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麾下的晋江将领
俗语道：“乱世出英豪”。查阅地方史料发现，明清交替战争之时，晋江沿海真是群雄并起，貔貅如林，分立于以号称“国姓爷”郑成功为代表的南明政权一方和以施琅为代表的清军一方，这一现象，直到康熙年间才随着海疆的宁静渐渐消失。现将当地若干族谱记录的部分关于随郑氏抗清的晋江将领的资料整理如下，或可补方志之不足。
周斌（1598-1651），晋江十四都围头人。其事迹见于《晋江县志·忠节传》：“周彬，字平寰。崇祯初以廪生累建奇功，官至光禄大夫上柱国前军都督府左都督，挂干城将军印，御赐‘忠孝双成’匾，荣赠三世，荫其子文骥入监读书。闯贼陷京师，庄烈帝崩，斌奋力讨贼，移书所部。闻闯贼身死，遂慨然曰：‘我之后死者以贼未讨。今贼已死，吾可下见先帝矣。’从容自刎。子文骥，官参议道。”族谱记载为：“兴宗长子恢咸，讳斌，字平寰。光禄大夫前军都督。生万历戊戌九月廿五日，卒顺治辛卯四月初四日。公因闯贼乱，率兵勤王于贵州土司，从容就义而刎，无骸可葬……”族谱还抄录周斌的《勤王诗》、《仁义说》、《讨李闯檄文》三篇诗文。族谱所记与县志不同，县志说他在听到李自成死讯后自刎，当在1645年。而族谱记他死于顺治八年，即1651年，地点是在贵州土司。显然周斌是随南明皇帝辗转南方，抗清多年才死的。县志有所曲笔，与周斌之子文骥在清朝任职不无关系。
蔡昇（？—1646），晋江十四都塘东人。《塘东村志》引族谱，记：“蔡昇字辉光，拔振公之子。少以拳勇著称，名闻遐迩。早期入寺为僧，后又从医。甚然孝顺慈母，虽贫，必待以丰餐鱼肉。明崇祯朝代，随永胜伯赴援为军锋，弘光帝立以军功，授游击将军，加衔二级，至隆武乙酉，升授左军都督，诰封光禄大夫，仍隶属永胜军守杉关。丙戌二月廿六日，清兵突关，昇以所部出兵抵抗，而永胜军却弃关逃遁，公奋力杀戮殉难矣。”
蔡斌（？—1646），晋江十四都塘东人。著名易学家蔡鼎之弟。谱记：“蔡彬名柱，字佳贤……隆武乙酉因建功，授都阃，仍隶张俊军，协同永胜军守杉关。丙戌二月廿六日，清兵突关，张俊与永胜军弃关逃，蔡斌与都督蔡昇拼力奋抗，殉于疆场。”
李茂（1598—？），晋江十五都石圳人。《石圳三房份李氏族谱》记：“公讳世春，字敦茂，号明山……志切匡君报国，意在扫清四海。扶立隆武，誓志恢复。掌握三军，百战百胜。住镇三关，四出奇兵。初用火攻，夜出杀掠，斩获无数。再出诱敌，诈败登山，追至半道，用上击下。三出奇兵。设立空营，用虚击实，俟其骄兵尽到，然后埋伏四出，左右共攻，追奔遂北，灭迹扫尘，得马千余，器械无数。四出奇兵，诱敌劫粮，先遣猛将百余，抄出敌营，杀掠敌兵，夺取敌人辎重马匹无数，斩首献功，捷闻到省。主上喜悦，群臣庆贺，旨准吊面君。优诏褒谕之曰：‘得君将略智谋，真义勇将军耶！’（时在隆武二年五月十六日也）即敕封为永胜伯爵下火攻参将，加御副总兵官，挂印左都督。住镇福州，总督溜崎等处地方水陆军务。到汛之日，束兵爱民，秋毫无犯。到任三载，屡建大功，捷书奏闻，加封重赏。后因四方兵起，天下扰乱，国势危急，召兵征夷，率将破敌，深入重地，百战百胜，误坠奸计，断绝粮道，至于三军匮乏，食鼠罗雀，援师莫至，矢尽弦绝，救兵无闻。于是北面谢恩，从容就义，慷慨捐生。”
李志，晋江十五都石圳人。谱记其：“讳秉重，字仕机，号道参……时因各处骚动，盗贼蜂起，豪杰各据一方，募兵勤王，扶立隆武，保全万民。而李志公（改名蔡志）招集死士之友，结纳智谋之人，倡义起兵，匡复帝室。战于二童（即江西二童关），矢石交攻，不避干戈，又复秣马临阵，士卒再战，一以当十，十以当百，以至于当千当万。奋呼追逐，斩首数万。捷闻到省，朝廷褒谕，亲授总兵副将，镇守海山、眉州、光阴等处地方（在兴化莆田县所属）。准许招募人马，以成恢复大举之计。时干戈四起，及隆武失位，国运既转，天下大乱，始复告计归农。解散卒位，变易姓名，以保余年。知时进退，明达吉凶，可谓明哲保身矣（时告归本家，有从事家丁二十余人，皆系智勇双全，与共事征战之人，当日本乡有渔船十五只，皆被兵丁强占毁拆，独有张郑二家丁，奋勇击拏，而兵丁尽皆奔走无地，而敦颖治兄之船保全，并十五只之船与治兄之船尽能保全无事）……李志以老七十，一旦泰山崩颓，病终于家。”
黄光灿（1581-1653）晋江二十四都龟湖人，据《铺锦黄氏族谱》：“光灿，一名钺，字毓贤，号汉白，由天启甲子、丁卯，崇祯癸酉三科武举人，钦选广东广海寨守备。覃恩敕授宣威将军……注意军政，务革虚冒。同官咸加畏惮，竟以严正不阿为忌者所扼。归家值清师入闽，诸无赖多乘间剽掠。公募乡勇以固里，族人赖之。”
丁楠（？—1647），晋江陈江人。《陈埭丁氏回族宗谱》所录《乔初公忠烈传》：“公讳楠，字世宏。幼而颖悟，好读书，文章超然高举。弱冠采芹，当明季之时，天下扰攘，州郡瓜分，朝廷重武略，乃效班超投笔，弃文就武。崇祯己卯科乡试中式武举。其时抚台吴之屏最重文学，见公丰姿俊美，韬略兼备，摺奏作进士用，特授广东潮州府西营守备，晋阶怀远将军。适值鼎革，归隐林泉，国朝欲官之，公以节辞焉。然亦不为求生害仁，苟全生命于万一，乃聚族人子弟倡首勤王。初至溜石近处地方，城中闻警，大兵尽发，四无接应，独力难支。公败北之际，问军士曰：‘此何地名？’曰：‘无种坑。’知非吉兆，退师五里，至陈翁桥，竟与屈大夫为伍……”又《祖乔初丁公叙》一篇交代丁楠为配合郑成功抗清而起兵的背景及其战死的年代：“乘南澳总兵胞弟芝豹聚众安平，并各处多占据要地，余祖奋不顾私，招纳壮士，未满千数，即谋夺泉州水道隘口。岁丁亥（顺治四年，1647年），与大清军战于泉南陈翁桥，不利……竞匿魄蛟宫。”
