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圳侨商由来早
晋江自古以来有航海经商外国的传统，明、清以降，人口增多，生计艰难，特别是土地瘠薄收成无几的沿海居民，就有大批华侨出国谋生。当时出国，且不说背乡离井，远渡重洋，就说在人地生疏的异国，如何安身立命，就是一个难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晋江华侨尽管出身不同，大都有一种经商的潜质，他们从小商小贩做起，日渐节俭积累，逐渐把生意做大。而且以宗亲、乡亲关系，互相牵携，形成一定的商业网络。事业有成之后，他们大多会想落叶归根，在家乡置产建业，怡养天年，已成为一种传统。
晋江金井石圳村，濒临大海，是个著名的侨乡。现有人口2800余人，家家都有亲属侨居海外，据1980年菲律宾石圳同乡会统计，石圳村在菲人数达8000余人。又有旅居香港乡亲1000余人，旅居澳门乡亲200余人。上世纪20年代，华侨就率先在石圳村建阅书报社，办龙门学校、育德女学。30年代，著名侨领李清泉创建了成美小学。80年代以来华侨又在村上创建了石圳幼儿园、石圳小学、石圳中学。村上的道路、桥梁、厕所等公共设施，无不是侨胞热心捐建。村中高楼成群，道路通达，文明风气洋溢。故自早就有句俗语：“石狮大仑，金井石圳。”称石圳村为晋江数一数二的侨乡。
石圳村现存一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修、雍正十年（1732年）重修的《石圳李氏族谱》，记载家世甚详，谱中有传记百余篇，颇能表现古代乡村的生活，而其中涉及外出经商的传记也有不少，可以看出石圳侨乡形成的源头。
据族谱载，石圳村李氏一世祖是元末从安徽砀山迁徙过来的，同时迁来的还有蔡、郑、林、吕、陈、许、徐、黄诸姓，大概那时海边地旷人稀，各姓找个地方居住开发，自成村落。李氏选居之地在“泉州之南八十里，厥山曰望山，厥圳曰石圳者。铜山刘山屹其前，两山相对如旗鼓。然山以北，吉龙之山，环大木数千株，延袤望山一带，隐然一邓林也。沄前之溪，夹膏田数千亩，烟火数百家。”明初石圳村李氏编户在弦歌里（十五都）七甲。一世祖名隆基，生四子，以“璀”作为字辈。其后子孙繁衍，自三世起分别以“灿、图、书、府、珪、璋、礼、义……”为行辈。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修谱时，自一世至第九世“礼”字辈一百多篇传记中，记李姓世代多以农、盐、渔为生计，也有一些经营商业的人，如：
“灿一公西岐传”记：三世西岐公讳硕德，字端凤，生永乐十一年（1413年），卒弘治六年（1493年）。“父祖同居共爨，至公时，戴发含齿日繁，始瓜分而四矣。公营运生涯，天若相之，不二十年，日长万金……沄前腴田一望连阡尽公家畎亩，望山近地一概园林，尽公家版籍。”可见李氏第三代分家后就有人进行商业活动，而且取得成功，虽然谱中未说明其经营项目，但从石圳陆路离城市远而水路十分方便的情况来看，李硕德的“营运生涯”很可能是海上贸易。
“图三公毅翁传”记：四世阳珪，字元璧，生天顺六年（1462年），卒嘉靖廿一年（1542年）。“有陶朱之方，运筹有计然策。故家事日兴月长，富仍父风。”又赞其“桓桓龙子，是曰元璧，波静扶桑，名挂半璧。”陶朱是古代有名富商，相传就是越国谋士范蠡。计然是范蠡的老师，教给范蠡十条计策，范蠡用五条就灭了吴国，用剩下的五条来发家致富。扶桑为古国名，在中国东面，也用来指日本。故这段文字说明李阳珪继承其父海上经营，把生意做到国外。
