三届节目交换会一等奖，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声、金陵之声等全国170多家电台交流播出，好评如潮，仅合肥电台就收到30多封来信和近百个电话，赞扬此剧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同时对于扩大安徽、合肥的知名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在三个编剧中他的姓名没有摆在第一位，稿酬也只分得500元，他为此愤愤不平，甚至要对簿公堂。
1990年，在江苏电视台向全国征集戏剧电视剧本评选活动中，他执笔的作品《翻案喋血记》又获得了戏曲电视剧创作奖。可是，他没有一部剧本变成铅字的，戏剧作品不能在舞台上立体化，也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于是他将戏剧改编为小说《张孝祥传奇》在市级日报上面连续发表，又将20集电视剧改编成了中篇小说《台湾第一巡抚》，可惜没有等到公开发表，他也没有申请参加任何协会，所以他不是注册的作家和剧作家。
但是，80年代末，他被合肥市文化局、合肥市戏剧艺术研究室同时聘为特约编剧，1999年被安徽电影制片厂聘为特约编剧。只是那一本本聘书，都是一顶顶虚空的桂冠，除了为他采访提供方便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待遇。
如果秦秀春不是把历史作为他的主攻方向，而是以时髦媚俗，搞一些爱情麻辣烫之类的电视剧，他可能早就成为所谓知名戏剧家了。如果秦秀春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是以“戏说历史”的手法来哗众取宠，他可能早就走红天下了。如果他走通常人的创作道路，以短小的散文小说短平快捷径步入文坛，他也可能早就名利双收了。
就因为他是秦秀春，正如他的中学同学——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范广勤评价他的那样：“耿介磊落、心性孤高、风骨嶙峋而又带几分迂拙”。因为他是一个——至善唯美的理想主义者。秦秀春是66届高三（1）班的学生，作为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恢复高考以后，纷纷报名考大学，几乎百发百中。可是秦秀春说：“攀登喜马拉雅山的道路不止一条。”他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仅是为了圆他中学时的作家梦，还因为他具备大仁大义的思想行为。
一是为他多病的母亲。秦秀春是孝顺儿子，母亲体弱多病，要他在身边照顾。即使他到同学家吃到好食品，也要带点回家孝敬母亲。他为母亲买了一辆轮椅子，经常推着母亲到镜湖看风景。母亲过世以后，他将其骨灰盒吊在脖子上，双手捧着，绕着镜湖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还念叨着：“妈妈，你再最后看一看镜湖吧……”路人也为之动容动情。
二是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死亡的同学父母，他不仅一手操办了死亡同学的后事，而且始终照料着他们的父母。生活无着落的，他为其找工作，无人赡养的，他去当孝子，甚至养老送终。
自觉承担社会道义和义务，慷慨狭义更是他一贯的行为。还在下放农村的时候，一次到同学工作的钢铁厂里玩，正在食堂吃饭，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走来乞讨，秦秀春毫不犹豫地掏出了身上唯一的一块钱。在那个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的艰苦年月，老头吓得不敢接钱。他一个劲地塞到对方手里：“给你的，就是给你的……”结果，车票钱没有了，他只好爬便车回自己生产队。
他到合肥收集史料时住在旅馆中，遇到安庆的一个乡村教师，听说他身患绝症到合肥就医，刚刚认识，他就送上100元钱，只给自己留下20多元的路费，回到家里连买菜的钱也没有，就天天吃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