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占商机的“周益兴”号
晋江早在明代就有不少人在台湾落脚，到清康熙年间，台湾统一于中国版图，更掀起一股迁移台地的热潮。迁台晋江人中，有致力拓荒垦殖的农民，有投资修建水利的富户，有传播文化知识的读书人，有沟通两岸经济的商人。他们共同的努力，促进了台湾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因为移民台湾之众，晋江成为台湾人主要的祖籍地。一水之隔，情牵意连。尤其是晋江诸多郊商，安家于两地，往来更是频繁。及至日军侵台，台湾军民奋起抗争，热血男儿中不乏晋江移民的后代。抗争失败后，有很大一部分不愿当日本顺民者，毅然抛弃在台的产业，回到祖地居住。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周姓“周益兴号”在对台贸易中发展成为东石的首富。“周百万”的发家史一直是几百年来东石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相传东石海边住着一户周姓人家，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主人开家小店铺，卖些日用杂物。海边人穷，小店生意并不火红，所以家里又喂养了一头母猪，每年养两窝小猪售卖以帮衬着过日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邻里都已安然入睡，潮水涨满了，海滩上已不见渔人网鱼捕蟹的灯光，掌柜估计再没人会在这夜深时分光顾小店了，便关闭了做生意的窗柜，闩上门，灭灯睡觉去了。
突然间，刚合眼的周掌柜被一阵剥啄声惊醒，原来外面有人正轻轻敲打着窗柜。他估摸这是过往的船只在这里靠岸，船上的人要买东西，就连忙起身点上灯火，开门招呼客人。来者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络腮胡子壮汉，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就说自家船上有十来瓮咸鲑，想要脱手，若是周掌柜想买下，价钱是可以商量的。周掌柜想，咸鲑可以做菜，也可以喂猪，既是对方愿意低价出售，就答应买下。
却说周掌柜买下这十来瓮咸鲑，就摆放在天井边上。毕竟是小家小户，出入多有不便。老婆便出主意了：“叫女儿女婿来搬一瓮去，少一瓮是一瓮。”周家的女儿就出嫁在邻近，一听说娘家有东西馈送，便喜孜孜地招呼丈夫来抬走了一瓮咸鲑。到家后，打开瓮口封泥，要掏出咸鲑来做菜，忽然她的手指触到瓮里的什么硬物，好生奇怪，就势往下摸，掏出一把看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元。原来瓮里居然装的全是银元，只在顶上盖着一层咸鲑！这一大笔天上掉下的横财让她高兴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周氏和丈夫一合计，看来老父亲还不知道咸鲑瓮里的秘密，要是能尽数把那十来瓮咸鲑尽皆拿到手，那该多好！事不宜迟，周氏和丈夫略作计议，便包了几块银元，匆匆又回到娘家。
周氏一见老父，就花言巧语，说是自己回家把咸鲑分送给邻里，大家都赞好，竞相要出较高的价钱，各家买一瓮去。为了不拂邻里的好意，也替父亲赚一笔小钱，自己就做主答应了乡邻，把钱收齐带来了。周掌柜是生意人，盘算买卖有赚头，有何不可，嘴上没说，心里早已答应了。事有凑巧，周家喂养的那头老母猪，本来好好地躺在围栏里，许是闻着咸鲑的气味，竟然跳出栏来，往天井里闯，伸长嘴巴去掀那咸鲑瓮，不待周家人来赶，“啪”的一声早已掀翻了一瓮咸鲑，打破的陶瓮里哗哗地滚出银元，铺满天井，把周掌柜看呆了。周掌柜这才恍然大悟，明白女儿的心机，正待回头去骂她一顿，发现女儿女婿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周掌柜无端得了这一大笔天财，遂建置了九十九艘大船运输买卖，成一方巨富，人人称他“周百万”。为了感谢那头为他赚来财富的老母猪，周家替它打了一对大号的金耳环，挂在它双耳上。老母猪死了，周家还为它墓葬送终哩。
传说究竟只是传说，“周益兴号”之成为东石首富，绝非天降横财，一蹴而成，而是经过两代人多年的努力经营才获得的。
据周姓家谱《五福堂谱》记载：周姓十二世祖周弈鹤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还是单门独户，他生有三个儿子，次子周佐昌（1730-1808）年轻时就上船做水手，“以舸舰为生，竭力经营……险阻艰难备尝者三十余年”，俗语说“工角钱，无过暝”，周佐昌风里来浪里去挣点苦力钱，一家省吃俭用过日，却少有积蓄，多年后尚是家计萧条。周佐昌生有五子：仕泰、仕荣、逊仁、仕鼎、仕丰。长子仕泰（1758-1823）自小就上船做父亲的帮手，“胼手胝足，劳力风霜”。到了中年，正是乾隆中期，福建泉州、漳州对台湾贸易十分兴盛，年贸易额都达数百万元。商船往来，每趟可赢利千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通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渡互市，晋江对台贸易就更加便利了。周仕泰走过的码头多，见识也广，就不失时机带他几个兄弟投入商贸，兄弟们“各极和睦，虽贫不知其为贫，拮据经营，怡怡如也”，“持筹握算，经营四方谋财货，无敢怠惰”。其二弟仕荣“奔走衣食，竭力营生，上省垣，下鹭门，持筹握算，积少成多”。三弟逊仁“一生辛苦，享年仅得半百之数”。四弟仕鼎“笃于色养而家极清苦，甫弱冠即渡东瀛（台湾）泛舟贸易，以为甘旨之奉，继又往来南浦，鲸涛巨浪，不避艰险，实有古人肇牵服贾之风焉”。五弟仕丰“君诞后家道日隆，及长，佐诸兄理家政，置商船百余艘……”。在经营过程中，周氏家族不仅吃苦耐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仕荣的长子维宁，“少从父习计然，游三山（福州），抵东陵（东宁，台湾），身先少长，不辞劳顿，处兄弟如手足，事无大小必询诸父，毫不私曲，惜乎昊天不恤，竟于丁亥（1827年）随船回唐（唐山，指大陆）沉之于澎湖沟。”周家兄弟同心协力进行海运贸易，广泛地开拓商贸资源，航线到达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周家终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成一个拥有一百余艘货船的大商行。商行总称“周益兴”，下按其柱份分“仁”、“义”、“礼”、“智”、“信”五行号，在福州、宁波、台湾等埠头设立商行、钱庄、货栈。并开发了闽江口的中洲岛，作为水运贸易的据点，在岛上建有妈祖庙及房屋货栈连片的“功坊”，岛的周围可舶船百艘。在东石，周氏家族兴建了祖祠“五福堂”和十几栋三开间带石埕的红砖大厝。故远近皆称周家曰“周百万”。