“府卅五公有遂传”记：六世遗椿，字有遂，生万历五年（1577年），卒年不详。“家居田地寡少，兄弟众多……加以数年失收，豆麦不登，呼寒啼饥之患未免不一。于是始送入城生理为本。用是勤苦，用是劳碌，及至营生有余，积少成多，始复起盖房屋，安身水门。凡四方船只，往来之物，皆系包揽，不论城中贫民及远方流移，衣食无资者，皆愿投托门下，报名登数，暂为挑物之人，以求劳力之财。而有遂公亦为众人所推，号为总揽，指麾使令，如掌三军。”这是往泉州经商的一个事例，李遗椿没有多少本钱，靠人缘熟，办事有经验，善于管理当上码头装卸的“包工头”。
“珪十二公文亮传”记：七世英才字文亮，号怀东，生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年不详。“有高见，善察理，其雄伟大略足以取重于四方之人。安平萧公一见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异日不为富翁，必有出处。愿以女献……’自是而以岳翁之家为家，而以安平之乡为乡。其在林前也二十有余年，因而生财致富，因而创置乾坤。”这是往安平经商就彼地定居的事例，李英才以善于经营得人看重、支持并取得成功。
“珪卅七公滨溪传”记：英睿字文登，生万历十四年（1586年），卒年不详。“博通外学，其于历日星数、气运行转、风云地理、四时往来颇称能晓。其居家也，清闲自得，优游度日，不习农务，惟围棋投壶而已。及至家事稍乏，室中告匮，方出外游。始为小商，大获其利……再出过洋，凡四方之人无不知其大名。又习于夷语，善于会计，及所游吕宋之地，交结之人，咸称其义，共乐其宽。及回家之日，创建江山，卜筑新厝……又复再游外国，至于丧身无归。”吕宋即菲律宾一大岛，华侨常用作菲律宾的通称。李英睿是有文字记录的石圳早期往菲华侨，如果从他那时算起，至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
“珪四二公英献传”记：英献子文略，号耀省，生于万历廿八年（1600年），卒年不详。因其叔有遂居城致富，见英献聪明，带入城读书，不久“遂漂游远方，合本营生，以图长久。始于杭州、苏湖之地，无不奔走，计本谋利，用是智巧，用是劳碌，交人以礼，接人以恭，至于财用充足，身有余资，始复回家。爰立室家，毕其婚姻，上无父兄之提携，下鲜伯叔之相资，勤苦竭力，白手成家，皆出于数十年之血汗所由致也。”如谱记所言，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事例。
“璋一公石泉传”记：八世齐明，字敦实，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卒年不详。“嘉靖季无岁不干戈，无乡不饥馑，草伏露宿，匹绢斗粮，祖业为之荡然。始徙居泉州营生兴利，家资用是殷矣。公恺悌其性，纯笃其行，人无少长，莫不爱之羡之。尝散青苗于南安之山都，寓仁恩于生息，显大义于殖货。阖所口碑，莫不脍炙石泉公之为人也。筑室泉郡，拟翼后人。课子从师不吝也。祖业虽倾，恢复几半，付之故老。不论本宗族之亲疏，至门莫不礼遇，且以德施。”在泉州经商的李齐明，是一个讲仁义的商人。
“璋十八公敦毅传”记：元春，字敦毅，号弘江。生万历十九年（1591年），卒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敦毅时方十六岁，时事通晓，世情颇知。至于成立，事母以孝，勤于生理，接人以恭，亦知进退。凡所交关进接之人，无不称其慷慨。及至家资有余，财本充足，始复行商通贾，以卖杉为经营之谓。每福州往来，凡有梁栋大木，皆得采买数载，浮海至家，开设大行。不论公子王孙，将欲起盖高堂大厦者，必因人而求吾家之栋梁。爰立成家，积富千金，广置田租。四方之人无不称其豪雄，羡其才能。”