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夏公
朱天纬
夏公在世的时候，我有过一次当面亲聆他教诲的机会，那是在1991年的初春，当时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筹备举办一次“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展览”，电影部分的工作派给我负责。在设计展览的时候，为了形象地表现夏公他们当年进入电影界的情景，根据电影局党史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播同志和副组长钱筱璋同志的意见，决定画一幅油画来展示当年的历史情景。很快，青年画家毛岱宗同志就画出了油画的样稿，拿来征求意见。
这幅油画命名为《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电影》，我们设想它表现的内容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夏衍等党员艺术家得到中共中央文委的批准进入电影界，开展左翼电影运动。在画面上除了最早进入电影界的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外，还有瞿秋白同志，当时他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委托，负责上海地区的文化工作，夏衍等党员艺术家走进电影界，是由他批准的。
陈播同志对这幅油画很重视，在拿到油画的样稿后，他决定请夏公审看一下，请他老人家定夺。经过沈宁大姐的安排，我们来到了夏公的家。在北京长安街边上那个闹中取静的小院里，夏公与前一拨客人的谈话还没结束，我们稍等一会，随后来到了他那间兼具卧室、书房、会客室的小耳房里。见到夏公，所有人都很高兴，纷纷站在他的身边与他合影。一番热闹之后，陈播同志把这次展览的工作情况向夏公做了汇报。我把油画的样稿拿给夏公看，夏公仔细地看过以后，基本上肯定了这幅油画，只是提出瞿秋白同志当时穿长衫，不要画成穿西装。
这次见夏公，我还为他准备了一件“礼物”，那是钱筱璋同志带领我们到南京去查看历史资料时，我从第二历史资料馆找到的一份当年重庆监视我党干部的国民党特务所写的报告，因为其中提到夏公，所以我请他们为我复制了一份。在这份报告里说夏公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极为重要”，并有关于他活动的记载。我把这段话念给他听，他爽朗地大笑，说：“他们抬举我了！”
见过夏公之后，我把意见转达给画家，画家根据夏公的意见，修改完成了这幅油画。展出后，很多同志喜欢这幅油画，因为人们从中看到开拓者的艰辛，更看到充盈在年轻的革命艺术家们心中的理想。
这次展览工作结束的转年，是夏公和他的战友们进入电影界，开展中国左翼电影运动60年的日子，受到吕复同志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六十周年》史料集的启发，我向陈播同志提出了编一本关于中国左翼电影60年的史料集，这个建议得到他的同意和首肯，并很快制定了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为纪念中国左翼电影运动60周年的出版计划。
我自己虽然经过参加“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展览”的工作，对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电影的了解和认识水平有了一些提高，但是仍然还只是入门学生，面对这一段历史，我在各方面的准备还都远远不足。当年曾经写作《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程季华和邢祖文两位中国电影史学家，帮助我确定了应该入选的篇目，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定下了编辑方针，并就分编和编排提出了许多非常具体的指导意见。
编写提纲确定后，陈播同志把提纲交夏公审查，夏公针对这本书第二编所收入的左翼电影的篇目提出了批评，认为选择不当，并明确指示，要邢祖文老师重新提出名单。现在这本书中所选择的影片，是邢祖文老师重新选过，并经夏公过目的。这件事给我很大的教育，并不是在那一时代所出品的，有一定进步内容的影片，都可以算作左翼影片，这一点在夏公心中是很明确的。对于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来说，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学者对这个篇目非常重视，一位到中国来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就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些影片，我把这个经过告诉她，她感到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我说“明白了”。
这本书的编选工作完成之后，通过夏公的孙女，我的同事沈芸，我们得到了夏公为这本书题写的书名。这本120万字的书出版之后，受到电影史学者的重视，他们一致认为，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面貌，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比较全面完备的史料。
这本书的编选工作的意义对于我来讲，除了系统地学习了关于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之外，还在于我从此开始明确了中国电影史料学这个学术方向，夏公所给予的指导使我终生受益。在此后的研究工作当中，我很深切地感受到，得到过这种见夏公的机会，有过这种经历与没有这种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此后不久，电影界的理论工作和出版工作者在一起研究纪念世界电影诞生9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出版计划，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郑洞天教授就提出，我们有许多立于世界电影之林而毫不逊色的人物，我们至今还没有把他们留给我们的极其丰富的材料整理起来，出版出来。他的这句话令我首先想到，我们还没有给夏公编过一部完整地反映他在电影方面成就的书。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夏公的材料，也开始研究其他学者所编辑的关于夏公的研究资料。我最大的遗憾是夏公1995年的去世，我们这本书的编选工作没能得到他的指导。但是我们的心愿也在他100周年诞辰的时候终于实现，在赵部长提供的资金保证下，在程季华老师的指导下，张建勇同志和我，还有我们一个小小的团队一起，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夏衍电影文集》。