周家全盛时期，回馈社会颇为丰厚，一家三代都有乐善好施之名。
东石、安海之间本来是一片海湾，宋代建有东桥，长达三华里，明代遭毁无存。道光十一年（1831年），为方便东石与商业古镇安海的交通、交流，周仕泰出巨资首倡修复东桥，全桥296坎，周家捐造了176坎。
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一带因水灾引发饥荒，周仕鼎从台湾运粮米数万石到福州城里平粜，缓解了灾情，一时口碑载道，当事者给予“输运急公”匾额褒扬。道光十五年（1835年）台湾稻米歉收，输出量少，内地米价日增，周仕鼎向官府请得执照，往浙江购米到泉州平粜，使谷价平稳，民众安生。又捐修福州试院、文庙和寺观禅院。东石修建保生大帝庙宇，周仕鼎亲任董事，周益兴号出资“十之八九”。官府奉上谕赐予“急公好义”匾额。而他本人平日却十分俭朴，经常穿着布衣草鞋，甚至是旧衣破帽。
“礼记”柱周维涵是逊仁的儿子，主掌设在宁波的生意，凡遇有贫苦的人总是热心资助，慷慨的名声到处传扬。
“智记”柱周维翰，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饥荒时买米助粜，又独资捐修省城鼓楼，得朝廷赐“钦加六品衔军功、候送分府，以训导尽先补用”。其弟维章，咸丰年间被委派办理光泽、邵武盐商，在洋口独建文昌祠、敬圣亭。
至于东石本地的庙宇修建，周氏总是首担其任。据现存的庙宇碑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修东石天后宫，共费银1758元，周家捐银740元，又商船捐了30元。道光十年（1830）修东石保生大帝庙，共费银1163元，周家捐了935元。
正如俗语所说“富不过三代”，周益兴号终于在第三代开始走向下坡路。其败落的主要原因是官府的压迫和婪索。
树大招风，周家的财富使地方上的大小官吏视为肥肉，垂涎欲滴。利用周家掌柜周维翰的老实，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采用威胁诱骗的办法，福建督抚和道台把办理光泽、邵武盐商的差事摊派到周家，户名“周联辉盐商”。殊不知，这是一个招致破家的差事。
原来，清政府规定，各沿海盐场生产的食盐由政府负责招商，运到内地指定的区域，按照官订的价格出售。商人事先要向政府交纳盐课（盐税），方能取得盐引（官方给予商人运销食盐专利的凭证）。通常，在产地购买食盐每百斤费银三钱，运出时每百斤缴纳税费银七钱，运到内地视其远近每百斤可以卖一两零三分至一两一分八，可以说是一项本大利微的生意。可是当时民间贩卖私盐盛行，私盐不上税，卖得便宜，官盐便不好卖了。官盐卖不动赚不来钱还不至于亏本太多；更严重的是，当时吏治昏暗，盐商运盐到指定的区域要经过一道道关卡的检查，特别是运往光泽、邵武，不但道路遥远难行，还要经过省港浦下关、水口关、延平关、建宁关的层层查验，到县后还得由县令或典史亲自验收。各关要检查所运盐斤是否与盐引数目相符，如果盐斤多于盐引，就需补交“溢盐课”，或将超出的盐数没收变卖。如果发现盐额少于引数，则指为途中变卖，要拘船户查讯办理。且不说各地关吏敲诈勒索，就是各关检验的秤都不统一，甚至每包盐要差出三、五十斤。商人一路要应付这些关卡的需索，哪有不赔钱的？周家自从被摊上这盐差，人力、物力受到拖累，生意就一直走下坡路了。
此时，在浙江经营的“礼记”柱又犯了官司，花费不少银子。原来，在浙江宁波掌柜的是周维涵之次子周振注，俗称“鸡头注”，年纪轻轻，因受父兄荫庇，不知创业的艰辛，只会吃喝玩乐，是个有名的纨绔子弟。他的身边养着一批帮闲，每日教唆他变着方法寻欢作乐，花费多少银子在所不惜。有一天，“鸡头注”玩乐正酣，忽发感叹，说自己除了做皇帝，天下什么福都享尽了。周围的帮闲连忙答腔：做皇帝还不容易！皇帝不就是有文武百官、后宫嫔妃陪着，坐在龙廷上发号施令吗？咱就布置个龙廷，雇一群青楼女子当后妃，我们就扮文武百官，听你的调遣，说一不二，不就得了。“鸡头注”听了感到很好玩，就拿出银两让手下去操办，当一天皇帝。这件事在常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场荒唐的游戏，但在垂涎周家财富的地方官员看来却是个求之不得的敲诈勒索的口实。事情发生后，下至县吏，上至道台，天天有人上门来，以举报“鸡头注”大逆不道，想谋反做皇帝为由，讹诈恐吓周家。俗语说：灭门的知县。周家为了息事宁人，只好用大把大把的银子去孝敬这群官吏，满足他们的贪欲。这一来，周家的财富又销蚀了不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东石，因守仓场的人员打死一个疑为偷窃的当地大姓人，引起宗族纠纷。周家是小姓，不是对手，只好花钱消灾。于是，一时“上下交迫，合族颠沛莫名”。
后来，幸亏由曾应周家聘请来东石教学塾的泉州秀才黄宗澄，通过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的胞弟黄宗汉排解，福建督抚、道台才免去了周家盐商的差事。敌视的各方见周家背后有权势支持，也有所收敛，周家终得“族赖以安”。不过，此时的“周益兴号”在经济方面已元气全失，把福州中洲等产业全卖给别人，自此一蹶不振了。
旦夕祸福话“德泰”
东石位于晋江市境南部，西面南面濒海，有港道通围头湾进入东海，可通外洋。东石海港海域开阔，水深无礁，北面群峰遮掩，不受东北季风影响，是得天独厚的避风良港。其地毗邻晋江商业古镇安海，安海港偏近内陆，淤积严重，至元明时期，大型海舶已不能进入，安海商人贸易诸货，习惯靠东石船舶运输。
