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夏衍体内的精灵
王国英
当一名作家，是夏衍留日早期的一个愿望。他广泛的阅读，如史蒂文森、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积累了大量阅读经验，并开始了创作。在他的作品或文字中，史蒂文森、华兹华斯、海涅、雪莱、白朗宁的诗句常常是信手拈来，深得妙谛。1925年1月20日的日记中，他说，“我以为诗人之乃童心之延伸”。1923年春，他以文艺青年的身份去博多拜访郭沫若。这无疑是非常大胆的举动，其行动的力量来源于对文艺的喜爱，来源于对知名作家的崇敬。所以，他对郭沫若不谈文艺而一味感慨国事感到非常遗憾。或许，这可以算是少不经事沉浸在文艺天地里的夏衍对文学和作家的理想化追求吧。因为，这时的夏衍满贮着孩子般的热望，将此行当成俄狄浦斯式的祈求，祈求郭沫若的神示。
童心，是跳荡在夏衍体内的一个精灵。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在其原初意义上首先就是指人心的本然状态，即原初情绪与情感。人的心理结构是知、情、意构成的整体，情绪先于认知而存在，是未受逻辑思维和外在道理干扰的混沌的心理状态。夏衍所艳羡所留恋的童心正是这样一个难以表述的心理状态，作为认知的心理事实的对立面的原初的情感。“受了时间的凌虐还不够，‘智慧女神’帕拉斯的光辉，好像强酸剥蚀金属似的，将剩余的天真，扫除个干净！围绕着我躯壳的，是愤怒、贪欲、妒忌，每天所能得到的是冷得如大理石似的许多‘理智’、‘情感’相反对可诅咒的‘大道理’。”【28】冷淡麻木就无法真切地去感觉、真实地去关心。于是，那种为着欢乐而欢乐的态度，成了孩子们的“特权”，我们所认为没味的寻常事却是贮满了欢乐的孩子们的乐园。童心让人保持一份对普通事情的兴趣、对周遭事物的关心，进而养成一种敏感的神经和积极参与的性情。《残樱》对着满眼的樱花感叹，《船上》面对不公的现状发问，《新月之下》沐浴着月光遐思，《圣诞之夜》寒风中的倾诉，这一切都缘于那颗敏感的心。他自称，“在世间最可怜的是像我一样没有艺术的天分而不肯退出艺术花园的人”。【29】但是，他时时凭吊着，一直担心自己童心的丧失，时刻勉励自己，保持一种警惕。他知道，“不把自己放进这个生死的斗争里面。不感觉到自己的一呼一吸，一饮一喙都和这个苦难的世界社会人群相关联，不能与时代，社会，人群，同忧喜，同爱憎，共歌哭，站在斗争外面，‘冷静’地旁观，‘仔细’地描写，不论你主题如何‘正确’，构图如何雄大，结构如何巧妙，这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没有热情，不能在时代的广大人群中激起共鸣的东西。”【30】他也知道，“能够判断进步与落后，成长与死灭，光明与黑暗，能够‘理论’地‘说明’，能够理智地说教的作者已经太多了”，时代需要的是“能够全副心肠地去感觉，去爱，去恨，去斗争的真实的人”。因为文艺工作不单是思维，更不单是技术，同时还需要热情，尤其是真情。夏衍正是饱满着热情满怀着真情展开他的话语实践的。
“童心”的本真状态是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童心”就是“真心”，“真”意指真实和真诚，即意识和情感内容的真实无伪，与情感表达和主观态度的真诚无欺。“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31】他赞颂童心，景仰那些童心未灭的成人。“伟大的诗人便是童心未灭的成人，对普通事情也感兴趣，在这个世界上对一切比我们普通人看得清、因而能发现更多的快乐和美的人。”【32】夏衍去博多看郭沫若时，他们一起去散步，郭沫若与他的两个儿子在松林里竞走，这一幕留给夏衍一个深深的印象：郭沫若还是个孩子。这一印象对于文艺青年夏衍来说也具有关键的意义。郭沫若的成绩，歌德的伟大，“童心”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现世的痛苦和生的执着相冲突的时候，道德不能救我，宗教不能救我，我只是哭，超脱生死观念的慰安，想必不仅是我一人的渴望！”“哭”就是当时最为纯粹的情感表达。这就是抛弃了道德宗教理智的最为本真的“我”。他以一颗纯朴而真诚的心去感受这世俗的沉浮和人事的变迁。他反对失真，反对矫饰。“真实”是夏衍一贯强调的表达的基础。
