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夏衍交往的日子
萧斌如
夏衍（1900—1995）是我国杰出的作家、戏剧家、电影剧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革命文艺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革命电影的开拓者和新闻界的老前辈。1990年夏，我有幸拜访了夏公，和这位我极为尊敬的老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也使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能与夏公面对面交流，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为此，我把这段往事叙述下来，与大家分享。
为夏衍举办展览
1990年的盛夏，为筹备“夏衍文学创作生涯60年展览”，我在李子云（原夏公秘书）陪同下一起赴北京拜访夏公。那天我们俩来到西单大六部口胡同内，她轻轻敲开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大门。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心蹦蹦跳，想到马上要见到这位大文学家，心里有点紧张。过去早就听说夏公在“文革”中倍受折磨，还被打断了一条腿，但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现在立刻能见到他了，真像在梦中一样。不一会儿，夏公秘书林缦出来开门，一见我们就说：“爷爷已在等着你们了。”（因事先已电话联系过）当我们穿过客厅，走进里面一个小间，夏公端详地坐在一张旧的藤椅里，穿着整洁的长袖白衬衫，一头乌发，清瘦敏健。李子云上前向他介绍说：“上海图书馆要为您举办展览，特派萧斌如同志专程前来看望您，并要您的资料。”夏公听了微微一笑，很和善地说：“这么大热天，真难为你了。”我急忙上前向夏公问好，连声向他说，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能见到您是我的福分。接着夏公说：“东西很多，待这几天整理出来，请你自己来挑选吧。”我听了高兴极了，除了道谢外，还是由衷感谢！这就是我第一次与夏公见面。尽管老人非常亲切和善，我还是很拘束，没敢多说话。在李子云与夏公聊家常时，我才环视这十多平方的小屋，在夏公坐的藤椅旁有一张小床，床前窗台上都摆满了书籍，床后还有一只陈旧的衣柜，其他就没有什么家具了。我才意识到，这间小屋是老人的书房兼卧室。我实在没有想到，从走进客厅到书房都十分简朴，与我想象中夏公之家，实在有天壤之别。这天，我在夏府时间不长，不久即告辞了。
约两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林缦来电告资料已准备好了，即可前去家中。下午我就急匆匆地去了夏府，一进门，见客厅桌上，已整整摆满了一大堆东西，有手稿、照片、书籍，以及夏衍在日本时读书笔记、文凭等珍贵资料，这下我可乐极了。这时夏公女儿沈宁说：“我父亲东西很多，你别着急。大热天你先喝杯冷饮，慢慢挑选好了。”一杯冷饮下肚很凉爽，可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老人家竟那么坦诚支持。往后我一连去夏府好几天，首先开始挑选照片，夏衍留下的照片很多，有与家人、朋友合拍的，有出国访问的，更使我惊奇的是夏公还保存1924年他在日本读书时与女友蔡淑馨的合影和1930年4月他俩在上海拍的结婚照。我一边看一边顺口赞许夏衍年轻时真英俊潇洒，新娘也很文静漂亮，在当年拍摄这样的婚纱照一定是很时髦的吧！夏公在书房中听见我这番自言自语，接着他就说：“这个你也要啊！这些照片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我急忙回答：“这些生活照，对研究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人们就更感兴趣了。”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挑选了手迹、照片、书籍等200多件。这么多的数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由衷向夏公、沈宁和秘书林缦深深致谢！而对这么多的东西，我倒是有点担忧如何把它带回上海。就在这一天，夏公还亲笔签名赠我一本《懒寻归梦录》，说：“书中记载了建国初期我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情况，你是搞资料的，这本书也许对你有用。”这意外的收获，使我兴奋不已。晚上回到招待所，即向李子云报告这一好消息（她住在友谊宾馆），她说：“老人家对你印象很好，他一般不轻易送书，你真太幸运了！这也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厚爱，望你珍惜。”
当晚，我睡在床上，又喜又忧。喜的是夏公赠我一本珍贵礼物。忧的是，这么多的宝贵材料，我一人怎么拿回上海呢？来北京前又没准备箱子，如去买旅行袋又恐路上不安全，万一这些文献资料遗失，我可怎么向夏公交代呢？左思右想，心情焦虑不安。这一夜根本没有好好睡觉。第二天，我去夏府，眼睛也睁不开，但一进客厅，只见一只黑皮箱放在厅内。沈宁马上告诉我说：“昨天父亲见你高兴而又焦虑的表情，知道你有为难。便告诉我说：‘不要难为萧斌如了，把我们家一只黑皮箱借给她，这样既安全也保险了。’”当我听了沈宁这一番话，真感动得热泪盈眶，多么善解人意的夏公啊！当沈宁帮我一起把文稿等材料一一装入箱中，她一再叮嘱我，一路上要小心，箱子切勿托运，一定要随身带上飞机，这样才更安全了。这时我才真正意识我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啊！在我把箱子装好后，准备去书房向夏公告别时，可老人家撑着拐杖一步一步从书房出来。他握着我的手说：“这次难为你了，你也上年纪的人了，一路上要小心啊！”这时使我又眼湿了，一股热流暖上心头，深深体会到夏公如父辈一样的关怀，使我终身难忘！
