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夏公对中国电影的历史功绩——缅怀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诞辰106周年
韦连城
中国电影100年刚过，适遇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诞辰106周年，缅怀夏公在中国电影事业上的功绩，他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电影人和广大观众都会永远怀念他，人们不会忘记他的事业，不会忘记他勤恳笔耕的电影创作。
我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三十多年），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荣幸地接触过在中国电影界被尊认为的夏公。夏衍同志多次到长影视察和指导工作。他为人谦和，语言和善，处事亲切，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和善待群众的杰出艺术家。多少年来，夏公曾是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作为中国电影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总是把电影质量作为工作重点，尤其是把电影剧本看为重中之重。电影工作者们永远不能忘记，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时，党中央向全国电影界提出向建国10周年献礼，夏衍和文艺界领导人明确提出：要拍摄一大批四好电影（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镜头），献给广大的电影观众。当年一些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没有让领导们失望，各电影制片厂都先后拍出了一批好的影片。就拿我知道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来说，当时以亚马厂长（兼党委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团结全厂艺术家和广大职工，经过努力，认真制作出十多部优秀的电影，向建国10周年献礼。比如《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黄河飞渡》、《金玉姬》、《笑逐颜开》、《换了人间》、《草原晨曲》、《风从东方来》、《前哨》、《朝霞》、《窦娥冤》等影片，可以说每部影片都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特别值得记忆的是优秀影片《五朵金花》，这是夏衍同志亲自提出和具体指导建议的影片。当时，中国刚进入新十年新的时期，夏衍同志和其他艺术界领导人，按照毛泽东文艺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要拍摄出特色的影片。夏衍同志具体要求，要拍摄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的影片，而且，他亲自把任务交给当时长影的厂长亚马和著名导演王家乙的手中。夏公深入细致地指导了剧本的创作精神，他说影片要有民族特色，要有时代精神，但不要搞政治口号，要反映云南白族的特点，要山河美、人情美，体现社会主义好。王家乙导演按照夏公的指示精神，特地邀请长期在云南工作，深入到当地生活的浙江籍作家赵季康、王公浦进入创作。很快，他们就把剧本写出来，导演将详细提纲请夏公审查，原来准备在剧本中，写六朵金花或七朵金花，夏公看后，确定了创作思路，并定为五朵金花，作者很快又进入修改创作，导演马上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制作班子，摄影师是长影总摄影王春泉，总美工师是卢淦和史维钧，作曲家是雷振邦，并请了主要在云南工作的一些演员，五朵金花的演员为杨丽坤、王苏娅、朱一锦、孙静真、谭尧中和男主角莫梓江。剧本写出来又请夏公再次审查，确定后，马上就开拍了，整个拍摄，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具有白族特点的抒情喜剧影片，国庆节前在全国开始公映，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庆祝献礼影片的酒会上，周恩来总理高兴地称赞《五朵金花》歌颂伟大中国美好的人民，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影片放映以后，“金花”这个人物成了云南大理和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美谈，在当时，到处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新“金花”，争当金花好像是女孩子们之间无形的比赛。这部影片在近50个国家放映，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新华社记者报道：“在缅甸电影院门前排长队，放映后，观众们喜笑颜开，有的人说，这部片子合情合理，扣人心弦，这是一部完美的电影，导演好，演员好，摄影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影片之一。”在香港放映时，也引起轰动，不少观众看完影片跑到电影院大堂，对着剧照中的五朵金花看不够，有的电影院连续放映二十多天，场场满座。后来在开罗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导演王家乙和演员杨丽坤荣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演员奖。“五朵金花”这部影片的成功，是离不开夏公的具体指导，电影界提到“五朵金花”的成就，都会记忆着这位电影界的领军人。
缅怀夏衍的历史功绩，更不能忘记20世纪30年代初，在反动派压力下的上海，左翼电影进行的斗争是可歌可颂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原名沈端先）负责，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逐步全面地展开了各项工作。剧本是影片创作的灵魂，电影小组极其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1932年以“狂流”（夏衍）、“三个摩登女性”（田汉）、“民族生存”（田汉）和“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等，为“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出了第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又把“左翼剧联”的盟员介绍到各个影片公司中去。如：沈西苓、王莹、艾霞、胡萍、陈凝秋、周伯勋、郑君里、舒绣文、魏鹤龄、司徒慧敏、周达明等一系列人才。
夏衍同志既是组织领导人，又是剧本作者之一。1933年3月5日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以丁一之化名为编剧，程步高为导演，董克毅为摄影。《狂流》在上海的中央大戏院和上海大戏院公映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也受到电影工作者的赞扬，认为《狂流》是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发生空前大水灾为背景，尖锐地揭开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以它鲜明的主题，尖锐的冲突，开展了我国电影艺术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光荣传统，是我党在电影阵地上扬起的第一部旗帜。
《狂流》影片之后，夏衍（化名蔡叔声）又改编了茅盾的小说《春蚕》，拍成了电影。茅盾这部短篇小说，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墨，勾画了30年代旧中国农民贫困和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是以1931年、1932年杭嘉湖一带农民养蚕破产为背景的。影片《春蚕》和它的原著一样，通过老通宝一家为育蚕而奋斗挣扎，最终失败的经过，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民的境地。影片生动地表现了老通宝一家的辛勤劳动，赞美了他们淳朴的素质。《春蚕》放映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认为这是中国电影在新文艺作品中，把新的小说改编搬上银幕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这之后，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还有《上海二十四小时》（导演沈西苓），《时代的儿女》（夏衍和郑伯奇、阿英联合编剧，导演李萍倩）。夏衍同志领导组织了电影事业，又亲自编剧了一系列电影剧本，这些对党的左翼文化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衍同志除了领导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他还作为编剧又写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电影剧本，如《人民的巨掌》（1950年陈鲤庭导演）、《祝福》（1956年水华导演）、《林家铺子》（1959年水华导演）、《革命家庭》（1960年和水华联合编剧、水华导演），这些优秀的影片在观众中产生很深的影响。
我调到浙江电视台工作不久，1986年请导演付强，编剧程蔚东、陈曼倩合作，再次改编茅盾的“春蚕”为电视剧，接着又由程蔚东改编《秋收》、《残冬》（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两部，在这三部电视剧拍摄中，特请夏衍同志作为高级顾问。他到杭州时，还抽空热情接待了摄制组主要成员，又具体对影片的主题做了指示，使大家进一步明确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的主题和创作意义。这部电视剧荣获了全国金鹰奖中的特别奖。
现在每每想起夏公对影视方面的创作精神和具体指示，我们都深刻体会到，作为中国电影电视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文艺做出自己的所有努力。他的高度革命精神，都会令人学习，我们永远缅怀这位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公。
浙江省电影家协会，杭州市影视家协会和江干区夏衍研究会，纪念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诞辰106周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作为多年在中国影视界工作的我，心中永远怀念夏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