至清康熙末年，台湾经过数十年移民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增多，每年有大量稻米、蔗糖可供出口，而且需求大量棉布、食油、日用百货。漳泉两地藉地缘、亲缘关系，最先组建商郊，发展航运。不仅运载当地土产，而且往国内各地组织货物销往台湾。“多赴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至盛京，然后还闽。”“商船往来台洋一次，贩货之获利，与船户之水脚，所得凡数千金。”
东石人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创造条件，发展对台贸易。时因海港淤浅，供船只靠岸的天然码头有限。雍正元年（1723），由东石银炉户蔡达光发起，联结原来宗派各不相同的东石蔡氏为一族，共建东石蔡氏大宗祠，下分三房十柱份：长房——金埔、前埔、珠泽；二房——玉井、西湖、衍泽；三房——西霞、东埕、银炉、庭窟。尔后以蔡姓带动其他各姓，疏浚了一条长4000米、宽60米的海港，使航道从村前经过。各姓、各房份分段在新港靠村的一边开凿船坞。据村中老人回忆，沿新港自东而西的船坞有檗谷桥坞（陈姓）、盐仓桥坞（周姓）、源利坞（蔡姓）、玉记坞（蔡姓）、中心港（蔡姓）、盛记坞（蔡姓）、德泰坞（蔡姓）、源远坞（蔡姓）、双金坞（蔡姓）、周益兴坞（吴姓、周姓）、泰兴坞（黄姓，后转售蔡姓，又转周姓）鸡母石坞（杨姓）、合宝坞（黄姓）、石墓口（黄姓）、路仔头港（叶姓、黄姓、蔡姓）和地近大港，属公共使用的石蛇尾天然码头。这样一来，东石就拥有供大批商船出入的海港设施，奠定了对台贸易的基础。是为东石历史上“开新港、建大宗、号十房”的盛举。
当时东石以姓族为中心建立了不少商号，每个商号都置办了一艘到数艘、数十艘的商船。这些商船都是双桅或三桅的木帆船，载重量几十吨到几百吨，有一种叫大乌槽的可载重400吨以上。这些船只每年二、三月乘南风往北方，到福州、宁波、苏杭、上海、天津、烟台、青岛贩运，到八九月乘北风往南，到台湾贩运。从台湾运出的有稻米、糖、水果及其土产；从各地运往台湾的则有棉花、棉布、油料、药材、烟叶、建筑材料、书籍纸张、日用百货等。俗称为“走大南大北”。也有专走东南亚或日本、高丽、琉球的，但主要是以东石为中转站，沟通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商品交易。
西霞蔡氏是东石蔡氏的一支，也是往台人数最多的一支。早在明末清初（1637-1691），郑成功据东南沿海抗清时，其族人多有加入郑军者，后郑成功渡台，族人随去者亦多。咸丰二年（1852年）族中修谱，曾派族人往台抄谱系，收丁钱，族人在台繁衍已是“丁数几于七百，丁钱三十多千”。而且分布亦广，“寓东瀛者，岂仅嘉、新、凤、鹿，南路、北路、中路有其家”，居住较集中的则在嘉义新塭，虎尾寮、蚵仔庄。即今在新塭建有蔡氏西霞祠堂。
在对台贸易中，蔡氏凭借两岸亲缘关系，发展顺遂。据说，西郊当时一百余户，置有大小舟船20多艘，有陶记、隆记、升记等行号，其《西霞蔡氏族谱》中多有关于商务的记载。如：十三世蔡良礼（1701-1776），“青年往台，曾与英林乡举人洪尚年之祖在府合伙生理”。十四世蔡自轸（1728-1793）“为人忠厚至诚，有长者风，少年操舟往台，以朴实闻。行郊中以名妓试之，公力拒……”十六世蔡树谋（1774-1832）“立宅建舟，箕裘远超于前代”。蔡树最（1777-1849）“弱冠后，往台行舟，遭洋匪之变（即蔡牵），人船概牵掳……”十七世蔡德查（1806-1851）“弱冠时即知父母家计作艰，遂有经营四方之志，偕其伯兄德佳，泛舟南北，操奇赢，颇获三倍……”十八世蔡世沃（1847—？）“青年即经商省会，有‘座客常满，樽酒不空’之誉。未几遂建巨舰数艘，贩运南北，蒸蒸然，吾宗富厚之家，可屈一指矣”。蔡世御（1829-1867）“与诸兄（泰山、世明）立志经营，托足瀛海，创立良基，商贾中称巨擘焉”。
其中建立德泰行的蔡树澹（1794-1861），字孙霞。“父早岁渡台，往南路蚵仔寮庄，以贩鱼为业……其（树澹）周家姐夫吉官，有船东渡，聘为出海，往来数遭，不辞风波，彼时稍得赢余矣……以后渐入佳境，开米铺矣，置盐丘矣，继而建造油坊、盐栈，再造兴隆、兴晋、德发等号盐船，克副壮年立志成家之愿矣。……今现其油坊中，房屋四十余所，西偏层楼，瞰海临江，而可以登览远眺，东偏余地，花柳竹松，而可以游目赏心，墙外筑池引水养鱼，而可以玩物怡情……戊申年再建住屋一座，又素嗜书香，为建书斋一座，予教督其间……”数十年间，蔡树澹由船工起家，经营积累，创建了偌大的家业。不料正当鼎盛之时，却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廿六日遇上一场飓风，为其带来灭顶之灾。
东石蔡氏长房《珠泽谱》记：“当咸丰辛酉之岁秋七月廿六日，余时年弱冠，在塾读书。既昏，陡起暴风异常，里人惊悼，以为往省船帮必难平安，不数日，凶信果至。乡人蒙难卒者以数百计。吾族十余人，犹其少耳。功弟国西亦于是不复相见。此濒海居民从来未有之奇惨也”。
当时，东石航船十余艘结帮往福州，每船人员都有二十余人。在福清五屿洋（亦作浯屿洋）海面遭遇飓风，全部沉没，200余名员工死亡。德泰行当时有德泰、兴隆、德发、捷盛四艘大木帆在内。西霞蔡氏一房在这次海难中死了64人（十五世“远”字辈2人，十六世“树”字辈12人，十七世“德”字辈29人，十八世“世”字辈18人，十九世“尤”字辈3人），损失最为惨重。还有一些死难的船工是来自不同村里、不同房份的，也散见于其他族谱。如《珠泽谱》记：“上渐，字树由……沉舟在福清洋，年廿二岁”。“观进……殁在福清洋面，得年卅六”。《玉井谱》记：“懋作……在福清洋面身故”。“懋联……在福清洋面溺海身故”。“懋至……仝德泰船往福州，至龟洋东大洋溺海身故”。
其时的东石，尤其是西霞份一片哭声，十分凄惨。嗣后每年七月廿六，家家忌日备办菜蔬设祭，以致有“七月廿六，西郊小年兜”之俗语。因家族中青壮年损失过多，故西霞房从十七世德字辈726人锐减为十八世世字辈387人，十九世尤字辈273人。经济上亦困顿不振。直至民国初年修谱，族人尚心有余悸地说：“惟七月廿六风之一次，船舶失事不少，丁口失脱尤多，商业固之不振，遽尔迍邅，此实我西霞开族以来一段最剧烈、最悲痛之伤心史也。”
