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他单骑出关赴东北考察军事、政治，回京后自告奋勇守御辽东。袁崇焕筑宁远（今兴城）等城池抗御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宁远一战击伤努尔哈赤，获宁远大捷，接着又在宁锦挫败皇太极，被崇祯帝任命为兵部尚书。但崇祯帝对他的信任没有维持多久便开始怀疑。聪明的皇太极认为击败明军的惟一办法是除掉袁崇焕，而除掉袁崇焕的最好策略便是反间计。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联络蒙古部南侵，因害怕山海关、锦州一带的袁崇焕，便绕道长城喜峰口入关，攻克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在山海关闻讯大惊，急率大军驱驰赶回北京，正遇后金军杀到，两军相峙，后金军战不能胜。皇太极此时派人买通明廷中阉党，制造谣言，说袁崇焕与后金早有联络。崇祯帝心下怀疑，派大学士孙承宗驻扎通州，督理所有兵马。正好有两个由京城赴通州传旨的太监，中途为后金兵俘获。皇太极见天赐良机，便安排二宦官在军帐中看管，看管者则是原明朝降清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宪我三人。三人夜里窃窃私语，说后金大汗昨日单独出营同北京来的骑马者谈话许久。又说他们不愿与袁崇焕兵戎相见，又说袁大帅与大汗已定密约。两太监偷听谈话之后试着逃跑，竟无人发觉，逃回京城，密告祟祯皇帝。当此危急之秋，崇祯皇帝不加思考，认定袁崇焕通敌。他假装召袁崇焕进宫议事，将袁崇焕拘捕，继而处死。崇祯帝制造了冤案，还自作聪明以为除了内患。天下正直者都明知其冤。直到后来清太宗皇太极死，其实录中记录了他施反间计的过程，真相彻底大白。
崇祯帝猜忌大臣，自毁长城，使其不论对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对付清军的侵袭都没有有力的抵抗，李自成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入朝，最后身死煤山，还说什么“然皆诸臣误朕”，可见其至死不悟用人之失。究根溯源，其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才毫无爱惜之心，稍有疑惧，动辄杀戮，终至误国亡身。
心生爱才一念，用人之路顿开。越是有才能的人这样那样毛病越多，以挑剔的眼光看人，以严厉的手段待人，能人就永远不能脱颖而出。领导者只要具爱才之心，出笔就能画成圆。
8.把心存异心的人圈在“圆”内
一个人才常与领导者有不同意见，甚至犯颜苦谏，但他与领导者能够脚踩一条船，能一心一意地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样的人被领导者接受、重用也许算不上太稀奇。有的人身具安邦定国之才，偏偏不愿为人所用，能够驾驭这种心存异心的人才的人可称得上以“圆”人的高手。
我们来看看尉缭见用于秦王的故事。
尉缭，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战国著名军事家。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渭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尉缭不愧为军事家，不仅能够把握战局，制定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而且还能透彻地认识人、分析人。经过与秦王嬴政不长时间的接触，他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决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这是嬴政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公开道出他的性格本质，第一次有人这样评论他，而且切中要害，句句是真。从后来统一天下之后嬴政的所作所为来看，与尉缭所言毫无二致。
尉缭认清秦王嬴政的本质，便萌生离去之心，不愿再辅助秦王，并且说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发现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于是，秦王嬴政发挥他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所以被称为“尉缭”。
现在，心存余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蹋地地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做贡献。
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作为与嬴政不同的人，尉缭对战争的具体行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军队不应进攻无过之城，不能杀戮无罪之人。凡是杀害他人父兄，抢夺他人财物，将他人子女掠为奴仆的，都是大盗的行径。他希望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小越好，甚至提出：军队所过之处，农民不离其田业，商贾不离其店铺，官吏不离其府衙。另外他还希望靠道义、靠民气来取得战争的胜利，等等。
这些主张与秦王嬴政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所以，在统一战争的具体进行过程中，秦王与尉缭会不止一次地发生冲突，在具体的战役中，秦王不让尉缭参与，而是亲令受其思想影响严重的秦军将领们依照秦国一贯的残暴手段打击六国。所以秦军将领们在统一过程中个个都留下了“美名”，如王翦、王贲、李信、蒙武、杨端和、内史腾、辛胜等，而身为国尉、执掌全国军队的尉缭却在此时出现空白。
但是，中国历史上像嬴政对能人，尤其像尉缭子这样心存异心的能人们能用得其所，是极为少见的。
也许方圆之道中的一个“圆”字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这个“圆”字许多问题都会成为无解的难题。在用人上，领导者的思想越宽远，手段越圆转，才能把笔下的圆越画越大，也才能把更多的人才圈在“圆”内。
9.让有见识的人脱颖而出