以上7位为南明抗清将领，虽未标明与郑成功相隶属，其实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周斌，虽曰他最后随南明永历皇帝转战牺牲于贵州，但从他写的《勤王诗》（“我本一书生，奋身戎马场。微躯聊报国，宠命以封疆。海寇平初喜，京师陷可伤。君崩臣必死，孰敢不勤王。崇祯甲申年端午，晋江郡城虎山罪臣周斌恢咸氏书于鹭江官署。”）看来，明亡时他正在厦门水军中任职，当时郑芝龙任福建都督，周斌应是他的属下。余如蔡昇、蔡斌、李茂、李志则为与郑成功共事隆武帝、同守杉关者，因永胜伯郑采执行郑芝龙不抵抗的命令而败亡。至如丁楠、黄光灿原来是退职归家的明朝将领，清师入闽时在家乡自行组织乡兵自保或主动进攻，其实是与在安平举义的郑成功相互呼应的同盟军。在丁楠进攻扼守晋江水口的溜石寨败亡的当年八月，郑成功就亲自“遣水师一镇桑一筠同杜辉暗袭其寨，另着郭新、余宽暗伏其寨中途，俟彼回救，齐起夹攻”，一举攻破溜石寨，杀死其守将解应龙，就是证明。
谢纶，晋江廿一都人。《温陵芝山刘氏大宗世牒》记：“灵秀山在二十一都，烟云出没其上，势甚秀拔……明末丁亥（顺治四年，1647年），都有狂生谢纶，投郑氏，聚寨剽劫于此山中，殿（海潮庵）因而被毁。”
谢锡胤，字而禄，号申伯，晋江二都洋美人。《宝树谢氏族谱》记：其“席父余荫，自少读书，至长大成人犹不废卷，未尝操耕耨之事……惜公壮也所学非举业，后流于术数而不精，晚年不识时势起义于海滨，继以无成，竟陨其身。惜乎！”谱中未记其生卒，然记其兄桓圭生万历甲申年（1584年），则谢锡胤在清顺治年间在沿海参加抗清已是花甲之年了。
蔡纯登（1592-1647），晋江东石人。东石《西霞蔡氏族谱》记：“旧载公仝郑成功取南京，授右协大将军，力具千觔。惜也，一败而阵亡焉！”
蔡方爵（1637-1691），与蔡纯登同为东石西霞人，谱记：“经授藩前亲军二领”。
张肇仪（1587-1645），晋江十六都山头村人。《侯山田墘份张氏家谱》记：其“字尧恩，号亘峰，生万历丁亥年（1587年）七月十三日酉时，卒隆武乙酉年（1645年）七月廿四日酉时；先妣王氏谥贞烈，洲女，生万历癸巳年（1593年）又十一月，卒顺治戊子年（1648年）四月初十；继妣林氏，谥勤德，庶妣胡氏，名三娘，广东女，葬广城。又庶氏名二娘，安平女。公殁于台州五员湾……”族谱未记其抗清事迹，但按民间盛传，张肇仪力大无比，能举军营中大旗挥动，被郑成功看中招入军中，还为其派军士在该村张氏堂前开大塘一口，至今尚在。后来张肇仪任军官，坐于郑成功的偏驾，中炮死于南京港口。倘若如民间所说张肇仪死于郑成功进攻南京一役，他的死年应在清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年），而不是如族谱所记在隆武乙酉年（1645年）。不过，族谱记张肇仪的元配王氏卒于顺治戊子年（1648年），死于张肇仪之后，那张肇仪就不可能再娶“继妣林氏”，由此可见族谱有误。
黄赓鸿（1602-1666）晋江东石人。《东石紫云黄氏渊源简史》载：“黄赓鸿，讳日炳，字继登……隆武君登极于闽，太师郑公庙算征兵……遂题荐游击职衔……清已入关矣。父方谋隐计，又为锦衣郑公拔以从事。辛卯岁，清隅两岛，父见国势不振，始避迹江湖……郑公闻之，知父忠正贤能，遂使任掌保库，发洋船务……郑公侦知父为乡人感服，催为总约，加为沿海都总约，理正副，兼理文武饷务等事。”“锦衣”为富贵者之服，在这里指郑成功。因黄赓鸿颇有能力，故虽几番想退避归隐，郑氏仍一再委以重任。
林欲梧（1573—？），晋江西滨人，尚书林欲栋之弟，林欲楫之兄。《西滨乡志》“徙居台湾支派”记载：“他坚持民族气节，捐家资助郑氏军饷，并组织义士，随郑成功进军台湾。他是西滨迁台湾的第一人。”林欲梧之兄林欲栋任明朝尚书，弟林欲楫在南明隆武时也任过尚书，他本人是地方上有名望的绅士。不知他具体在哪一年参加郑军，如果说到“随郑成功进军台湾”，他已是88岁高龄了。
范博梦（1625-1680）晋江十四都陈厝村人。《鳌江范氏家谱》记：“公生长晋江十四都，播迁荡析，浪迹江湖。郑氏踞台湾，公从而家焉。郑氏以公督舟运饷，军务倥傯，不或归视祖里……”后来范博梦一家定居台南，成为当地名族。
范英，晋江十四都陈厝村人。《鳌江范氏家谱》记：“公性聪敏，博学能文。革命之时，山海鼎沸，公弃儒冠游海上，欲籍此成名。然刚愎自用，竟以恃才杀身。”
吴斌（1636-1683），晋江十四都围头人。吴氏《龙文家乘》载：“壮毅公，讳斌，小名六官，海峰公季子，元配曾夫人，生子应桂、应兰、应章。济公兄志云：公自为儿时即抱负不凡，稍长，目击时艰，辄有济世之想，永历间从郑姓任安远将军，协守湖岛，丁亥澎湖之役，铳矢交攻，殒身孤岛。虽昧天命之有归，然忠于所事，亦可谓人豪矣。私谥之曰‘壮毅’，非虚美也。公生崇祯丙子年十月十九日戌时，卒崇祯癸亥年六月廿二年未时。”从所记文字前后对照，可以知道文中有两处写错，一是“丁亥澎湖之役”，据其生卒时应为“癸亥”，即施琅攻打澎湖的1683年。二是“卒崇祯癸亥年”，应为“卒康熙癸亥年”，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写传记的族人为吴斌私谥‘壮毅’，赞美其始终于明朝，而不愿意写上清代的年号吧。
柯宸枢（？—1649），清江日升《台湾外记》载：其“福建泉州晋江人，隆武曾授以参军，督军出关，屡有其谋。”郑成功最初于安平起兵誓师时，以柯宸枢为参军兼统领。
郑成功长期据守晋江沿海为基地，在围头、东石等港口驻有水军。地方上一些有勇有识之士多为其所用，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经历磨炼，成为郑军中的将领。以上几位，除林欲梧外，都是起于草莽的豪杰，效力于郑军中并获的一定地位者。当时战争形势复杂，一些投奔郑军的人为了不连累家人，每常改名换姓；而更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则因郑氏政权最后败亡而在官方的志书上销声匿迹，如果不是这些清初修的族谱留下些许蛛丝马迹，他们的名字就永远湮没于历史的烟雾中了。