空手创业建“源利”
蔡章情（1790-1832），字孙实，号树仁；蔡章凉（1792-1865），字孙成，又名章德；两兄弟是晋江东石玉井份人。清雍正、乾隆年间，东石玉井有许多族人迁台，居住于嘉义南靖庄、西后寮、布袋嘴庄。乾隆末年，章情、章凉的父亲蔡文由往台谋生，帮工开挖鱼塘（鱼塭）、养鸭。稍有积蓄，就与人合资开创大邱田堡北中横鱼塭，畜养鱼虾。过了几年，章情、章凉兄弟长大，能干活了，蔡文由便让他们一起到台湾帮忙经管鱼塭。
章情、章凉兄弟用一条扁担挑着简单的行李来到父亲与人合营的鱼塭，心中不禁冷了半截，原来这些年来，风雨不调，鱼虾长势不好，收入都抵不上使费，几个合伙人都想把这份亏本的营生脱手。可是蔡家多年的心血都投放在这鱼塭，离开了又往哪里谋求生计呢？父子三人咬着牙关坚持下来，并买下一些别人的股份。谁知屋漏又逢连夜雨，嘉庆某年，狂风海涨，浪涛冲击，以至塭岸尽为崩坏，海水漫入，一望无际。风浪过后，蔡家父子招集合股人重新修筑堤岸，大家都打退堂鼓。章情、章凉兄弟年轻气盛，怂恿父亲索性将鱼塭承包下来，独自经营，“倾家鸠出多本，雇工重作大岸，添筑小岸，栽树木以蔽海潮，始免崩坏”。就在那一年，鱼塭居然获得空前的大丰收，蔡家赚了不少钱。
玉井蔡氏族谱记述章情“当经营创始，虽栉风沐雨而不辞劳，至开导财源，即戴月披星而无难色”，章凉“自少壮之时，能与父兄竭力经营，卒成巨富”。章情、章凉兄弟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经营，当从鱼塭赢得第一桶金时，他们就投资商业，出资让人在嘉义县开张号为“振盈”及“广盈”的郊行，经营从泉州运往笨港的货物。之后又出资与人在盐水港合开“益成”号郊行。又设“源顺”号于笨港朴树街，设“益利”号于笨港旧南港街，当地修建朝天宫时，这两个行号都曾捐资，镌于庙碑。还先后在台开办或与人合办经营红料（砖瓦建材）的“捷顺”号、经营杉木的“瑞记”号、经营杉木及木什类的“长兴”号、经营油车的“广盈”、“振盈”、经营食糖的“玉成”、“广利”等多家分号。自己还置造多艘三桅帆船贩运货物，川走天津、牛庄、沈家门、福州、台湾，总商行号为“源利”，生意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源利号先后所置的有瑞玉、瑞珠、瑞瑛、瑞裕、瑞隆、瑞琨、瑞丰、同昌、长庆、广裕、廉成、胜发、复吉、复安、复庆、复顺、复发、复益、复青、金湖发、金顺利等船号，其中瑞裕号船是其家族中的妇女集私房脂粉钱建置的，所以俗称为“查某船”。商贸赢利之后，蔡家又购置土地、盐埕、油车、磨房，起盖店屋出租，在东石创办源昌织布局。其家既富有，子弟多有习儒者，章情的三子蔡懋勋在咸丰九年（1859）中式副举人第31名。章凉三子蔡懋慈捐纳为太学生。家族愈加势炎，称为东石首富。
蔡氏兄弟带一条扁担，赤手空拳到台湾挣得一份家业。其家虽富，然而兄弟都保持着质朴的本色，其后人也不失其俭约之风。更难得的是蔡家对社会公益颇为热心，见义勇为。不仅“故乡党戚族间无不资其优渥”，他们还捐修过东石三公宫、鹿港天后宫、北港天后宫、鹿港龙山寺，在东石献地建育婴堂。据说当时东石西尾与南安后房械斗，官兵以调处为名进驻西尾，地方滋扰不堪，还是经过蔡家向御史陈庆镛求情，官兵方才撤走。为表示感谢，西尾全境公议让出其“石蛇尾”码头泊位与源利行共同使用。
东石首富“玉记”号
东石蔡氏二房玉井份的玉记行船商，从清咸丰年间到民国初年，经营了八十多年，称得上是一方的首富。
始建“玉记行”的是玉井房十四世章旵（1817-1897）、章湾（又名树滋，1822-1891）、章叶（又名树枝，1825-1891）三兄弟。其父文葵四十四岁过世，家道清贫，幸其母舅白沙谢家帮贴提携，尚能过日。长兄章旵，以勤俭积累起家，置有盐场、牛磨、糕果店等业。仲弟章湾初贩卖糕果，后随东石船往福州，学经商，遂创办杉行，渐次发家。在福州中洲尾置有店面36间（抗战时被日机炸毁），在东石与兄弟合建玉记、玉胜商行。据《东石港史研究资料》载：玉记开创于咸丰八年（1858年），最初置船“瑞合”号，川走东石至福州，到同治二年（1863年），又购进“瑞荣”号大帆船一艘，运盐进省城、运杉木回东石。同治十三年（1874年）连续增置了“同春、万春、茂春”三艘大帆船，北上天津、牛庄、烟台，南下新加坡贸易。最盛时拥有14艘载重七、八千担的大乌槽，每船有20至30名船工。雇用东石后湖和石菌村的船员约有百人以上。而玉胜记亦有乌槽10余艘。据玉记后人蔡福藩保存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契约，当时玉记号向泉州晋邑宽仁铺奏魁境黄来年购牌名“金鸿毛”船一艘，以作“南北各港生理贸易”，船价达4950银元。据说，当时建造一座三开间两落的大厝也只要3000银元。玉记置有这样的大船10余艘，其财力可谓雄厚。
据说，南安仁宅乡后坑村人、清光绪庚辰科武状元黄培松之父原来是玉记船上伙夫，黄培松小时在东石受蔡家栽培，认蔡树滋为义父。后来黄培松当上福建护军使等要职，对于在福州经商的蔡树滋不无庇护。玉记号经营杉木可称为闽南首家，经销一条龙，在闽北山区拥有杉行，福州有船头行，专门派工人配运（杉木运输须先扎成杉排，挂于帆船两侧，尔后拖运到目的地，扎排、卸杉要有专门技术），运到东石后，再批发到晋江、南安、金门各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强占台湾之后，东石港航运贸易一落千丈。玉记的经营也日见惨淡。