作于1922年4月的《残樱》透着明显的伤逝情怀和个人意识，1924年的《新月之下》、《童心颂赞》、《圣诞之夜》等则陷入了个人情感的漩涡。这些文章有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极少外部事件的描绘，直接再现了作者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在这一点上，这几部作品与《船上》有了明显的区别，虽然都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和遭遇，但后者重在世象的描绘，前者重在个人情绪的抒发，写出了个人情绪的流动和心理的变化。这些文章都充满了激荡的情绪，有事件的叙述，有坦率的自剖，有长篇的独白，有直接的发问，共同呈现出作为弱国子民的留日学生的精神失落状态。如《残樱》的表达是率直的，语言浅白。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极富感情，除出逗号，全诗只有三个句号，但是有七个感叹号和一个问号。1924年，夏衍恰好陷于婚恋的苦闷中，一方面从失恋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一方面又开始了与未婚妻淑馨的交往。根据1925年的日记，他与蔡淑馨已处热恋之中，然遭到淑馨的父亲和后母反对。这些日记可以推知投射在《新月之下》、《圣诞之夜》主人公身上的夏衍自我形象。“他懒洋洋地拣了一株树根坐下，两眼痴痴地西望着故乡，他的心灵，恨不得附在海鸟的翼上，飞到故乡，将他的热血，去洗净了不世的耻辱！但，他想起了他的慈母，想起了他的爱人，生的执着的观念，打消了他英雄事业的幻想。”【33】这种心情反映在文本的变化就从重叙述到重抒情，从重社会意识到重个人意识。那些文字弱化了外部事件的描写，充满了主观性和抒情性，袒露了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情感炽烈而深沉，“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请看下面两段文字：
凝视着半轮新月，他微微的太息。几个秋虫，慢慢地唱起她们的悲调来，海边的光景反添了一层寂寞。他的影子，被月光射在沙滩上，愈觉得瘦的可怜，从他的深深陷在眼坑里的灰黄的眼里，不知不觉地流出了许多清泪，一行行地，流遍了他被烦恼剥蚀了的颊肉。
《新月之下》
我将你给我的信整理了一下，在这一年内，给我六十五封信，在他人眼中，似乎太多，在我呢只嫌太少！因为这些信是我沙漠旅行般的人生的唯一的安慰，我有一星期不接得你的信，便令我狂也似的渴念，死也似的颓废。在这些时候，曾有许多很可笑的幻想的恐怖来吓我！有时在梦里哭了出来，引得旁人说我疯子。
《圣诞之夜》
这些文字展露了个人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一望便知其与郁达夫、张资平等创造社作家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作为文学青年的夏衍，神经敏感，情感丰沛，但往往陷于孤独，于是诉诸文字，一吐为快，所以他的文章大多是独语式的抒情。这种抒情方式正好适应了身处异乡陷于苦闷中的夏衍借助文学这一载体来抒发感情、裸露心灵、表现生命体验的内在要求。张扬个人性灵，追求精神自由的风韵。这些与1925日记中记述的恋人之间通信、盼信情节一起具体而生动地凝成一个被别离折磨着的忧郁的夏衍。如：
满望今日淑妹当有来信，乃竟失望，我至伊诸函，未知已达览否？如未，则我将何以对伊！伊想念我当甚苦也！
世上一切皆有饱和律支配。感觉，情操皆有限度。超过此限度，或是消失，或是曲线向下。入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我以为也是因为鼻腔的灵敏度饱和的缘故。啊，恋爱哟！献给我的爱人的热情哟！永远不要饱和，让它直接地无穷无尽地表现吧！
1925年日记
文字的浪漫气息与自我心境的流露一直延贯在夏衍以后的创作中，形成“主情”的创作个性。如在《赛金花》一剧中，夏衍“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绝不掩饰对赛金花的同情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憎恶。这种激动而略显狂躁的感情文字在他的早期剧作和政论、杂文及各类批评文章中得以延续。源于时代和社会现实的集体性的激烈的愤怒情感能够在读者/观众心中引起共鸣，进而引发主体力量的爆发，最终获得一种类似于痛觉的快感。只有如此的性情，他才会对“左联”成立后的文艺界充满希望。1930年初春的上海在他的笔端有了生机。“3月来了！——充满了欢喜和希望，我们拥到街头去吧！周围还是很冷，但是正在萌芽的新绿，已经报告我们，春天已经到了目前。稚嫩的新芽，变成了翠绿的叶子，她，——已经冲破了长时间重压着的灰色的地壳，已经接触着料峭的春风。”【34】“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代表着普罗文艺阵线的扩大，是孕育着未来胜利的萌芽。只有如此的性情，他才能够在撤退逃难途中写下那么清秀的文字，如《粤汉途中》、《粤北的春天》等。“计时日正是农历的急景凋年，可是这地方一家有黄得耀眼的遍地的油菜花，满山遍野的灼红的桃林，和碎云一般一块块地点缀在村落间的白李花了！我庆幸着多过一度春天，以一种幸得了一些什么似的心境，到达了粤北重镇的韶关。”【35】多么细腻，多么洒脱！他用文学的遐思和对形象的敏感来驱散心中的忧闷。1937年后的剧作中，情感表达变得较为沉潜，显得平实淡远，如《上海屋檐下》、《水乡吟》、《芳草天涯》、《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体现出“诗意”的现实主义，呈现出夏衍“诗人”气质的一贯性。这反映出他对戏剧电影艺术洋溢于内心的富于生命气息的理解。
