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夏衍
顾天高
夏衍先生是我走上剧作生涯的导师，也是我学生时代对艺术产生崇敬和膜拜的第一位启蒙者。但是，他并不认识我，甚至不会记得我的存在。
事情要从半个世纪之前说起，50年代初，我到上海探亲，偶然的机会考进了位于四川路横浜桥旁的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学的是话剧表演。但是，话剧是什么却一无所知。进校后经常有看戏的机会，有一次观摩高班同学的演出，剧场里的灯暗了下来，舞台突然传出有轨电车驰来的叮当声和上海里弄清晨的各种叫卖声，嘈杂、喧闹、熟悉、亲切……这些生活气息浓郁的声响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小洋楼，逼真得就像舅舅家的石库门楼房。小楼里住着五户人家，他们有不同的身份和命运，各家有自己悲欢离合的故事，他们之间的亲缘情仇十分复杂、又非常引人入胜，特别是匡复和彩玉这两位主人公的戏剧性命运遭际和奇特的处世态度引发出许多对人生、事业、爱情、理想等哲理性的思考。走出剧场之后，我仍然不断地激励自己：话剧真是一门魅力巨大的艺术呀！这竟然能把五彩缤纷的生活逼真地反映到舞台上，让观众们忘记了自己在看戏，为主人公的命运担惊受怕、如痴如狂，这真是一项值得我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啊！于是，夏衍这位剧作家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里，他是我真正认识什么叫话剧的第一人。话剧《上海屋檐下》——夏衍。在我看来几乎成了同义词。
随后的日子里，我不断从剧本和舞台演出中和夏衍相遇：《心防》、《秋瑾传》、《赛金花》、《芳草天涯》、《一年间》、《愁城记》、《水乡吟》、《复活》等，凡是夏衍的剧作拿来就读，几乎是一网打尽，或者为了研究夏衍的风格进行类比。尤其是上海人艺演出了他的新作《考验》，同学之间更是议论纷纷，大家似乎意识到话剧反映现实生活有一种责任感。像夏衍那样深入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已经成为我心目中无言的榜样，他是我的艺术偶像！
几年之后，我们班级进入了排大戏的阶段，我被分配在《法西斯细菌》剧组，扮演一个名叫钱裕的角色。剧本还未细读就有人讲，这是一个难啃的骨头，因为夏衍的作品近乎是生活的“白描”，重在人物性格的刻划和思想的挖掘，学生们缺少生活积累和表演功力，不容易讨好观众。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白描”，就向有经验的老演员请教，他们说：夏衍的戏强调生活和真实，重在平实，不像曹禺、郭沫若那样善于运用气氛的渲染、制造戏剧危机，利用戏剧矛盾的突变推波助澜……
《法西斯细菌》就是这样一个平实生活戏，它讲述一位科学家在政治环境日趋恶化、思想工作矛盾步步尖锐，一心想回避政治却处处受到政治的挤压和摧残：闭门搞科研做不成，妻子静子是日本人，交战双方的压力天天在逼迫他，尤其是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人钱裕竟然活生生地在他面前惨遭日本兵的危害；于是，这位迂阔而固执的知识分子终于觉醒了，主人公俞实夫最后毅然参加了红十字会，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
这个戏我们班演得确实很吃力，因为学生们太年轻，既没有去过日本、香港和桂林，更没有做亡国奴的亲身感受（抗战时期都只是幼童），“白描”是要以扎实的生活感受为基础的，没有基础就很难表演。当时，表演老师叶涛声教授就要我们做人物小传，把自己的生活感受转移或借用到角色的表演中去，他再三告诫：“白描”决不是减弱“激情”，更不能忽视人物内在的心灵冲撞。这时我才明白，戏剧中的“白描”和美术中“素描”原来不是一回事，“素描”指的是没有色彩的艳丽、没有意境的营造，甚至连构图、布局、背景……一概都可忽略的纯线条技巧训练，是造型艺术的基本功。而文学创作上的“白描”是赞誉作者用简练的笔墨刻画人物形象的功力。夏衍的剧作简洁、平实、淡雅、隽永……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风格，实实正在的“白描”高手，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契诃夫当之无愧，而且在他的作品中还有有一抹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憧憬，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这是契诃夫作品中难以找到的。