郑军铸炮基地西畲
西畲村原属晋江九都，西南与原属八都的安海镇比邻。据《西山杂志》云：“周有东畲西畲，西畲地辖晋南，设有西畲酋长管辖畲人。秦汉之后，畲人汉化，只存西畲之名称也。宋绍兴时造东安桥，百工俱至，有吴洪、许畴、苏禄善冶熔，在西畲酋故址治理百工之具，遂家于此，称西畴也。因其在东安桥之西，沃土弥漫田园禾稻之香也。”其实，西畲地名古老可能与畲族原居此地有关，只是村落的形成没有这么早。周时以至秦汉时尚未设晋江县，何来“地辖晋南，设有西畲酋长管辖畲人”？但这段文字透露了一个信息，即西畲村早在南宋时即有“善冶熔”、“治理百工之具”的工匠。该村又称为“师雏”，意颇难解。古诗有“雏凤清于老凤声”，以喻佳弟子，“师雏”或有名师出高徒之义。
西畲村居民多为陈氏，灯号“锦亭”，相传其肇基祖于明初从石狮锦亭迁来，世代相传，以铸铁锅、犁头为业。晋江通用厂、安海八一农械厂、官桥铸造厂的前身都是由此地小作坊发端的。现在该村有1000余人，70%人户从事铸造业。村中新建有祖厅一座，内有《西畲陈氏祖宇重建碑志》载其族史：“明永乐廿年，师雏（西畲）开基始祖怀逊公，系锦亭六世，历经饥荒、瘟疫、战乱等灾难。为哺育子孙，繁衍后代，怀逊公及其后代奋发图强，大力开垦农耕，兴办产业，钻研冶炼技艺，业绩逐渐发展，终砺成泉南一代铸造第一乡。斯时倭寇犯边，郑延平王驱倭复台，研铸大炮，既售给东石船商抵御倭寇侵扰，又提供给郑军而屡建伟功，后被密告清廷，族人私造兵器，遭遣军围剿，险被灭乡，致使部分宗亲逼迫远逃广东、台湾等处谋生……”
关于铸造大炮，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崇祯十年（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中已有专章提及。“凡铸炮，西羊（洋）、红夷、佛郎机等用熟铜造，信炮、短提铳用生熟铜兼半造，襄阳、盏口、大将军、二将军等用铁造。”“火器，西洋炮，熟铜铸就，圆形若铜鼓。引放时，半里之内，人马受惊死（平地爇引炮有关棙，前行遇坎方止。点引之人，反走坠入深坑内，炮声在高头，放者方不丧命）。红夷炮铸铁为之，身长丈许，用以守城。中藏铁弹并火药数斗，飞激二里，膺其锋者为齑粉。凡炮爇引内灼时，先往后坐千钧力，其位须墙抵住，墙崩者其常。大将军、二将军即红夷之次，在中国为巨物，佛朗机水战舟头用。”又有制造鸟枪法，“凡鸟铳长约三尺，铁管载药，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凡锤鸟铳，先用铁捶一条大如箸者为冷骨，裹红铁捶成。先为三接，接口炽红，竭力撞合。合后以四棱钢锥如箸大者，透转其中，使极光净，则发药无阻滞。”访问西畲村老人，所言制作鸟枪的方法与《天工开物》全然相同，而铸炮的方法，用耐火土做成火炮外模，内穿一耐火土做的圆柱体，使周围间隙均匀，以溶化的铁水灌注其中即成。当时铸炮皆用生铁。晋江沿海出铁沙，可以炼铁，还有安溪一带出铁矿石，所炼的“湖头铁”，皆可采用。故《天工开物》中称“西北甘肃、东南泉郡，皆锭铁之薮也”。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因东北战场的需要，明政府曾自铸一批大炮，称为“神器”。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壬辰，时任刑部尚书的晋江人黄克缵疏言：“臣任协理戎政时，曾募能铸吕宋大铜炮匠人来京，铸完大炮二十八位，遣援辽宁备黄调焕同壮士陈有功、顾应泰等三十人，解去辽阳七位。其一位重三千余斤，为李秉诚请去，奉集一发，击毙建夷七百余人，将官二人。此道臣高出之所目击。其余重二千余斤及一千斤者，分守辽阳山东，闻再发击毙建夷二千余人……若募百人演习而善用，当可当浙川兵一二万人。此则神器所当急演者也。”据石狮博物馆收藏黄克立墓志铭等资料，则黄克缵所调善铸炮者为“同安人”，所携工用炮者皆为“闽卒”。
据金国平、吴志良《澳门博卡罗铸炮场之始终》考证，明末葡萄牙人开设在澳门的铸炮场，原来铸的都是铜炮，后来从中国匠人处学到铸铁炮的技术，才大量鼓铸铁炮。葡国埃武拉公立图书馆及区档案馆至今保留一份以葡语撰写的合同：“1623年12月13日，总督与留发汉人、铸铁匠人有苍、德泉签订合同，为总督铸造他下令铸造的火炮。条件如下：提供铁、炭、鼓风人员及铸造场所。每百斤铸造费用为3帕尔达乌。若试验时有炮炸毁，铸造者必须将其熔为铁丸，不再付费。每铸百斤支付二经纪人（不含翻译费用）1番银。不铸造30至40担以上的火炮。经纪人为平鸿、任泉。众人画押。”该合同证明，中国匠人掌握铸造铁炮的技术更在葡萄牙人之先。
从台湾回传的民国十八年《泉州府晋江县从九都西畲乡陈氏族谱》记载，其十世有名乌者，“少失怙，时与堂叔裒斋公居，动作已自不群。长益自异，外游于广，投军习武。幸天默相，历职至惠州海丰总兵官。彼时公之胞叔洪端公曾往二次，音信不休。天启癸酉年，眉伯父入伴，亦有信通往复。值海寇捣其公所，举家逃焉，不敢回乡。至熊军门时，有子邦基、邦辅灭海寇有功，皆职补千总。遂籍居海丰县墩下所。噫，公以孤穷之子，徒步外游，职至藩镇，才亦伟矣……今之子孙彬彬济济，世相传安平‘犁头陈’之派，不忘本也。”当时陈乌之所以能以“孤穷之子”成为总兵，很可能也与他是“犁头陈”之派，懂得制造、使用火炮有关。