“童心”的升华就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独立人格的形成与自主判断力的锻造。真心、真人具有天然、独立的价值，不依附于外物和伦理而存在。夏衍对史蒂文森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那清新的文风，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人道主义的思想，那种愤慨于“我们的文明是一种肮脏的粗鄙的东西，它如此堕落，以致远离人性”的纯真的感情。所以，他感慨，“做人易，做真实的人难，做‘作家’易，做不挠不懈，衷心地，真实地感觉社会时代，衷心地，真实地，关切世界人类的文艺工作者，却如何的是一件千山万水，需要刻苦砥砺的事啊！”【36】文学的创作应该是作家个体的书写，要保持自身的精神独立性，抛弃那些现成的理解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抛开他人的拘囿。“假如诗人从一开始就约定服务于一个已知的真理（其主动出现，并且在前方出现），而不是寻求隐藏在‘某地背后’的‘诗’，他就已经放弃了诗的使命。至于这预设的真理究竟是叫革命还是叫持不同政见，是叫基督教信仰还是叫无神论，它究竟是更正当些还是不够正当，都没有关系，一个诗人只要服务于任何不同于被发现的真理，他就是一个伪诗人。”【37】也就是说，作家的世界观不是教条的理念，需要一种开放的自由心态。《野草》正可以说是夏衍的精神自述，文章用充满诗意的笔墨描绘了小草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和性格品性：
你看见笋的成长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石砾和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他为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往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顽强不屈、韧性战斗、执着追求的小草精神正是夏衍要求于自己并严格实践着的。夏衍超越于个体的利害得失，深切地关怀社会人生，关注人类的命运，以独特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话语空间中，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化现象的观察与理解，总是既有透彻的分析，又有犀利的褒贬，既有学问文章，更有思想关怀。不仅有针砭时弊、纵论国内外形势、讨伐各类阴谋的新闻时评，有密切关注普通市民情感之现实人生的电影戏剧，有关于电影戏剧艺术本体的经验之谈。这些孕育于“黑暗”中的作品，体现了夏衍深广的忧愤和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些作品立足于人类文化的整体反思，不仅透视着历史、透视着社会，而且也注释了人生，注释了现实，构筑了夏衍的话语空间与思想空间。他吁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士联动政府来制裁日本侵略者，抵制日货，救助中国灾民包括儿童。因为，“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今天我们遭受着的运命，也许明天会在世界的别一个地方爆发的，趁火未烧到你们身上的时候来扑灭它！这也是你们的义务和责任”【38】。因为，“战时保育儿童，不单是为了‘慈善’，不单是为了博爱，这不是同情的施与，这不是有力者对于无力者的帮助，这不是‘为人’，而是实实在在的‘为己’！为着抗战而受难的儿童，都是我们自己的骨肉，都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幼者怀之’，这不是施与的同情，而是切身的责任。”【39】
正是基于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他才致力于国共的合作，致力于民主人士的团结，致力于人民大众的觉醒，致力于世界的和平。所以，他期待国联大会的召开，认为：“全世界爱护和平的人士，甚至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劳苦大众，以及反对法西斯统治的人们，对于此届的国联大会，都有同一的要求，即是国联应依照‘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则，彻底来保护世界的和平，根据国联第十七条的盟约，用集体的力量来制裁暴日、打击法西斯的猖獗，给予中国以更有力的帮助。因为中国为民族自卫的抗战，不仅是对侵略者的战争，而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人类的正义。”