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夏衍精神中的平民性
王安祥
105年前，在杭州的一条叫严家弄的深巷里，诞生了一位世纪婴儿。这时的中国仍处在封建皇朝的统治下，社会黑暗，人民苦不堪言，新世纪的曙光在哪里？苦难的人民能望得到头吗？这位婴儿到来不久，他的父亲就过早地离开人世，随后家庭破败，仿佛为这位婴儿准备了一个苦难的童年。
然而，这位婴儿并没有被家庭的变故和生活的磨难所压服，在母亲的教诲下，他逐渐成长起来，最后走出严家弄，投入到更广阔的中国政治舞台，用他那支厚重的笔，写出了一部部震撼人心的力作，唤起人民的觉醒，揭露社会的不公，他就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著名电影剧作家、理论家、话剧作家、翻译家夏衍。
时代成就了夏衍，夏衍也为时代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当我们后人在研究夏衍的作品、研究夏衍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文章时，发现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着，即夏衍精神。
夏衍的精神是多方面的，如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献身理想、九死不归、严肃敬业、勤奋耕耘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但除了这些，夏衍精神中是否还有遗落的呢？或者说还有未挖掘的宝藏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就是夏衍精神中的平民性。
如果将夏衍精神比作一条大江，那么，平民性是整个夏衍精神大江中不断掀起的浪花，是这绵延不断的浪花，推动、丰富着夏衍精神，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夏衍精神中的平民性，按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夏衍的平民性，更多来自一种原始的、质朴的因素，即吃饭、生存、读书、工作等这些最直接的东西。由于家庭的变故，幼小的夏衍就受到了人世间不平的待遇，他念不起书，交不起学费，德清小学毕业后失学的煎熬；甲种工业学校就学时交不起学费的窘迫，是那样深深地刺痛了少年夏衍的心。他在染坊店当过学徒，赤着脚在田里干过农活，到最后连吃饭都成问题。他羡慕别家的孩子有书读，有钱花，有好衣服穿的富裕日子，他强烈地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他要用自已挣来的钱孝敬母亲。这时期少年夏衍所表现出的平民性，更多的是被迫无奈，是不平等的社会强加给他的，他是弱小的，被欺凌的。同时也是少年夏衍的平民性表现最充分的时期。平民性决定了夏衍的人生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不是在轰轰烈烈的人生中度过，就是在沉伦、消极中毁灭。
应该说，少年时期夏衍的平民性还谈不上为国家、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理想，还停留在自身状态的拼搏。但从另一角度讲，正是夏衍的苦难童年，才为他以后献身革命事业作了最好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夏衍在严家弄的苦难生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夏衍了。
第二阶段，参加革命后：
研究、分析这一时期夏衍的平民性，有以下新的特点：首先，他的视野开阔了，不再停留在杭州严家弄旧居了。他把自身的利益和整个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心维系着在黑暗中挣扎的四亿五千万同胞，他的所有出发点，都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
其次，他的平民性不再是狭隘的，原始的，低层次的，他的平民性经过了文化的洗礼，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时期夏衍的平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创作了大量的电影、戏剧、文学作品，投身于统一战线工作。
夏衍是个文化人，他不可能直接上战场杀敌。他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有影响的电影、戏剧、文学等作品，这些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描写了一群在最低层的老百姓生活，如《上海屋檐下》、《包身工》、《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这些人物，有学生、有知识分子、有市民、有乡间农民，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戏剧矛盾的冲突，把他们的命运、生存状态，把他们的喜怒哀乐，作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从而激发起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慨，对苦难人民的同情。
在夏衍的笔下，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浪漫爱情，有的是血和泪的控诉，有的是被压迫者的反抗。
《包身工》中那位女性“芦柴棒”被老板迫害、皮鞭抽打的场面；《上海屋檐下》五个不同命运的家庭的遭遇；艺术感染力是那样的强烈，他的心始终站在劳苦大众的一面，他的笔触始终凝重、深沉，引起读者的深深思考。我们在欣赏夏衍作品的同时，也受到了夏衍平民意识的教育。