郑成功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自起义抗清，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渡海往台，晋江沿海一带一直是他固守的基地。无论攻守，多有使用火炮的记录。如顺治七年六月攻云霄，部将柯宸枢“至炮矢尽，全军皆没”；顺治六年十二月，“传令发炮攻达濠寨；”顺治七年四月，与郑鸿逵合师攻新墟寨，“用灵熕击平其城，随赴藩乞降。”顺治八年“改厦门为思明州，以郑擎柱为思明知州，督民夫筑炮台数处，拨劲旅防守。”顺治十年五月迎战清将固山，“瞭见虏尽度河，藩令发起地炮一连，将在过河之虏一尽烧死。”……郑成功作为一名知兵善战的将领，对于火炮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很重视。他在顺治八年曾“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又在军中设有“火器镇”。以理推之，他利用附近安海善于冶铸的西畲村民为其铸炮制铳是一种必然之事。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兵攻入安海。据上述族谱，当年五月廿四日“在宫前乡被王兵所诛”的有陈肇睿、陈肇实、陈肇寅等人。族史所言西畲村作为郑军铸炮基地，受到清兵报复的事由此也可得到证明。
随施琅攻克澎台的晋江将领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廷以晋江人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师平台，经过七天激战，一举攻克郑氏集团部署为第一防线的澎湖岛。郑氏集团主持军事的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力主投降。十月，施琅率师入台受降，终于结束了郑清双方四十年来的对峙，赢得闽台两岸交流发展的新局面。
在施琅平台战役中，有许多晋江籍的将领和战士，因为他们亲身经受郑清战争带给晋江百姓的灾难和痛苦，迫切需要结束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而作战勇敢，功绩斐然。战后，有一些更被委以重任，任各地军事要职，在方志留有传记；有的则解甲归田，安享余年，在地方谱牒也可寻其踪迹：
吴英，字为高，晋江五都大浯塘人。小时家贫，其父在郑成功军中，吴英曾往厦门寻父投军，以王为姓。后投清军，参加收复金厦两岛及抗击耿精忠叛变的战斗，因功升任同安总兵，时施琅来任福建水师提督，主持攻台事，“引英自助，英谓琅曰：‘公与海上有父子弟侄之仇，今日事为国靖难，不挟怨杀降，英敢不惟命。’琅从之。”可见吴英的战略远识。在进攻澎湖的战斗中，“郑氏势盛，前军被围，英单船拔出之。翼日进攻，杀其先锋，烧其船。英所乘船忽为潮水冲着石上，敌船火烈将及，副将詹六奇驾小舟挽英避再三，英以众军在船，义不独存，坚却之。船忽浮起，士气益厉，战弥力。”攻下澎湖，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施琅凯旋，留英镇抚其地。”后吴英由舟山总兵升四川提督，又由施琅荐举，调福建陆路提督，旋改水师提督。康熙皇帝对他颇信任，赐以御书“作万人敌”，褒扬其作战英勇。加号威略将军。卒赠太子少保。
林贤（1632-1687），字克希。祖自晋江马平迁南安霞殿，方志、族谱皆作晋江人。“少未遇，游东海间，操赢缩之计，与海外诸国互市，诚信著明，人咸重之，以海氛拒命，因辞去而自归于朝。”郑清战争破灭了林贤的海商前途，迫使他从戎于清军水师。不久即以从平金厦功授海坛总兵。随施琅攻澎湖，在决战时领第一船冲锋在前，身负重伤而死战不已，十分突出，其子林达有《平台纪事》详记：“施公（施琅）见众心观望不齐，复与少保公（林贤）商议。少保公曰：‘国家四十年来，为此海寇屡抚屡剿，所费钱粮何止千万，沿海数省百姓被害，不止千万。如今已扼其吭，若不乘势平定，日后何有破台之举？’……廿一日，施公会集各镇言曰：‘明日分两股进兵，设阄拈定次序，庶不紊乱。今寇船泊在澎湖东边山，就东边拈起。’少保公向前拈得第一阄……少保公一舟直抵妈宫前寇围中，寇利我孤军，以四舟合击少保公一舟，少保公首先冲阵，身中二箭，后舟不至，少保公纵火欲自焚以励将士，从午至申，尽力殊死战……舟中兵士死者一百九人，负创者一百六十四人……施公登少保公舟，睹积血盈踵，横尸满目，泣劳曰：‘公血战破敌，功莫并矣！’论功加世职，卒赠太子少保。”
施世骠（1667-1721），字文秉，施琅子。“年十五六，时父琅征澎湖练舟师，骠侍舟中，尽以其法传授，耳闻目睹，备得诀要，澎湖之战，即能轻舰直前，冲冒烟火，血战不休。”功授左都督济南城守参将。康熙三十四年随帝北征至四十三台，屡升临清副将、定海总兵、广东提督。福建水师提督吴英卒后，以施世骠继任。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反，全台俱陷，施世骠率师往台平乱。曾“彻夜立风雨中以镇军心”，自是得疾，卒于台，赠太子少保，赐谥勇果。
施世騄（1648-1708），字文绍，施琅侄。少时即随施琅于军中，通经史，喜骑射，亦探研阵法。以游击衔从征澎台，“波涛剑炮间，击楫薄敌”，功授涿州参戎，调张家口副将，训练藤牌兵，复升授延绥总兵。因守制，卒于家。
施裕（1648-1715），字容侯，施琅宗弟，年十四即随父逃难海澄，依施琅军门，施琅“提兵征战，公无不在行间。兄以推心委赖，弟亦竭力助成”，后随军进讨澎湖台湾，以军功授左都督，任四川松藩镇右营游击。其功弟施祝兴（1653-1683），以随征守备阵亡于澎湖；兴之胞弟施升原名祝冠，亦以功加左都督，赠荣禄大夫。据族谱，施琅族人随征澎湖者还有施韬、施肇勋、施肇瓒、施衍传、施应枢、施润琱、施崇、施程琱、施宏琛、施辅、施世骧、施玮、施玑、施超、施玉、施瑶、施璇、施珀、施仁、施联观、施秉、施天助等多人，多因军功得封爵。