【40】所以，他不是庆幸巴黎的沦陷，而是愤笔书写了《起来！法兰西的人民》，此文不是简单地以阶级论的方法来看待一个国家，而是以人民的视角来考量一个国家。“我们向往法兰西民族过去的光荣，因之在今天我们更明白地感觉到法国人民大众心情的惨黯。但是，在其另一面，我们也就坚信着：法国人民一定能在双重的锁铐下面巨人似的挣扎出来，用热血来洗涤6月22日的羞耻。起来！法兰西的大众，有罗梭，有伏尔泰，有公社战士的民族，是不会给一二民族叛徒出卖的。”【41】他期待和敦促欧洲盟军开辟第二战场，他讴歌和礼赞苏联红军反攻的胜利，他歌颂和赞扬英美国家的民主制度。《祝福！人类抬头的日子》中，他肯定了《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却跨过了一切的限制，向全世界的人类申诉，而在人类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它鼓励了个人的理想自由，鼓励了人民结合起来，向一切藐视人权的势力斗争，它申诉的对象是‘人’，不单是法国人，不单是法国的第三阶级，也不单是法国血统的民族，它像耶稣的福音书一样的对全人类宣言，而在长期压抑下的全人类心中增进了新鲜热烈的灵感。从这时候起，人才发现自己是个有人权的人，人才能昂起头来主张，挺起胸来战斗。这和西格弗里教授（Prof Siegtrincd）所说一样：‘它是可以使各种人类的面料发酵的酵母，它代表着永远生存，和不断活动的力量。’”【42】对《人权宣言》的热赞，把英美资产阶级的民主看成是人类救星的这种想法尽管有些天真，甚至放弃了作为党报和党员的根本立场。但正是这种放弃，使夏衍获得了一种超越阶级超越国家民族的全人类的高度。这些文章虽然受到了批评，但夏衍的人类关怀和人道情怀依然不减。所以，他为丘吉尔的“不算苏联旧账”叫好，为丘吉尔与各党派人民代表的公开辩论鼓掌，为英美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的登陆欢呼，为波兰、法国等国的解放感到由衷的高兴，为罗斯福理想的贯彻声援。如《旧账不算为妙》、《震撼世界的两周间》、《维斯杜拉河的声音》、《解放了巴黎之后》、《为了罗斯福的理想》。这些汇成了歌颂人类的自由和正义事业、保障世界和平国际合作的交响乐，极大地声援和鼓舞了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只有了解夏衍的人道思想，我们才能理解他在普遍仇恨日本人的时代里仍能包容日本百姓的这一行为。而且，他曾整理过“了无斗志的日本士兵”的日志，读过嫁为中国妇的日本女子给父亲的信，见过日军阵营内的反战传单，结识了一些反战乃至亲华的日本人。这些让他进一步深切地了解到寡头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对战争的不同态度。所以，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自己行将作战略撤退时还帮助日本的鹿地亘夫妇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法租界。1939年他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成立而勉励。“不管他人数的多少，不管他理论的大小，单单这代表日本人民的组织在抗战中的中国成立这一事实，已经是一桩足以使日寇军阀战栗的事了。和他们今天发表的宣言所说一样，这组织只是他们国内组织的一个在中国的支队，但是我们从这健康勇壮地搏动着的日本人民的脉管，却可以依稀地感觉到更有力更宏大地日本内地跳跃着的心脏！”【43】在“广岛事件”震惊世界之时，他的文章《从原子炸弹所想起的》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从整个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原子弹和核能等新问题，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切之情，对遭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认为，“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的科学发明，应该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全体所共有、所使用、所控制，这种科学发明——无尽藏的‘能’，应该使用在为人类谋幸福的方面”【44】。他的理性分析和人性化言论，在当时尚属独一无二。史沫特莱曾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文章认清了原子弹事件的意义。