回忆这次在夏公家时间较长，就有机会与他老人家交谈。第一次见面时的拘束，早已消失。记得有一次夏公问我何时进图书馆，现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我回答，1952年6月进入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7月份上海图书馆即将开馆，我就分配在上图，7月22日当天迎接上海图书馆开放。这是我一生与书结缘的幸福！现在正负责筹建“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室”（1996年改为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夏公听了喜悦地说：“那么上图1952年开馆你已进馆了，你是上图元老了。”他又幽默地说，“你知道吗？那时我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当过市文化局长，负责文教系统。你在负责建立‘名人手稿馆’的工作非常好，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上海是名人集聚的地方，做名人的工作很不容易，要细致，要真诚相待，才能赢得他们对你的信任，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我是有体会的。”夏公显然话语不多，而我能亲聆他的教诲，至今还记忆犹新。日后，我在与名人交往中凡事、凡人均以“真诚”两字相待，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
“夏衍文学创作生涯60年展览”于1990年10月15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夏衍早在“五四”时期就投身于新文学运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者之一。半个多世纪，他为革命文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上海是夏衍长期生活、战斗及创作的地方，举办这个展览，旨在通过夏衍革命人生道路的真实展示，进一步继承发扬中国新文学的光荣传统。
这个展览分为：“夏衍生平和战斗历程”、“夏衍的文学创作”和“夏衍研究”三个部分。共展出四百多张照片、手稿和各种版本的著作，有很多珍品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其中有夏衍年轻时就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的毕业证书；有公费保送去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的入学许可证、毕业证书及当时读书笔记本。还有“甲工”1919年读书时以“宰白”的笔名发表在《浙江新潮》上的第一篇作品《随感录》；1924年在日本留学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新月之下》，以及代表了夏衍文学创作成就的《狂流》、《母亲》、《包身工》、《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著名作品的初版本，都有珍贵的价值。展览中还有夏衍留下不多的手稿，尤以一本贴有女儿照片的自题为“苏行日记”、“旅德日记”的笔记本，特别珍贵。笔记本详细辑录了夏衍解放后第一次出访的感受，还贴有当时的机票、邮票、参观卷，还有画着“线路图”等。
这次展览共十天，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不少观众在留言簿上留下了深刻的感受：“看了展览，再次使我看到了30年代，左翼作家们为国家民族奋斗的风风火火的历程，这种展览和生平介绍，更能激发当代青年爱国热情。”“社会主义需要更多的像夏衍一样的革命作家。”“我是从千里之外的广东来到上海参观展览的，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夏公是我的最好的榜样。”特别是一位中学生表示“要向夏爷爷学习，做一个有觉悟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更多的观众称赞这个展览办得好，希望上海图书馆能更多地举办“给人启迪、给人深思、更给人鼓舞”的展览。不少单位和个人，见到展出的丰富资料和珍贵的照片，都感到惊讶，要求复印，如左联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馆等，以补充他们的馆藏。演员白杨见到一张与夏衍、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阳翰笙等1949年在香港浅水湾的合影，非常激动。这忘却了的照片，勾起了她往事的回忆，要求复印一张以作纪念。
总之，这次展览是成功的，出席开幕式的有柯灵、于伶、王元化、赵家璧、王西彦、白杨、钱谷融等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外国驻沪使馆人员四百多人。怀着敬佩之情，为一位老友的创作生涯欢聚一堂。开幕式上由柯灵致开幕词，于伶、徐中玉剪彩。王元化、杜宣、张骏祥、黄佐临等分别为展览题词：王元化题为“拔地苍松多远声”。杜宣题为“独领风骚”。黄佐临题为“向良师益友庆贺，向话剧引航人致敬”……对这一幅幅精彩场面，我深深领悟了夏公在朋友们心中的地位。
展览于24日结束，全部展品移至夏衍家乡杭州浙江博物馆展出一周。1991年3月30日展览会又在北京图书馆隆重展出。因我出席开幕式后即回沪了。事后，夏公秘书林缦来电告知爷爷去看了展览。他说：“资料很丰富，有的东西他都忘记了。爷爷谢谢你！谢谢你们辛苦了。”接着，林缦又高兴地说：“那天冰心老在其女儿陪同下也来观看展览，恰巧在展览厅门前两位老人碰面了，这真是难得相逢的机遇，老人们亲切握手，各自问好。可惜这个精彩场面你没有见到，今后可以给你看照片。”放下电话，我暗暗自喜，夏公能亲自去看展览，可见他老人家对这次展览是非常重视且满意。从我们在上海拍的照片，给沈宁带回去给夏公看看，没想到事后，沈宁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在上图各来宾出席开幕式前，大家互相招呼，有的围着沈宁讯问夏公健康状况；有的请她代为问好。在照片上看到原市文化局局长方行，右侧顾廷龙，还有白杨与老朋友。沈宁说：“爸爸见我带回很多照片，他很开心地说：‘谢谢各位老朋友前来参观。’随手拿了一张开幕式前的场景，即在反面签了名，后又从他的相册中选了一张手中抱着他喜爱的猫，一副乐滋滋的神情，然后又在背面签了名，爸爸说：‘这两张照片送给你留作纪念。’”我见了夏衍签名照片，乐不可支。每每见着他慈祥的微笑，手中抱着猫的照片，我仿佛又聆听他的教诲，一位可敬可怀的长者，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