阮钦为（1643-1705），字君博，先世自漳州徙惠安，复家于泉城西门，葬晋江青濛，传记皆作晋江人。原为郑军将领，后降清，由副将职衔守备长乐，摄水师左营，调铜山镇，会舟师攻克厦门、金门。随施琅克澎湖，“移航八罩，示无退志”，“直居前锋之前，战取澎湖”，“随师入鹿耳门进抚台湾”，因功授左都督衔台州副将，摄黄岩总兵，擢汀州总兵、南澳总兵，“所仕之地，咸捐赀葺文庙，设义学，有古儒将风。”卒于官，赐祭葬，赠太子少保。
曾成，字平卿，相传为英林湖尾人。船工出身，原为郑军将领，后投清。平台之役，署后军游击，旋为先锋，以战功授兴国参将，后擢杭州副将，调象山，迁广东碣石总兵。
裴震忠，原为郑军将领，康熙十年率众投献厦门城，授副将。曾派往台湾招抚郑氏。康熙二十五年领藤牌兵进征犯边的沙俄军队，因功授龙门右营守备，升陕西左营游击。
林达，字敏仲，林贤长子，随父攻克澎台，功授左都督、霸州营游击，调镇海右营，迁莱州参将，擢杭州副将，浙江黄岩总兵。
王廷彪，由武举随施琅攻克澎、台，叙功加左都督，授龙泉参将，迁石匣副总兵、升古北口总兵。
洪范，字寿箕，由武庠授千总，复兴泉，擢中军守备。从平金厦，克澎湖，升左都督管同安营事，转湖广参将、庆阳副将，升海坛总兵，署陕西固原并福建水师提督印。卒赠太子少保。
张国，字昭侯，蚶江人，原姓欧阳。以平台功授襄阳游击，迁台湾北路参将，屡升福州副将、台湾协镇、定海总兵。
林政，字叶山，以从征澎湖功加左都督。复随征噶尔旦有功，历官福建陆路提督中军，升江西袁临副将，从平台朱一贵乱，署水师协镇。
黄日，字邦耀，康熙十九年从万正色率舟师克海坛、平海、湄洲、浯洲、厦门。二十二年从靖海侯施琅克澎湖台湾，时“风急帆摇，敌势方张，舟人畏祛观望，日奋袂起，夺舟师所捩舟，乘风突进，诸军皆进，遂破之。……叙功授左都督，久之借补同安营把总，视前所授阶降，而日处之恬然。”
邱天胜（1633-1713），字孚功，晋江东埔人。“因海氛内讧，人无宁宇……公始辍诗书学弓矢，以武略受知于提督万公，平金厦，定两岛，题副将职。旋随先将军施公征澎湖，靖台湾，授都督衔……除授贵州参将，赐敕世袭。”
倪兴（1659-1723）字在侯，晋江陈江人，居泉城。时值“靖海将军施公大校将士，长公即投笔从戎……戮力行间，历著劳绩，不数月自把总递迁游击”，历任厦台盛京训操、安平副总兵官。卒赠荣禄大夫。其子倪鸿范亦以“募士卒，备军粮，效力戎行”，平台乱起家，官至浙江提督。
王锡爵（1637-1702），一名旭，字荆岳。深沪人。据其自叙：“攻举子业不就，忽悟大人言，于是遂弃砚田不耕而从太阿龙泉游……幸逢靖海将军施奉命削平台湾，予因随进同师出海，虽战舰中炮矢交攻，而予未尝心动，向前取胜，直捣其巢，因得奏捷焉……授以功加左都督，仍记余功一次。”
黄张国，东石檗谷人，檗谷黄氏大宗祠有“世袭罔替”匾，书其“清同靖海侯施平台有功，勅封加功，官世袭罔替赠荣禄大夫左都督”。
王会褒（1649-1693）字承勋，洲人，因随施琅平台功，封都督荣禄大夫。
据不完全统计，清初从施琅平台立功的晋江人就有四十多位，其中除少数蹭蹬失意如黄日者，后来多数升任要职，再立新功，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官。在晋江历史上，记录下辉煌的一页。
那么，为什么唯独在攻克澎台这一战役中，晋江出了这许多立功将领？首先应与时局的动乱有关，因为明清易代，战争频仍，而闽南最为严重，郑清交战达四十年之久，百姓无法安生，往常的读书应试，通商赢利以至勤劳耕作生活皆成为奢想。“家无浪荡子，官从何处来”，一些人只能投身军伍，寻找出路。而晋江人多习水性，知海路，在水战中自能施展长处，峥嵘头角。其次，攻打澎湖这一场战斗关系到两岸军事力量对峙的终结，参战者都深切感受到战争为家乡、亲族带来的痛苦，亟盼尽快结束战争，换来和平的局面，以此为动力，作战更加勇敢，从将领吴英、林贤的言行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三，晋江人施琅作为统领平台水师统帅，自是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利用同乡、族人、家人的关系，为其效力。所以在他的水师中有这许多晋江籍将领建立战功。
“边界石”前话“迁界”
2009年8月，永和古厝村村民发现一处晋江前所未见的“边界”石刻。
古厝村老陈带我们来到古厝村南一座俗称“前石”或“印石”的丈把见方的大石前，用镰刀砍去遮蔽在石头前一人多高的杂草，果然看到在那座苍苔斑驳的岩石朝东一面的右上方分两行刻着四个大字：“奉旨边界”，文字粗劣，大小不等，字径16～20厘米。
老陈说，过去村民常在这石上爬上爬下，也都看到过石上的字，但都不知是什么时候刻的，有什么意思。近日他在报上看到惠安发现一块关于迁界的碑刻，文字完全一样，这才报告电视台的。
委实，清初迁界石刻在福建已有几次发现。2004年11月，厦门翔安马巷镇沈井村祖庙发现一件长38厘米、宽28厘米、厚13厘米的石碑，上刻“奉旨迁界”。2008年3月，漳州云霄县大埔村发现一件长120厘米、宽30厘米、厚15厘米的石碑，上刻“奉旨边界”。2009年7月，惠安螺城镇王孙村发现一件长240厘米、宽46厘米、厚23厘米的石碑，上刻“奉旨边界”。除翔安石碑上刻“奉旨迁界”外，其余刻的文字都一样，格式也相同，4字排作2行，一边单写“奉”字，一边写“旨迁界”3字，为表示对“圣旨”尊重，另起一行，“旨”字比“奉”字提高一格。而这些与“圣旨”有关的文字，却都以拙劣的书法写在未经雕琢的石板上，显见得那是一个非常时期的产物。无疑，永和古厝村“奉旨边界”和上述3件石刻同为清初迁界留下的石刻，只是前3件都是石碑，可以搬动，而这一处是“摩崖石刻”，是不可移动文物，更有价值。