民国初年，玉记行由国内贸易转向海外贸易，运载当地土产往南洋槟榔屿、暹罗、安南等地发售。新加坡华侨黄渊捷先生回忆：泉州帆船本来也远航新加坡，中间不知何故竟中断二三十年。民国五年（1916年）始有第一艘航行南洋，赚了大钱，于是有八艘帆船接续南来，其中五艘为东石船主蔡玉记的。黄渊捷的父亲黄远户驾驶蔡家第一艘“金瑞庆”南来，到西沙群岛触礁。船主蔡景丰曾作《瑞庆木帆船西沙群岛触礁记》记其瑞庆号船（牌名金联发）过七洲洋触礁，船货沉没，人众幸得保全，后经颠沛辗转，60多天才回到家中的经历。第二年（1917年）再驾驶第二艘“新泰兴”南来，这次成功了。黄渊捷时年廿四岁，即随此船到新加坡。后来，又有“金联发”、“金瑞兴”等船继续南来，其中一艘金双行（西宅户盛记船）到槟城外，又航仰光，来往运载三年，赚了不少钱，1920年自新加坡回泉州，途经广东海面，遇上海盗，不仅货物金钱被洗劫，三十名船员又被绑架，后由家中送钱赎回。从此，泉州帆船不再南来。黄先生说：当时帆船从闽南载砖头、石柱、石碑、竹器、瓷器、菜脯等粗货到南洋，返航无货可载，就载当地木材，如作船桅、船舵、船锚用的硬木，一支八丈长船桅在新加坡买数百元，到唐山可卖数千元。黄先生还画出当时“金晋益盐运往福州”、“金恒顺往山东天津”，以及“福联顺（玉记船）”、“永和合”（东石后湖蔡尤珍船）等帆船。黄先生称当时全福建最大的三艘帆船即“福联顺”、“永和合”和“新泰兴”。（东石旧有泰兴坞，后有船名“新泰兴”，是否与1822年在印尼海域失事，1999年打捞出水，满载瓷器的“泰兴号”沉船有关，尚待考证）。船长十八丈，需船员三十人驾驶，可载七千包米，一万余担。
当时出洋大船均备有大炮，以防御海盗。2002年，在玉记坞旧址出土过三门长2.3～2.7米，重1000余斤的铁炮，收藏于晋江博物馆，就是玉记商船的遗物。而玉记坞边上，还保存着一座面积共达875平方米的栈房和蔡家兄弟建造的十一座三间张古大厝，厅内还分别保存着章旵、章滋夫人塑像及章叶的画像。
玉记行后人保存几份光绪至民国年间的票据账单表明，当时玉记除置有船只外，还与玉胜号合伙开张泰源典铺、泰兴杉行（后玉胜退出股份）。其产业还有“花山宅新厝三落、旧行三落、旧厝五间张带护三落、下新厝东畔带护、下新厝西畔贰落、旧典店、大宗边壹落厝、复裕店、花山宅埕花间、涂炭间、前头杉埕房”等房产；有“德华布店、联春金纸店底、德兴竹筏店底、玉和房店底、豆干店底”等店业及大量流转资金。可以说，玉记尚为当时东石最殷富之家。
安海《龙山寺重兴碑志》记光绪年重修龙山寺，东石蔡树滋捐银二百元，蔡树基捐银五十元。《玉井谱》“笃庵公（章叶）像赞”记：“唯此公苟完苟美，乐善好施而无已……凶岁连饥岁，赈救无遗类也；无父等于无夫，给仁粟兼竹布以为衣也；苦渴甚于苦饥，设义浆如咺醴以相慰也；俨助椁于厚壤，狸首歌而心服也；效鸠工于王周，雁齿平而柱矗也；恐遗骸之暴露，营高冢而魂有托宿也。悯溺女之浇风，赁乳母而婴胥养育也……”族谱之“昭燎公（章叶长孙）像赞”记：“君学计然，立商场，毕生勤苦……丕振家声，建艨艟，富有甲乡，嫓石崇君，乃俭朴古人风，粗食酒饭，布衣裳……董设育婴，创校庠，施舍官材，恤四穷……”足见玉记家族颇有乐善家风。
社会的动荡不安也曾为玉记家族带来困扰，蔡家保留一份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契约：“仝立约字人东石乡蔡世福、尤为、尤九、尤刎、尤启，因与族人蔡玉记号素无嫌隙，缘渠家道殷实，并无提携福等，故福等相邀同心，与之为仇。今蒙东埕德鬃、世锦、德岂、尤照，西郊德志及本族德扇、尤床出为调解，着玉记号看破，共助福等银玖拾陆大员，作为外出路费及经纪资本。其银即日经公人现手如额交福等收足。明约自此以后，永不敢再萌别念滋扰。恐口无凭，即立约字一纸付执为照。”立约的时间是辛亥年闰六月，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清朝政权已岌岌可危，玉记的政治背景也失去保护作用，只好“看破”，听任人家敲诈勒索而破财了。
“玉记号”经营到1937年。时值中日战争，所在战乱，商船不敢营运，“有船无港路”，被迫收盘。其家人甚至拆毁船板来烧饭。东石港最后一艘三桅大帆船也在1937年转卖给温州人，到福州时被征用沉于闽江口。至此，东石木帆运输贸易的历史终于悲凉地结束了。
沪之素封“益源”号
深沪“璧山崖刻”处，刻有清乾隆间监察御史詹肯构写的一首《深沪即事五言排》，其中有“万井栖山脚，千艘渡海隅。渔商多乐事，耕凿乏良图。”之句，实写了深沪一地的渔商经济。深沪早在明代就被称为“晋南之大都会”，说这里“为晋南诸澳之首，航海梯山，遐迩辐辏，车毂击，人肩摩，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到清乾隆年间，经过迁界、复界，深沪百姓又凭借港口的优势和对台湾贸易的大好时机，发展为“千艘渡海隅”的繁荣的港口。而且，这一盛况保持到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才渐告衰落。据《深沪镇志》，仅在清咸丰年间捐修浙江沈家门上帝公宫的深沪商船就有30多号，渔船89只。至今流传的船号（商号）有兴泰、宝合、协芳、协昌、协庆、东昌、义美、义胜、嘉兴、吉记、益源、合春、互利、同丰、全益、信利等。
益源号，是深沪一家有名的船商，从清道光年间一直经营到清末民初。始创益源号者是深沪后山陈氏二十一世的陈永蕴（1819-1877年），字金声，道光年间，他家兄弟四人，同心协力，船走“大南大北”，经商于闽台两地，挣得一份富厚的家业。在台南、厦门陈氏族人中也很有影响。时有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陈棨仁为撰《永蕴公序》，称：“公幼聪哲，早岁经营四方，奔驰南北津洋，备尝甘苦，不数年累赀亿万，遂为沪之素封焉。犹是创大业而荣先祖，建华屋以裕后昆，其余惠及宗亲、恩沾乡党者，笔难枚举。”
清代的商人时兴捐个官职，以提高其社会地位。陈永蕴赢得财富之后，就捐得“敕授承德郎钦加直隶州州同加二级、诰封奉政大夫”的官衔。又为祖父陈家著捐得“例授乡饮宾貤赠直隶州州同加二级、累赠朝议大夫”，为父亲陈声沐捐得“敕赠承德郎诰赠直隶州州同加二级、累封朝议大夫”的荣衔。或许陈永蕴的祖父、父亲曾往台南、厦门经商居住，同当地陈氏宗亲攀过亲，而陈永蕴对于两地的陈氏宗祠又有过贡献，所以其祖父陈家著“主进台南府统领巷内聚德堂祖庙，”位坐中龛左阶“其父陈声沐”主进厦门浮屿祖庙，位中龛左阶“又进台南府统领巷内祖庙，”位坐中龛左阶“这就是陈棨仁所说的”创大业而荣先祖。