考虑问题全面、有见识的将领才能统好兵、打胜仗。那么，文臣好，武将也好，如何才能让真正有见识的人脱颖而出呢？古人的做法早就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左传》记载着这样一个动人的佳话：襄公三年（前570），晋国掌管军政的长官———中军尉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准请，并询问祁奚谁可接替他任中军尉。祁奚提出解狐。解狐是祁奚的仇人，但因解狐可胜任这一职务，所以祁奚荐举了他。不巧解狐未等拜官上任就病死了。所以悼公再次问祁奚时，他提出自己的儿子可以接任。于是悼公任命祁午为中军尉。荐贤必须出于公心，祁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以能否胜任中军尉这一要职为标准来举荐人才，根本没有考虑过是亲是仇。这种毫无忌妒之心，又不怕有人议论的做法，表现出祁奚认真求实地荐举人才的精神。被时人誉为“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孔子闻之，也大加称赞：“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祁奚的字）可谓公矣。”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所以成为春秋时代选人、用人的佳话，是由于自此时起，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西周时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无所谓选与不选，贤与不贤，自然也没有举亲举仇的问题。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的变革，新的官僚制度开始萌生。在官僚制度下，官员与君主的关系，具有了韩非所说的那种主家与佣耕者之间的意味，因此，也就有了选官任官，有了荐贤举贤。而且，从祁奚的这则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封建官僚制产生之初，人们就开始把选举的公平无私作为重要准则，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以后的贤相宰辅们便往往以此为标榜，留下了不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佳话。
举贤不避亲的例子以谢安最为典型。谢安，是东晋孝武帝时的宰相。当时东晋偏安江南，北方依然处于十六国封建割据的时期。其中割据关中的前秦势力发展最为迅速，到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它已吞灭了前燕、前凉、仇池和代四个政权，统一了北方，并且占领了东晋的梁（州治今陕西关中）、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二州。整个黄河流域及江、汉上游均在其控制之下。秦军拥有骑兵近30万，步兵可征集六七十万。与江南的东晋相比，无论在地域、军事实力等方面均占优势。
前秦的强大，严重威胁着东晋的安全。太元二年（377），晋帝颁诏，征选文臣武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宰相谢安不避嫌疑，“违众举亲”，力荐其侄儿谢玄。
谢玄，字幼度，自幼丧父，跟随叔父谢安长大。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深得谢安器重。有一天，谢安把子侄们召集在一起，问他们：作父母的为何期望儿孙们都能出类拔萃呢？众人闷不作声，谢玄却脱口而出：“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即希望子弟们像香花佳木一样，使它生于堂阶之前，光耀门庭。谢安听了此话，十分满意，对其充满厚望。成人后，谢玄才略出众，日渐成熟。
谢安荐举谢玄时，谢玄年仅34岁。孝武遂拜其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负责长江以北征讨诸事。消息传出，朝中议论纷纷。中书郎郗超素与谢安不睦，然听说谢安举谢玄为将，也叹服道：“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认为谢安敢于违背一般人的意志，推举自己的亲人，这是深明大义的表现。谢玄之所以能不负其举，是由于他有着出众的才能。但是由于谢玄一向不愿做官，官府屡征不就，只是后来在桓温府中做过幕僚，因而朝中许多人不了解谢玄的才识，故听了郗超之言后都不以为然。郗超于是以自己亲眼所见向众臣解释道：“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他通过谢玄在桓温府中量才用人的情况，说明谢玄的才能，将会不负众望。群臣听后才信服不疑。
谢玄在叔父的荐举下，受命于危难之际，就职后，他驻军广陵（今江苏扬州）。他在当地招募勇士，组建了一支强劲的“北府兵”。太元四年（379）谢玄率兵连败来犯的前秦将领俱难、彭超。太元八年（383）八月，前秦王苻坚发兵90万，号称百万，兵分三路，东下攻晋。苻坚十分骄狂，扬言：“吾强兵百万，资仗如山。”“以吾之众，投（马）鞭厂（长）江，足断其流。”其军队“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大有席卷江南之势。东晋政府令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8万屯扎洛涧（今安徽怀远西南）东岸，与洛涧西岸的秦军梁成所部，隔水列阵。
谢玄对于秦军的进攻态势作了冷静的分析和周密的措置。他先派精兵5000夜袭洛间，获得大胜，杀死了前秦士兵1.5万余人，然后率大军8万向前推进，直逼淝水（寿阳东北瓦埠湖至淮水的一段），苻坚布置前锋军20多万把守淝水，谢玄利用苻坚希图速战速决的心理和前锋刚败、兵心不稳的机会，故意遣人对苻坚说希望秦军暂时后退，让晋军渡过淝水，双方决一胜负。苻坚认为：当晋军渡过一半时，使精锐骑兵冲杀，必可稳得胜利，遂下令退兵。秦军不退尚可，一退阵势大乱，失去控制，以为前线秦军战败，遂争相奔逃。身困秦营的晋将朱序，又乘机在秦军阵后大声呼喊：“秦兵败矣！”秦军信以为真，个个争先逃命，致使全线大溃。谢玄等率精兵8000渡过淝水，迅速追杀而来。结果前秦军队完全溃败，大将苻融被杀，苻坚带伤逃走。秦军人马自相践踏及投水溺死者不可胜计，逃者“闻风声鹤唳”心惊胆战，以为晋兵追至，故不敢停步。待苻坚逃至洛阳时，百万大军仅剩十几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