说起迁界的历史，应推溯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之前。自清朝定都北京，开始统一全国战争以后，各地的抗清势力渐次被消灭。而据东南沿海岛屿为基地的郑成功顽强地与之抗争，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沿海百姓深受其苦。如永宁《鳌城迁清溪张姓家谱》所言：“兵戈迭起，累年不息，虏（指清军）剿义（指郑军），义剿虏，城中阴磷，道途不通，遇虏为虏所戮，遇义为义所劫……”然而灾殃远不止此，至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北伐失败，回守金厦两岛，发挥其海上优势，挫败围攻的清军水师，继而又在顺治十八年率师东渡，收复被荷兰殖民者盘踞多年的台湾岛，作为抗清基地。此时，为断绝据守海岛的郑军兵员、物资的补充渠道，清廷在沿海实行“禁海迁界”政策，使百姓遭受更大的灾难。
始倡“迁界”者，一说是由郑军投清而被封为海澄公的黄梧，曾上本陈“灭贼五策”，其一谓：“金厦两岛弹丸之地，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浙、闽、粤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一说是原任漳州知府房星烨，“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曜上言，以为海兵皆从海边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板不得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当时清廷执政者（时顺治皇帝逝世，康熙皇帝尚幼，由鳌拜等大臣执政）果然采纳他们的建议，下令：上至山东，下至广东，沿海三十里居民悉迁内地，村社田宅，悉皆焚弃，沿界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命兵部尚书苏纳海于顺治十八年八月亲至闽南勘界，实施禁海迁界。“逢山开沟二丈余深，二丈余阔，名为界沟，又沟内筑墙，厚四尺余，高八尺（一丈），名为界墙，逢溪河，用大木椿栅，五里相望，于高阜处置一炮台，台外二烟墩，二（三）十里设一大营盘，营将、千把总率众守护其间……时守界弁兵最有威权，贿之者，纵其出入不问；有睚眦者，拖出界墙外杀之，官不问。民含冤莫诉。”
据此可知，永和古厝村发现的“奉旨边界”石刻，就是当时划分界内、界外的标志。古厝村原名许厝，离海30里，地处高坡，可东望至海，很可能是当时清军营盘驻地。村民说，界石前不到1000米处，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运沟”，一端通深沪方向，一端通安海方向，这应该就是当年的界沟。
因为迁界，原来沿海一带经济颇发达的不少卫、所城都遭受毁灭性破坏。如永宁卫城，“至清顺治十八年，海寇相侵，旨迁卫城及沿海居民以防接济，即将城石移迁十里内建寨，嗣而城坏矣，嗣而雉崩矣……破瓦颓垣，化为丘墟荆棘。”崇武所城“十八年辛丑九月间，即康熙嗣位之初，旨下南浙闽粤沿海地方迁弃，城堆屋毁尽化为丘墟。”福全所城“国初海氛寝炽，所城内外寺院、民居，悉遭毁劫。”
数以百万计的沿海居民被迫背乡离井，流徙他方。至今晋江许多族姓的谱牒著述中还存留着对“迁界”惨状的记忆：
《浔江施氏族谱》记：“朝命甫下，奉者过于严峻，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藁，望门依栖……”
《圳山李氏族谱》记：“壬寅之岁（康熙元年），迁民流离失所极矣，加以饥馑荐至，辗转沟壑，而孑遗之黎民，至于十无二存。”又记族人某：“迁移之谕既下，而巡界之兵迭至，乡党之高堂大厦随复而为丘墟战场矣。于是扶幼携老，挈家襁负，侨居外家（即英林也），将欲安身之计，而大兵又四出矣，几死边地之场。至于流离辛苦，始复再徙宅内，旋而移居青阳，住青阳二十二年。”
《岱峰英岱三瑞堂洪氏族谱》记族人：“播迁之日，先母已殁，而灵柩在堂。尔时故地荒丘，家室灰烬，海滨虚无人焉，又复王兵扰缉，出界者死，公甫十三岁，自冒险偷界以拾先妣之骸。”
族谱记载说明，迁界命令非常紧迫而严厉，造成无数沿海百姓仓皇出走，无家可依，衣食无着，客死他乡。偶有因事到界外者，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迁界时间长达至22年，复界后得以保全残喘回归故里的人，只不过是原来人口的十分之二三。
晋江人施琅时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与一些较有识见的地方官员都反对迁界政策。他曾在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上《尽陈所见疏》，从迁界违背国土统一的原则，造成税赋减少，民生困苦，军费加倍，界外无人区不安全因素增多五个方面指出迁界的失误。他了解“迁界”的症结在于台湾未平，明确地提出要以克平台湾来解决“迁界”问题。其奏章措辞尖锐，语气激烈。但当时执政者不但不能采用其建议，反而解散水师，将施琅召入北京为内大臣，闲置了十三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年逾花甲的施琅重新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经过充分准备，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率师克平澎湖、台湾。康熙皇帝采纳了施琅的建议，于次年十月下诏：“今海外平定，台湾、澎湖设立官兵驻扎。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禁海、迁界政策终于废除，数以百万计的沿海人民始得结束流离失所的生活，回到家乡，重建家园。