陈家除了在后山的房宅外，还在靠海的篙仔寮口建了两座栈间。所谓“篙仔寮口”临近深沪湾与外洋交接的咽喉处，也就是现在深沪渔业码头处。古代深沪的大海船一般停泊在此处海港，由篙仔船（小船）驳货装卸。据说当时商船在海要接受检查交税，货物上岸即不受检查。故商家将货栈建在海边，不仅装卸货物便利，而且容易逃避税收。但是篙仔寮口这里沙层很厚，风浪冲啮，奠基不易，陈永蕴花了三年时间，让大船运来许多大石头填基，用糯米汤加红糖拌石灰的灰浆灌缝，单是做基础花的钱就可以盖三座大厝。在这基础上，起盖两座房屋，东面一座面积540平方米，是五开间二落，带单面护厝，大门两侧有双层埕头间，铺双层石埕，立两重围墙，可兼有居住、储货、瞭望、守卫多种作用。西面一座面积100平方米，为三开间带走廊，纯为储货用。据说，每年年底，益源号都会请戏班、嘉礼戏班在栈间口演出。
在台南，陈家也建有益源号货栈一座，置有不少产业。
陈永蕴兄弟六人，大兄、二兄早殇，永蕴居老三，四弟永昌（1826-1840）字文轩，享年仅15岁，可是族谱中还记他：“少年颖悟俊拔，善筹画，更精握算。”一个未冠的少年就投入家族的经营，可见当初创业之不易。五弟永炯（1828-1879）字仰贤，谱记“公以兄四方服贾，遂长侍慈帏服劳奉养，克供子职，其时人每以孝称焉。平生度量渊涵，好施济，无论创寺院，修道路，凡有恳祈造福者，靡不慨然乐从，又未尝留题姓字使人闻知，其好善之诚有如此。”从另一侧面，反映陈家对社会的回馈。永炯亦捐得“钦加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即补清军府加二级”的官衔。六弟永煌（1833-1878），字克敏，“敕授登仕佐郎加军功五品衔”。谱记其“妣张氏，敕授宜人；侧室石氏，讳挖官，号勤淑，台湾需叔之女。”看来，永煌应是陈家常驻台南主持商务的代表。
陈家的后人，或业儒，或经商，益源商号一直到清末民初还拥有“源福”、“和源”、“全春”三艘大船，南走南洋，北上青岛、天津。因深沪山头多陈姓，益源商号每吸收族亲为雇员，故当地流传俗语：“益源伊自己，和源、全春最（由）你去（做工）。”益源号走外洋的商船船体高大，要架长梯才上得去。在光绪末年一次台风中，其中一艘被打破，遗留下一件用南洋“黑叶利木”制作的船碇，到后来渔业社曾锯作8支，供渔船使用。
修八堡圳的施世榜
施世榜（1671-1743年），字文标，号澹亭，晋江南浔（今龙湖镇衙口村）人。其父施秉，随堂兄施琅出征澎湖，平复台湾立下军功，初任把总，住镇古陵（磁灶五陵），复移安海，后升授左都督，调任台湾凤山兵马司指挥。建宅院于台南府城北坊，号“嘉树堂”。施世榜侍父往台湾，据说他“性嗜古，善楷书”。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凤山县拔贡的身份选授广东海澄县教谕，后调任福建寿宁县教谕，署漳州府教授。施秉卒后，施世榜袭其职迁兵马司副指挥。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反，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率师渡海平乱，施世榜率官军参加讨伐，事平后，负责绥抚南路，搜捕余党，招辑难民，因襄赞军务有功，加授都司佥书（武职四品）。
使施世榜名传后世的倒不是他的文功武绩，而是他在台湾垦拓和兴建水利的业绩。台湾在清康熙年间收入版图，尚是地广人稀，大片荒地未经开垦，当时福建、广东沿海特别是漳、泉、惠、潮等地有许多农民东渡台湾开垦荒地，而一些富户也投入资金，雇工垦拓，并修建水利，使大片田地得到灌溉，促进了台地农业的发展。施世榜看到开垦土地可以赢利，就以“施长龄”为垦户名，向官府申请垦发彰化半线番社、东螺平原的一大片埔地，每年缴纳一定的番饷，换来土地开发权，招集佃户开垦耕种。为了使开垦的土地得到灌溉，变旱地为水田，施世榜计划仿效家乡历来修建水利的方法，在浊水溪的中游筑陂岸提高水位，开圳分流灌田，但这需要大量资金。施家原来在晋江安海有不少房产出租，施世榜就将安海的房产“听由租户赎买”，筹集数万资金投入台地的水利建设。施世榜有九个儿子：士安、士燝、士秦、士龄、士膺、士谅、士举、士姜、士盛，本来都建有大厝在安海居住（俗称九房施大厝），后来也大多往台湾协力经营。相传当陂岸筑成后，水流却不能按事先规划的那样流往田里。施世榜为此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好悬赏千金，出榜招贤。果然有一位林先生登门求见，指示开凿之法：“某也丘高宜平之，某也坡低宜浮之，某也流急宜道之，某也沟狭宜疏之。”施世榜按林先生指示的方法开渠分流，果然水流畅通无阻。彰化一县十三堡（堡，相当现在的乡）半的田地，此圳足可灌溉八堡，因此称为“八堡圳”，又因系施家所建，也称“施厝圳”。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工程落成之日，施世榜摆宴庆功，奉送千金给林先生，林先生却辞谢不收，飘然而去。佃户因感念林先生的功德，为他塑像立庙，奉祀为神。八堡圳灌溉的地区包括103个村庄，耕地1.9万甲，折合22万多亩。这些土地每甲每年要交水租2石，施家一年单从水利的收入就有4万5千余石，如果算上其拥有田地的收入，一年可达18万石租谷。故“施氏子孙累世富厚，食其泽”。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还从台湾雇船运租谷到安海分给施氏各户。
施世榜家业富厚而好行善事。《晋江县志》记施世榜：“乐善好施，于族姻闾里之贫者，周恤不倦，尝建敬圣亭于南门外，以拾字纸……其在晋江修理文庙及桥梁、道路，百凡兴作，亦多襄助。”《台湾通史》亦载，他对“宗姻戚党多周恤。后居郡中，建敬圣楼，又捐金二百，以修凤邑学宫，置田千亩，为海东书院膏火，士多赖之。子五人均以文显。少子士膺亦拔贡，授古田教谕（《浔海施氏族谱》则记其长男士安诸罗学贡生，三男士秦台湾岁贡生，四男士龄任山东登州府宁海州牧，五男士膺台湾县拔贡廷试调古田县教谕内升内阁中书，士谅、士举皆国学生），尝遵父命，捐社仓谷千石，《台湾县志》称其义行。”
施世榜鸠资修筑水圳，戮力垦殖，对彰化平原的开发有功，加上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八堡乡民感念他的恩德，在员林雅崇奉他的功德牌位。后来，因地方发生械斗，族人恐怕其牌位遭破坏，把他的牌位迎到鹿港，在天后宫右厢辟建一祠奉祀，称“禄位厅”或“耀德堂”。每年正月初二、十月二十五日世榜生卒忌辰，族人集会祭祀。此外，八堡圳所在的二水乡鼻仔头建有林先生庙，施世榜亦配祀其中。
