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同志与统一战线
施德明
沈祖安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夏公一生的贡献主要是三项：一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在电影艺术上的杰出贡献；三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1924年11月，夏衍在日本面见孙中山，孙中山指定由李烈钧（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西都督）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又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
1927年“四一二”后的5月，夏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组织关系编在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
1927年底到1929年10月，在约两年的时间内，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1929年初秋，夏衍从闸北第三街道支部调入一般所说的“文化支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潘汉年约他谈话，谈的主要内容是要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人合作，对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做一点工作。按夏衍的叙述，“一九二九年冬，党中央决定革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我参加了筹备工作，这是我后来从事文艺工作的起点”。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夏衍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始。
经过大量的工作，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召开，首先推定鲁迅、钱杏邨、夏衍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做了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鲁迅、彭康、田汉、阳翰笙等讲话。大会选出了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委员。大会通过了“左联”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通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文化研究会”，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通过了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关系，参加工农教育，组织自由大同盟分会，与国际左翼文艺团体建立联系等提案。
“左联”成立后不久，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等组织也相继成立。
夏衍同志对自己在“左联”的工作十分重视，在其著作《懒寻旧梦录》里用两大章的篇幅写了“左翼十年（上、下）”。
夏衍说：“这十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开创时期，这十年，也是年轻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粉碎了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时期。”“我说不出在这场斗争中的殉难者的名字，他们之中有留下了姓名，有人连姓名也不被人知道，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不计成败，用血、汗、泪和生命，和中外反动派做了殊死的斗争，这些青年人走过歪路，也犯过错误，但是也正是他们，打退了三十年代的文化围剿，也就是他们埋下了四五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的种子。”毛泽东同志给这些人做了一个结论：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成（文字等），无不起了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权，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营垒，与此同时我们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这个时期，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构成。
夏衍同志按照党的要求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思想界做了大量工作，既协调了左联内部的各种不同观点、思想，又对国民党文化围剿发起了反击。扩大了我们党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影响力。夏衍本人也在这十年里拿起笔，用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进入电影界为中国的进步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潘汉年和夏衍在上海面见周恩来，这是夏衍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潘汉年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夏衍说：“上次和你说过的方针，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要到外地去，跟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事。大致上已经定了，党今后要公开，有许多事情要和国民党合作。汉年说你在日本当过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书记？”
“不，当过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后来被他们开除了。”
周恩来说：“现在是第二次合作，我们需要一批过去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总支部常委相当于省党部常委。你认识国民党内的哪些人？彭泽民？”
“没见过面，和我联系的是海外部秘书长许甦魂。当然，我还认识经亨颐，还有吴稚晖、戴季陶。”
“现在，有这种经验的人不多了，在党内的年轻人，听到国民党三个字就冒火，这怎么能和他们共事呢？他们是被迫合作的，但要抗日，得争取他们一起打日本。所以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
夏衍曾这样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和恩来同志见面，也是这一次谈话，决定了我今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我从小就怕见陌生人，怕别人注意我，所以家里人叫我“洞里猫”。在上海工作了十年，但接触的人还都是文化界知识分子。现在，经过这次谈话，我得抛头露面去做达官贵人、商人买办的工作了。
1937年8月2日，潘汉年和夏衍见到了刚刚回国的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口信，要求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日报，夏衍与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等商量后，决定出一张四开的、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救”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经郭沫若、潘汉年、夏衍直接与国民党方面的潘公展会谈，说服潘公展同意了发刊《救亡日报》，决定这份报纸以郭沫若为社长，国共双方各派总编辑一人（夏衍、樊仲云），并各出500元作为开办经费。于是，《救亡日报》就于“八一三”之后不久的8月24日出版。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中旬，夏衍按照党的决定，南下广州、桂林，继续主编《救亡日报》。有人专门撰文《夏衍旅桂时期的文化统战》。到重庆之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夏衍以“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的合法身份，频频出入于文协、剧社与文化界人士接触，出席各种戏剧界、文艺界聚会，不停地与各方面（包括国民党文化界新闻界名人）人士会面，谈话。从年轻的影星白杨、舒绣文、秦怡、沈扬、陶金，到著名剧作家、导演老舍、张骏祥、史东山、应云卫、宋之的等，有的是老相识，有的是初交，他向他们分析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共同商讨大后方文化运动方针大计。他善与人交，坦率谦和，很快成为他们的知音和朋友。
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中，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灵活巧妙地掌握斗争的机微和分寸，才能有效地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分化和瓦解敌对营垒。对于桂系十五集团军副师长、后为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策反的成功，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