编辑这本文集，是一个艰辛的，但是兴味无尽、收获无穷的走近夏公的过程。我从所看到的文章当中，看到了夏公和他战友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中国电影的新的路线的历史足迹；看到了他们在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团结电影界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团结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老板们，为我们拍摄的那些充满新思想、新人物的经典影片（在他进入明星公司后最初创作剧本，都是请那些在观众当中最有影响的明星，如胡蝶等人来主演的，这对于扩大左翼电影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斗争策略）；看到他作为一名剧作家，在电影剧本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睿智与才华（我们请夏公的外孙女赵双整理台本的影片《风雨江南》，是一个令人观后忍俊不禁的喜剧，作者怀着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无比乐观和自信，用辛辣的讽刺无情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丑陋面目，充分显示了他创作中较少为人所知的戏剧才能）；还看到他作为一个电影理论家，对于中外电影知识的广博与熟稔（他在评论影片《野火春分》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部影片的题材受到德国影片《蓝天使》的影响）；也看到他走上电影事业的领导岗位之后，呕心沥血地为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奋斗的不易。一个三十出头的小青年（夏公进入电影界的时候30岁多一点）所写的文章，今天要我们这么多人来研究，什么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看来这个浪是推不过去了。确实，夏公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浩如江海的精神遗产。
编辑《夏衍电影文集》，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过去许多研究中国电影历史的文章中多引用的那些文章的全貌，看到了许多过去一直提到名字的那些文章的内容（比如登载在夏公主编的香港《华商报》上的著名的“气人影评”），还在搜集这些已知文章的过程当中，见到了一些过去没有提过的文章，这些新发现令我们十分欣喜，也有油然而生的自豪。夏公的电影活动，通过这套文集，生动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又过了几年，夏公的家乡浙江准备为他出版全集，我们有幸承担全集中电影卷的编辑工作。虽然前面有了编辑《夏衍电影文集》的工作过程，但是这次又有了新的发现，比如，夏公经常以他的家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这次我们找到了几篇署名“秀生”的文章，显然是从太夫人徐绣笙的名字变化而来，而他当年在《晨报》“每日电影”专刊中，用这个名字写过不少文章。遗憾的是，这一点我明白得比较晚，还有一些，甚至可能为数不少的用这个笔名写作的文章被我们遗漏。另外，从吴祖光先生的回忆文章当中，我们了解了夏公应约写作影片《女大当家》剧本的经过，又从夏公这一时期与友人的通信当中印证了他在这一时期对于“房子”问题的关注，最后把这个剧本收入《夏衍全集》的电影卷当中。而对我最有教育的，是那篇《中国电影到海外去》。在没有找到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望文生义地以为它的内容是关于电影交流的，谁知当我的同事拿出刊登这篇文章的旧期刊时，我才知道，这是一篇讨伐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电影在国际上制造谎言的檄文。这篇短小的文章刺中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害，他们先是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威胁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这还不够，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他们查封了这家报社。敌人的反应，证明了夏公这篇文章的战斗力。
走近夏公，我不断地加深对夏公的认识。夏公被国家授予“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的称号，但是，他不仅是一位电影艺术家，他的创作或者说写作的成就，涉及了新闻、文学、戏剧、翻译等方面，而且，他一生对于党的工作，对于人民的贡献，也不仅仅限于以上的领域。夏衍，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五四时代所诞生的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位优秀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他的一生崇尚的是真理，所追求的是革命理想。仅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响应陈云同志的建议，写出了那篇足以振聋发聩的关于潘汉年同志回忆文章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就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具有的地位。所以我慢慢明白，走近夏公，了解他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只有真正走近他，我们才能了解夏公这个人。
2005年12月，我们迎来了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日子，我们参加了为纪念这个日子筹建的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布展工作。在这个馆里，我们为夏公铸造的铜像，矗立在展览伊始“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中，夏公为中国电影做出的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心中，也永远镌刻在亿万中国电影观众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