施世榜后裔除七房及四房部分留居安海外，其余诸房均于清乾嘉年间迁徙台湾，多居今彰化鹿港，为当地望族。晋江安海，至今还保存着施家四房、七房、九房几座规模宏大的古厝。
垦拓大户张士箱
张士箱（1673-1741年），字汝万，号省斋。晋江鉴湖（今陈埭湖中）人。世代书香传家。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为了便于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张士箱移籍台湾，一边教书，一边参加考试，由凤山县学补增生、廪生考至台湾府学生员。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分巡台湾道兼理学政梁文煊“以君庠中食饩名宿，遂重宪章之寄”，聘请张士箱参加《台湾县志》编辑。张士箱在台地多年，平时留心收集地方典故，故编修方志得手应心，“凡建置沿革、山川都邑、风土人物，考详而例严，言简而事周。一时称台为寰宇初开之地，是志为向来未有之书。”雍正年间，任巡视台湾御史、主考官的夏之芳、高山也很赏识张士箱的文才和德行，屡经推荐，于乾隆二年（1737年）以台湾府贡生任漳州训导。
在台湾，张士箱每以积蓄的钱购置田地，雇人垦拓，颇有一些产业。而且他的几个儿子也很长进：长子方高，20岁进诸罗县学，后为府学廪生、贡生，乾隆三年（1738年）出任建宁县学训导，升至福州教谕。次子方升，21岁进台湾县学，拨入府学，拔贡生。三子方远，贡生、候补分县。四子方大，21岁入台湾县学，后在彰化捐纳贡生。张士箱授任漳州训导时，已经64岁了，本来大可在家颐养天年，可是他出于一种儒者用世利民的情怀，欣然就任。在漳州，他修葺孔庙、试院，使一改旧观；设立学规，勤加考课，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上司很赏识，让他署任南靖县教谕。到任不久，遇上地方灾荒，官府接到开仓赈灾的指令，请张士箱帮忙发赈，他每日从早到晚，认真地统计施赈的户口和数量，使“施惠甚均”。第二年，灾荒仍未解除，张士箱仍不遗余力地帮忙施赈救灾，竟因劳累过度，病卒于官署。
早在张士箱渡台之前，就很热心家族事业，曾参与重修《鉴湖张氏族谱》，到他年老之时，其家产尚未发展盛大，每以大宗祠未建为念，尝刻印章三枚：“志在祖宗”、“未了工夫”、“儿孙勉旃”，勉励儿孙继承己志，修建湖中张氏家庙。后来，张方高兄弟果然在台湾开拓有成，拥有遍布凤山、漳化、诸罗、淡水等地一百多个庄园的土地，修建永安圳、福安陂、鹿场课圳等水利工程，并回故里修建大小宗祠。
连横《台湾通史》列传记：“张必荣，淡水海山堡人，力田致富，乾隆三十一年，与族人沛世合筑永安圳，引摆接溪之水，造大陂以潴之，度枧通流，长三十里。前时海山多旱田，及成，足资灌溉，而摆接堡之西盛、柏仔林，兴直堡之新庄、头二三重埔等，皆仰其水，凡六百余甲，故又称‘张厝圳’。而必荣复与吴际盛合筑福安陂，亦引摆接溪之水，以溉堡内之田三百余甲，上至石头溪，下至三角埔。”根据张士箱家族保存下来的台湾田产文书契约得知，张必荣就是张士箱家族向官府登记的垦户名，张沛世是张士箱家族垦地的经管人。而与张家合筑福安陂水利的吴际盛，则是晋江人吴洛的垦户名。
张家在收获大量田租、水租之外还经营糖廍、典铺、瓦店、盐场及其他生理，成为巨富。而张方高的长子源德、次子源仁、三子源义、长孙植发、次孙植华及方大的长子源俊等六人，相继考中举人。一门六举人，冠甲全台，传为佳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张方高兄弟“糜银五千有奇”起造鉴湖张氏祠堂，规制宏伟，时称为泉南最有名的“三块半祠堂”之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张氏兄弟又出资三千多金修建小宗祠，张方高还亲自来故里督率工程，直至完工。在台湾，张家还捐资修葺彰化文庙、鼎建白沙书院，重修彰化县学，对社会公益颇有贡献。
张士箱在台湾的后裔至今已达2000多人，分布于台北树林市、埔姜仑、虎尾溪、三芝乡、彰化鹿港等地。自1986年以来，每年都组团回晋江湖中谒祖探亲。1994年张氏家庙重建，张士箱在台湾的后人张福禄家族就捐出人民币100万元。
“儒林楷模”吴洛
吟啸桥是晋江九十九溪上一座有名的古桥。
清道光版《晋江县志·津梁志》记：
吟啸桥，在三十都白石。九十九溪之水，出清阳陂，历大桥及沿江斗门，经此通烟浦埭，抵溜石六里陂入海。唐日辉（万历府志作“日映”）禅师架木为梁，刺史王延彬、余廷相继修。宋咸平中，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长十五丈，广丈余。《图经》：唐欧阳詹尝吟啸于此，故名。明庄一俊诗：“欧子考盘处，潘湖是故村。偶寻山水迹，乘舆到桥门。逝者空怀古，鸥来欲断魂。平田野梦阔，吾此驻黄昏。”
吟啸桥在晋江数以百计的大小桥梁中算得上是一座名桥，首先是修得早，唐代就已建造，北宋时改建为石桥。二是有一定规模，跨九十九溪下游，长十五丈，广丈余，也非寻常可比。三是与历史名人有关，桥因闽地文学的开山鼻祖欧阳詹吟啸于此而得名。此外，还有自五代以来历次主持修桥的王延彬等人，名气都不小。不过县志遗漏记载修志之前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一次重修，而其时参与主持修桥的吴洛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
现存吟啸桥头的《重修吟啸桥记》碑补充了这一段历史。碑记出自当时任过泉州府学教授的台湾籍进士庄文进手笔。其中说到桥梁历久损坏，众人正待修举，“嗣而封中宪大夫吴君洛回自海上，又加意怂恿修复、捐助”，集众人之力，完成这座千年古桥的修复工程。本次修桥共捐银567大元1中元，其中吴洛、郭芳裕各捐100元。这个“回之海上”慷慨捐金的吴洛，是清代晋江往台湾垦殖的一个大户，在连横《台湾通史》中有他的传记。
吴洛，字怀书，晋江人，世居泉城燕支巷，为“晋江燕支履素公”派下九世孙。其父吴家槐为漳州镇标千总，生吴洛兄弟三人。吴洛的两位兄长皆早逝，吴洛以设教乡里为业维持家庭，养育诸侄。雍正十年（1732年），吴洛以参与军事有功加衔守备，官府召其任职，以父亲年老须要看顾辞去职务，仍在家乡教学。乾隆十五年（1750年）吴洛以明经举岁贡生。不久父亲故去，吴洛即东游台郡，为某官幕僚。