如果我们细细品味夏衍的剧作，总能在苦涩中带出一丝甜润，从笑声里闪过晶莹的泪花，他每一个剧本都有严格的构思和独特的人物命运，风格鲜明而决不雷同，时代脉搏的把握、主题思想的挖掘、戏剧元素的充分发挥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当时，对夏衍剧作最权威的研究者当属著名导演、上海戏剧学院的朱端均教务长，他几乎排演过所有的夏衍剧作，并创造了风格鲜明的演出样式，朱先生排的新戏每次都会在学院掀起争相观看的热潮。我曾当面请教过朱先生：学院里排了那么多夏衍的剧本，这是否和你的喜爱有关？他说：我本人喜欢夏衍的戏是无疑的，因为夏衍极其强调真实和生活，人物刻画的功力很深，戏就有挖头，特别是作品的内在情感冲击力很能考验演员的表演能力，这对培养学生是有好处的，所以，许多老师都喜欢选他的作品做教材。正如教务长所指出的，每次演出的成功，学院必定能造就一些“尖子生”，因为他（她）们的表演真实、生动、细腻、动情，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这恐怕也是“白描”风格带来的特殊魅力吧！50年代中期，夏衍调到电影局主持工作了，似乎离话剧远了些，但是，他的电影作品又开始引导着我的艺术生涯。有一次《中国电影》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个新作《祝福》。我一口气看完之后，激动得马上要学习写电影剧本了。回想起当时的冲动基于两种原因：一是电影剧本的叙述方式吸引了我，夏衍的镜头语言生动、亲切、平实、简洁……让我误认为写电影剧本并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二是作为演员总觉得只说作者规定的话不过瘾，想和夏衍一样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几天后，一篇反映学生生活的电影脚本《早安，上海！》便跃然纸上，尽管它幼稚得不堪入目，但毕竟是我勇敢走出的第一步，是夏衍领着我走上文学之旅的历史性开端。因为有了写作冲动，随后的日子里，夏衍的电影作品也每每成为我观摩学习写作的无声范本：《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乃至他没有署名的《早春二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都成了我的写作教科书，他的风格、他的审美追求、他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着我，包括他对电影创作的许多理论文章，都成为了我的必读“经典”。
然而，就在我对夏衍先生顶礼膜拜、潜心效仿的时候，突然山洪爆发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判了《早春二月》、批判“文艺黑线”的巨大浪潮滚滚而来，我知道自己就是这条“黑线”培育的“接班人”，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自己崇拜的偶像被无情地砸烂、撕碎。记得在牛棚里，一次又一次听到夏衍、田汉等“四条汉子”被揪出事后的灾难和厄运，还要做出“划清界限”的违心举动，尤其在观看批判电影时的“藕断丝连”以及无法摆脱情感深处那种“真爱假恨”的痛楚，永远成为了我人格和情感双重扭曲的“珍藏”。
80年代，雨后天晴的日子里，忽然接到沈祖安先生的私下通知，说是夏衍同志在杭州休息，想找几位话剧界的朋友聊聊天，于是老团长程维嘉及老同学张维国等四五个人怀着“劫后余生”的兴奋，来到了西湖边的新新饭店。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夏公的近距离接触，没有想到，经过几十年“风霜雨雪”摧残之后的夏公虽然衰老了、清瘦了，但精神依然爽朗、思路更加清晰、说话格外坦然，对于自己认定的目标丝毫没有改变，他一再和我们讲：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没有错，艺术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要坚信历史会给人们作出正确的结论，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于话剧的前途，他只说了一句话：要跟上时代！
回望夏衍，他仍然在领着我向前奔跑，他正直、高大的形象，永远驻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