如泉州人陈迁鹤所记：“乙酉秋，予自京回里，望界外疆场彧彧，禾麦穟穟，喟然叹息，谓向日迁界之苦，余所亲见，今日还界之乐，余又亲见。大哉将军之功，可铭闽山而不朽……居人蹙然曰：施将军所贻也。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圮墙阤垣复为华堂雕桷。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远也。”沿海百姓都把复界的功劳记在施琅将军身上。
渡尽劫波兄弟在
晋江离金门最近的地方是金井镇的围头村，相距不过5.6海里。如《晋江县志》所言：“围头，外港要口。在县东南，距城一百三十里。与金门之料罗洋面对峙。真德秀状：正瞰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在古代，围头因她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金门、厦门一起成为泉南的海上门户。明代有《赵鸣珂传烽歌》：“传烽号令妙无穷，闽地烽烟更不同。浯屿水寨第一险，形势直与厦门通。一炮一旗控泉郡，一炮二旗南日烽，一炮三旗烽火路，一炮四旗望悬钟。八闽上游号南澳，一旗独举加两炮。梆声报小埕，北接烽火门，屏藩福郡号长城。海坛雄踞虽称险，贼船必泊要当心。菱蕉诸司如有警，两炮三旗梆不停。五澳金门齐会剿，贼若败走出何方？峰上、围头避风好，一旗三炮响如雷。福全、深沪两军来，兵逼涛冲停不得。不走连盘走坛壁，官井流江合力攻，岱坠湄洲齐把截。东断江浙西断广，内防接济外防汲。日旗夜火梆如风，小丑幺么自消灭。”可见围头、金门唇齿相依，共同防御外敌的关系。
然而，自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由于历史的捉弄，本为同根生的金门与一水之隔的围头竟分离对立达半个世纪，两岸同胞“共此一江水，脉脉不得语”。
1949年，中国新旧政权正进行交替，解放军跨过长江，势如卷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晋江、厦门相继解放后，解放军从当地抽调了一批渔船和船工，于10月24日凌晨运载先头部队7000人的兵力，仓促进攻金门。登陆的地点就选在金门西面翼尖的古宁头。因为指挥者不懂潮汐变化规律，首批船只一靠海岸，战士们便陷入敌军双面夹击的火网中。运载的船只已经返航，退路已断，前进又不可能，战士们只能在一片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拼死抵抗，在他们登岸的那一刻，潮水已开始退去。要等到后援部队，那就得等到下一个潮汐，也就是要等上12小时。在这天时、地利、兵力、装备全都不利的境况下，数千解放军战士坚持激战了两天，终于全军覆灭。国民党军队在金门站稳了脚跟。金门、围头从此分属敌对的两个阵营。
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喘息未定，便凭海、空装备的优势，频频派兵骚扰大陆沿海。1949年10月19日，从台湾起飞的重型轰炸机4架，向围头村扔下12枚重磅炸弹，无辜村民被炸死21人，伤45人，炸毁房屋203座。渔民出海作业，更常惨遭金门守军的枪射炮击。人们痛恨地称之为“蒋灾”。
风水轮流转，到了1954年，解放军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对蒋军进行惩罚打击。从当年9月3日起，连续发起多次对大小金门蒋军阵地的炮击。1958年8月23日，更发动震撼中外的“八·二三炮战”。从围头到厦门沿海，万炮齐轰金门，而金门蒋军也拼命还击，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在对方的土地上。据后来统计，落在金门岛群上的炮弹达97万发，太武山下公墓区平添了数以千计的新坟。而围头一村，也承受164次炮击，落弹1200发，死4人，伤21人，房屋被毁389座。炮战之时，村中老幼妇孺仓皇撤出，转移到“二线”即离海稍远的村落暂居；青壮年则参加基干民兵，在前线配合部队扛炮弹、救伤员。“八·二三炮战”一直延续到60年代，从大打到小打，从天天打到单日打双日不打，从实弹炮射击到只发装传单的宣传炮。
炮声渐停，疏散到外地的村民陆续回到了围头，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扛出炮火下遗存的破旧木船，修补完固，重新扬帆出海。只是，双方的军事对峙，使在这一片海域上作业的渔民每每举步维艰。
围头村70多岁的老渔民吴天尚曾讲述过他当年两次因出海被羁留金门的经历：