夏衍的平民性还表现在他当了12年的记者上。从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夏衍在《救亡日报》、《建国日报》、《新华日报》、《译报》、《南侨日报》、《华商日报》等任总编，同时采写了大量生动、充满激情的现场报道。这些文章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夏衍的平民性还体现在做统战工作上。他的谦逊，他的亲和力，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组织能力，都是以一种平民化的身份出现，没有架子，没有高谈阔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谁不愿意。夏衍就凭着出色的领导才能，团结了上海、香港两地的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统战工作这一光荣任务。
第三阶段，建国以后：
如果说，建国前夏衍的平民性主要体现在强烈的解放意识，即通过自己的作家身份，为解放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尽量多做一些工作，那么，建国以后，随着条件、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当了高官后，能否保持平民意识，就难能可贵了。令人敬佩的是建国后，夏衍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他的平民意识非但没有褪化，反而变得更加自觉，更加理性。
在一次文化界人士的聚会上，他见到了昔日的同志、战友，他仍和战争年代一样，对赵丹等人拍拍肩膀，握握手，开一些以前经常开过的玩笑，完全不像一位共产党的高官，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于是就有人看不惯了，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现在地位变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对此，夏衍万分想不开。和自己的老朋友开开玩笑，有什么不好？难道当了官，就要摆架子，铁着脸，见着群众不理不睬。他想不通。随着地位的变化，人与人的称呼变了，下级称呼上级要带长字了，外出开会，外出调研，要警卫开道，他又想不通，这是夏衍平民意识的自然流露。他认为这样做，只会疏远群众，在群众中筑起一道无形的墙，尤其，他还是一位作家，以后怎么再到群众中去呢？他的想不通，最终导致他的沉默。
事实证明，夏衍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的作家，我们的领导干部，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在党的章程中写得明明白白。
同样，夏衍的平民性在他建国以后的创作中，也体现得非常充分，当了文化部副部长，日理万机，但他没有忘掉自己的老本行。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这两部电影的问世，是夏衍平民意识在建国后的集中体现。祥林嫂手拎篮子，倒在祝福前夜大雪纷飞的鲁家门口；林老板挤垮资本小的同行时，自已也受到高利盘剥和国民党官吏的敲诈，最后不得不倒闭的下场。令人唏嘘、感叹。夏衍着力创作的这两部电影，意在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旧社会人民的苦，要珍惜今天得来的幸福生活。
夏衍的平民意识，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炽热。夏衍的生活一向艰苦朴素，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有许多生活方式还保留了旧时少年时代的习惯。一个德高望重、著作等身、副部级的领导干部，他的卧室没有高档家具、电器，一张木制的床，一张陈旧的写字台，两张椅子，就在这样简朴的条件下，“文革”后，他写出了《懒寻旧梦录》。
就说他养的两只大花猫，那不是故作高雅，或借此作秀，实因猫是他童年生活不可忘怀的伙伴，或者说是为了怀念他的母亲。在这里，猫已成为夏衍怀念平民生活的一种象征。
他对故乡杭州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虽然他回杭州次数不多，但经常在梦中忆起旧时情景。为了报答故乡，他捐赠5万元，作故乡教育基金；在来日不多的情况下，毅然将价值1000多万元的珍贵字画捐赠给浙江博物馆，他在给沈祖安先生的信中说：“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发奖状，这是我的宿愿，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比留给子女要好些。”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看似一封极平常的信中，却做出了常人所做不到的一件大事，这是夏衍平民性的一次最真实的流露。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忘了家乡的人民。
循着夏衍平民性的思路，他将骨灰撒进钱塘江就很好理解了，他称这是回杭州老家了。如果按他的级别，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是理所当然，他的选择，固然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意思，但他把身后事看得如此之轻，是他的平民性起着主要作用。
夏衍精神中的平民性，贯穿了夏衍的一生，是夏衍精神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抽离了平民性，夏衍的精神，就变得得残缺不全。不要小看了这平民性，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定有平民意识，平民意识是一种根的意识，是对大地的回报。平民意识有无，是一个作家信仰、意志、文化、品德的集中体现。我们纪念夏衍，研究夏衍，就要继承夏衍的精神，继承夏衍精神中的平民性，永远不忘人民，才能写出为人民所欢迎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