日本史学家井上靖在《战争日本史》中提到：“关于投掷原子弹问题，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最艰苦战争的中国，蒋介石政府对此是欢迎的，但是，唯有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广岛刚刚投下原子弹的8月9日的《时评》里，虽然承认原子弹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但对原子弹无区别地大量残杀和平居民而感到悲痛……字里行间对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表示了反对。”这些话语蕴含了夏衍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沉思索，展露了夏衍独立自主的人格。《寄期待于日本人民》认为，一般人公认的“日本人”的特征只是日本人中某种阶级的特征。“在过去一个不短的时期，军阀，财阀，浪人，营合的变节支配了整个的日本人民的性格，日本人民是素朴的。和我们中国受难人民的性情并无二致的爱好和平，爱好自由，希望平等，希望能在安定的生活中获得人民权利的‘人民的性格’，完全被遁蔽了，也许可以说，日本人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日本支配下的侵略，使日本法西斯能够对中国和对远东各弱小民族招致了无谓的债难，因此日本人民就该分担起这次战争的‘民族的责任’，而中国人民不能早一点解除自己身上的锁链，不能早一点把自己的国家创造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强大的国家，不能给受难的日本人民以示范的鼓励，不也同样的有自咎的责任么？”这里不但指出了日本人民与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区别，日本人民所应承担的民族责任，还审视了中国人民自己，这种自省与反思精神在一片“公愤”声中显得尤为可贵，展示出思维的独特、控诉的理性、言说的胆魄。
这些思想既有对人事人情的透彻理解，也有对抽象哲理的形而上考索，还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锋芒。正是如此，他才能坚持自己的话语方式。他的文章绝无高蹈的哲理，浪漫的抒情，甚至没有英雄式的传奇故事，有的只是点点滴滴仿佛就在你身边的生活。“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活着，而且在一个不短的时期之内他们还将要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情感。但是从他们祖先世代就舒服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45】这说明了夏衍对于现实主义在题材和人物创造上的独特理解。面对《赛金花》遭受的批评，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无论是人物题材的处理，还是主题的把握，都不愿放弃自己的判断。关于剧本，他本人并没当成国防戏剧来写，形势的变化导致创作与阅读的错位，造成了“过度阐释”。对此，他说，“关于剧本，我觉得有点惶汗，为大概是大家期待国防戏剧太切的原故吧，许多人就加上了这样一个名字，实在，我只打算画一张‘汉奸群像’的漫画罢了。用国防戏剧的尺度来看，这是会失望的。”他不想把赛金花写成一个“民族英雄”，也不想掩饰对她的同情，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还保留着一些人性”【46】。在此，他从人性的高度来肯定妇女的独立人格，决不因为赛金花的妓女身份而否定其功劳。这一点从他自己对曾经的恋人符竹因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在其他作品如《都会的一角》、《中秋月》、《上海屋檐下》中也类似的妇女抱有深厚的同情。他以平常心来看待男女都可能碰上的生活际遇，从纯然日常的生活中展示普通人喜怒哀乐、忧虑恐怖、焦灼企盼，从对离乱生涯的不同态度和心理刻画他们思想情绪的变化。祥林嫂、林老板的性格在改编后变得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也更符合“人”的本性。
“岁月如水流去。我虽然无法超越年龄，但希望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心情和勇气。”【47】夏衍正是这样时时提醒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失去“童心”。所以，他不仅在解放前面对国民党、汉奸、日寇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之情，而且在解放后，面对体制内的不合理现状夏衍道出了一个个的“离经叛道”之论，这些都是他在不同形势下独特的话语方式，是他未泯“童心”的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