当时彰化建县不久，距府城偏远，向来有“杀人出草”的土番出没，有很多未开垦的肥沃土地。官府召民开垦，规定三年之后方收赋税，吸引了不少佃农前往垦拓。开始时，佃农力量分散，资本微薄，进程缓慢。后来，则渐有富豪之家加入垦拓，以“垦首”之名向官府申请开垦之地，分包给垦户或出资本雇人开荒，以加快垦拓速度；借给耕牛、种子，使播种及时；建造房舍，使垦荒者定居下来；开凿水圳，让土地得到灌溉，提高作物产量。而出资者对其垦地则收一二成的租谷，名曰“大租”；开水圳者，则向使用的垦户收取水租若干，亦是一种生财之道。遂使彰化平原一带旷土得以开发。吴洛时以“吴伯荣”、“吴茂盛”为垦号，与晋江人施世榜、杨志申家族等一起投资彰化垦殖。从现存的一些台地开发文书可以看到，当时同往彰化平原开发的吴洛与张士箱家族多有往来，在购地和开凿水利方面有长期的合作。“洛募佃以垦，筑圳灌田，亲董其役，先拓丁台之野，次及阿雾罩、万斗六，皆番地也。草莱既辟，至者日多，远至南北投庄，渐成都聚，岁可入谷万石。遂家于邑治。”
吴洛垦殖致富，定居台湾彰化，建宗祠，修家乘，置祭田，分给一千五百石田租与诸侄承管。因为他出身儒生，故对文化教育特别关注，在家乡捐资修泉州学宫，购良田充作清源书院学田。在台湾也捐给海东书院、白沙书院各数百石田租。屡次得到官府表彰为“儒林楷模”、“清时硕彦”的赠匾。本人及其父吴家槐皆以“遵例急公”赠中宪大夫。
吴洛有子十三人，吴南金纳资为州同；吴南辉为拔贡；吴道东岁贡，任瓯宁县学训导；余子亦皆有文名，可谓书香不替。
台湾《彰化县志》卷之八有吴洛传记：“吴洛，字怀书，泉州晋江人。居邑治东门街，乾隆庚午岁贡。父吴家槐为漳邵镇标千总，生洛兄弟三人，伯仲兄俱早逝。洛性孝友，家贫，菽水承欢，以舌耕抚养诸侄。雍正壬子以军功咨部加卫守府，召受札付，洛以亲老呈请在家终养，列宪嘉之。迨亲丧后，洛游台，御史高公客诸幕。及高公秩满回朝，适彰化初设县治，洛留彰垦辟田园，置产成家。倡刻吴氏族谱，漳浦蔡相国为序，奖其敦本为善。建祖祠，充祀业，又置小宗田，与诸叔侄租税一千五百石。其尊祖敬宗，收族笃亲之谊，有加无已，如在泉修府学大成殿、明伦堂，充清源书院租；在台充海东、南湖书院租，在彰充白沙书院租，及捐建学宫之类。凡有义举，罔弗赞襄。故当道累赠匾额，曰‘儒林模楷’，曰‘史首世家’，曰‘清时硕彦’，曰‘名士风流’，皆纪实也……”
爱国士绅蔡德芳
蔡德芳（1824-1899年），字英其，号香邻，晋江十四都塘东村（现金井塘东）人。其父蔡文波是个饱学励行的宿儒，却屡考不中，为家计抛妻离子，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渡台，设帐授徒于彰化县鹿港，人称晴轩先生。时蔡德芳十三岁，亦告别慈母弟妹，随父往台侍学。
蔡德芳聪慧好学，很快就成为一个文才优异的学者。十八岁时，父亲抱病归里，他就独立撑起学塾的责任。二十五岁举秀才，三十六岁考中举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彰化龙溪籍人戴潮春组织“八卦会”造反，攻陷县城，当地泉州籍人士多支持官兵，助饷出力。蔡德芳也因助官兵克复彰化城有功，保举五品衔赏戴蓝翎，地方肃清后又蒙准保加直隶州知州。同治十三年（1874年）蔡德芳参加会试，高中进士，授官安徽即用知县，以母老须照顾请求就近任用，改任广东肇庆府新兴县正堂，诰授朝议大夫。在任32个月后，因母亲去世，即回乡守制，在家读礼经，修族谱。
蔡德芳一生多从事台湾的教育事业。他学问广博，精通《易经》，擅长书法。先后掌教于台湾鹿港文开书院，彰化白沙、蓝田、鳌山书院，噶吗兰仰山书院，教育特重经学，慎言行，修孝悌，以身作则，为地方培养出不少人才。并著有《易经便览》一书行世。他的妻子林宝娘是永宁林文濬孙女，自小过台读书，于四书五经、唐宋诗集无所不熟，相夫教子，克己待人，深得里党敬重。
蔡德芳为人正直。光绪十三年（1887年），彰化县官李嘉棠借土地清丈之机大肆贪墨索民，逼迫乡民向县买“丈单”，激起民变。巡抚调兵镇压时，蔡德芳率鹿港绅士如实向官府报告，李嘉棠贿赂官署中人，反诬蔡德芳等包庇匪徒。蔡德芳、施家珍、施藻修等鹿港士绅被拘辕门集讯，终无“比匪”实据，最后以罚鹿港商民出资三万两为军糈了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侵占我国台湾、澎湖，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终于失败。蔡德芳十分悲愤，毅然抛弃在台的家业，告别妻子的茔墓，挈眷内渡，筑室故里，以老终身。金井镇塘东村至今还保存着他营建的“进士第”。金井西资岩大石佛寺大门楹联：“西佛千年来福地，资生万物洒慈心。”永和垵内七宝堂楹联：“列石为屏，蹲成虎豹；横纱作案，伏尽龟蛇。”“赋定沙泥谈盛德，灵镇川岳奠丕基。”都是蔡德芳留下的手迹。在台湾鹿港，则保存着蔡德芳题“利济桥”石碑及为武进士许肇清之父撰写的墓志铭。
蔡德芳有二子，皆学问有成。长子榖元，字式庵、子庭，光绪十一年（1885年）彰化县学拔贡，善诗词，为彰化荔谱吟社社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义愤填膺，痛不欲生，积愤成疾而殁。次子榖仁，字澍村、乃赓、寿石，生同治七年（1868年），十七岁为邑庠生，旋为县学拔贡，在鹿港设帐教学，曾任文开书院山长，莲社社员。乙未割台，随父回晋江原籍，被推为泉州官立中学监督，直到民国肇建，仍在泉州办学。后迁居鼓浪屿，时与菽庄吟社、鹭江吟社诸诗友相唱和。其书法遒劲豪迈，为时所重，泉厦许多民居、寺宇、店铺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书法作品。
蔡德芳在晋江度过他的晚年，他逝世时，与他同时从鹿港迁回晋江的施菼（藻修）撰联挽吊：“老去怕伤心，那堪陵谷变迁，看百万生灵沦为异类；西归偏得计，如此乾坤破碎，剩二三朋辈总是劳人。”写出了这位爱国士绅的愤懑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