1974年6月的一天，吴天尚与同村两个渔民一起驾小船、竹排到海上钓鱼。不知不觉就驶到金门的“禁区”，突然间，两艘金门的快艇劈浪飞驰过来，机枪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飞过。他们只好把船停下。那快艇很快来到跟前，不由分说就把他们驾驶的木船、竹排系在艇后，飞也似的往金门港里拖。吴天尚所乘的竹排在呼呼的风浪中载浮载沉，几欲倾侧。经吴天尚再三请求，才让他登上木船。登岸后，他们三人分别被关禁在“大陆义胞站”的三间小屋里，一关就是一星期，也不知道何时才放他们回去。吴天尚急了，不由暗自向他最崇信的“好兄弟”（海上死难者的阴魂）祈祷。说也怪，到当晚十点，吴天尚他们三人被带了出来，眼睛都被蒙上黑布，带到海边，那些带他们的兵说，要放他们回去了。走到海滩，吴天尚偷偷挑开蒙眼的黑布，看到四周一片漆黑，没有一丝风，感到天气有点反常，侧耳听听海浪，感到涌浪很急，自小在海水里泡大的他，甚至从空气中嗅到风暴到来的不祥味道。蓦地，他想起自己中午祈祷后迷迷糊糊听到一句“去拼”的话，琢磨了老半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在回家的途中遇上台风，那就真的要用生命拼搏了。于是他问那些兵，有没有收到风暴的预报，回答是漠然的两个字：“没有。”吴天尚说：“依我看，这场台风小不了，报上肯定有登。我们被抓来大陆是知道的，如果今晚回去遭风死在海里，还得找到你们头上。”那些兵想想也是，就有一个跑回去看了当天的报纸，回来说，报有11级台风。这才把他们三人往回领。当夜果然台风大作，摧树掀屋。风暴过后，吴天尚他们驾着原来的舢板竹排回来，在围头码头看到被台风刮翻、弄折桅杆的大船，心里真的好后怕。
也就在此后一两年吧，吴天尚同十四岁的儿子一同出海去钓鱼。钓着钓着，发现前头一片沉间，有一艘钓船频频收竿，不时钓上大鱼，心想赶去那边放钓，摇起橹来就急了些，那知引发疝气，肚子一疼，便跌倒在船舱里。不远处那渔船上的人看到了，急忙驶船过来救援，那是个金门的渔民，他要吴天尚就近到岛上治疗。吴天尚连连摇手说不。那渔民说：还是先治好病再说，不然，这么一个小孩怎能把船驶回去？再说，我的船靠过来，金门的岗哨可是看的明明白白，你就这么一走，我回去必然受盘问，怎么交代得清楚？吴天尚一想也是，只好跟着上了岸，靠在一棵大榕树下倒卧了一阵子，疝气便减轻了不少。可是，一被送到“大陆义胞站”，就没人来照看了，吴天尚又感到胸部隐隐作痛，以为是伤痛发作，儿子找到看守，要来小半瓶白酒，吴天尚用酒搓了搓痛处，剩下的就一口抿了。那知疼痛越来越甚，第二天，他的呻吟惊动了看守，这才把他往医院里送。一检查，诊断为肝病，说是岛上民用医院医疗条件不够，军用医院又不适合，就把他送往台湾治疗。这一去医治了四个多月，把吴天尚都急坏了，还是医生劝慰他：你回去还不是要治病？何不在这里治好，又是免费的。好不容易等到出院，仍送回金门，让吴天尚和儿子摇着小船回了家，那知这边公安局又信不过，把他羁押了几个月，经讯问相信他没有“通敌”行为，才释放回来。
再后来，两岸的局势逐渐和缓。同在一片海域打鱼，大陆的渔民和金门的渔民也敢靠在一起喝酒聊天，牵亲问故了。有时也互通有无，又渐渐由互相馈赠升级到物物交换、小额买卖。金门的渔船与围头的渔民先是在近海交易，货物包括海鱼、鱼干、香烟、白酒、干果食杂、中药材，饮料、电器、塑料制品、鳗鱼苗等等，最多时一天有五六十艘金门船来做买卖，形成名噪一时的小三通。到1992年，终于被政府批准为福建民间对台小额贸易的试点，允许金门渔船靠围头码头交易。吴天尚也做起大陆工艺品的生意，紫砂壶呀、瓷观音呀，在接踵而来的台湾客、金门客那里都可以卖得好价钱。有一天，吴天尚竟然还遇上先在海上救护过他的金门渔民前来围头做买卖，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摆酒答谢之后，吴天尚还特意送他一对德化白瓷花瓶作为纪念。
说起两岸的交往，作家洪群也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围头村洪建安等几个渔民出海打鱼，发现海上有一具浮尸，即“好兄弟”，按理要带回去安葬，可是，当他们把尸体打捞上船的时候，又犯难了，因为他们从死者的衣裳上发现这是一个国民党兵，要直接送到对岸呢，固然很近，但对岸的国民党兵发现大陆渔船驶近就会开枪驱赶，他们只好先放弃价值数百元的钓具，把尸体运回围头，一面向有关部门报告，通过红十字会与对方联系，一面将尸体放在树阴下轮流守护，晋江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干部吴亦赤也到场，守了两天两夜，才把尸体埋葬。半年后，死者的亲属闻讯来围头祭扫，自是对围头人的这种“化敌为友”的情义所感动，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金门、台湾渔船来往频繁，与围头居民日亲日近，也就有了金门小伙和本地姑娘喜结良缘的事。说也新奇，第一个出嫁给金门小伙子的竟是在“八·二三”炮战中屡立战功、被称为“战地小老虎”、后来又当了30年围头民兵营长的洪建才的女儿。人们都说是“冤家变成亲家”了。洪建才认为，两岸同胞终究是一家，通过联姻，让下一代加强联系，彼此多些沟通、交往，也是对促进祖国统一作贡献。从1992年洪建才开了头，这些年来，已有120多个围头姑娘嫁到金门。随着大陆经济的振兴，现在又出现了台湾新娘嫁到围头村的新事。
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望于金门同胞也很迫切。金门太武山公墓区立的纪念碑就写着：“唯念兵凶战危，一动干戈万骨枯，历史之殷鉴昭然，况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愿记取战争之惨痛教训，化武力对抗为互惠共荣。同以仁爱至德，缔造永久和平。则国族之福，生民之幸也欤！”而在2008年“八·二三”纪念日前夕，金门县长李炷峰在“晋江金门谱牒联展”开幕式上就恳切地说：“两岸同胞血浓于水，中华儿女情缘于根……八·二三纪念活动的主轴应该是‘化干戈为玉帛’，战争不值称道，带来的负面多。我们要坦然面对（往日战争带来的伤痛），从痛苦中走向期望的明天。”李县长所言，确是众多金门同胞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