李元春由小生意而发展为大木材商，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璋廿六公绍英传”记：绍英字敦厚，号心台，生于万历廿六年（1598年），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因祖父以来，家事清淡，田园希微，奋志刻苦，磨铁成针。念兴家之无策，揭本营生。幸知己之有人（当日与福全所内姓王者结为朋友），总角之年，方知世事，二八之天（谓十六岁），始悟艰难。远离双亲，漂留江湖。江南之大地，苏杭之名邦，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襟三江而带五湖，金陵古帝王所必争之地，财帛之所产，货物之所聚，四方之人皆得远游而生涯焉，而我心台公遂复揭借微本，以为远游之计。幸有知己，同心合本，用银买货，直抵苏杭诸州……去发其货，而收子母之利；来取其物，而得所产之贵。及余资既裕，财本充足，始复回家创置乾坤，别求婚配……又于是择地向吉，起盖房屋一座，开设学校以教族中弟侄。”从谱记看，李绍英也是一个典型的海商，即从苏杭购买当地所产丝绸，运回泉港，以供出口。而他从揭借资本到财本充足，可见其经营的成功。
“璋五十九公敦郁传”记：敦郁字待春，号心璧，“贤于生理，通商买卖，习于会计，出入钱银，勤俭致富，营立江山。性情宽容，四方之赤子皆在度内，志气广交，远乡之宾客咸称雅量……远通外国，信义之交恒敷于人心，和睦乡闾，老幼每称其志节。首出生理，全获其利。及回本乡，大兴土木，起盖房屋，广置田宅，以遗后来，开筑坟墓，尊祖敬宗。”从族谱看，李敦郁也是一个走外洋的海商。
“璋六一公复春传”记：复春之长子仕楚（礼八六行），生于顺治元年（1644年），卒于康熙五十八年（1720年）因遭迁界，“相随跋涉，流落西东……勤于营生，巧于经商，多积余资。”
“礼十六行仕勋”记：耀初讳秉授字仕勋。生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卒康熙元年（1662年）。“性惠和，鬻贩生理，谨守家业……鬻贩营生，四方之人无不称其公平。”
“礼八八行仕芳”记：秉汉字仕芳，号学龙，生于顺治四年，卒年不详。居住郡城，“时清初赵提督居泉州，不论庶民之衣食颇丰者皆派以殷户也。竟以千金而破家于公门……遂复辍业，二十之岁始游南安潘源之地，以为营生之计。施仁恩于货殖，显大义于生息，夜则明灯读书，日则交接生理。侨居五岁，而一家之衣食全赖。”以上三个“礼”字辈的人，生长在明末清初，兵戈纷扰，奔逃他乡，以做小生意为糊口计，也颇能生存。
“礼八十六行”记：仕楚，号学耀“及天成地平，复界还祖之后……未几而贩于咬留吧，弹铗归来，而家财绰绰有余裕矣。”咬留吧即今印尼雅加达，清康熙间平定台湾，开放海禁，沿海商民即扬帆出洋贸易，如轻车熟路然。
“义十八行德”记：德字仲德，生顺治五年（1648年），卒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彼时兵马赶散兄弟母子，德翁由延建而奔走于吕宋之外夷矣。爰是德翁侦知圣朝荡平之球，反旆旋归故土……居之安而并为福也，其可与战争之世同日语哉。”据谱，则清初战乱之时沿海之民也有逃往菲律宾的。
纵观以上石圳李氏家族经商的人物，自来就利用海边的优势，从事海上贸易甚至海外贸易，他们的亲历亲行，为后人开辟一条出国谋生之路，才有现在众多的海外华侨。而其敢于冒险，不惮劳苦，随遇而安，勤俭积累，以小搏大，善于经营，以信义行天下，施仁爱于乡邦，正是海外华侨至今依然秉承的优良传统。
闽南作物传播海外
1994年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访问，印象很深刻的是菲律宾侨胞宴请我们的饭菜居然与家乡的宴席的菜色一样，卤面、炒米粉，甚至搭配的菜料都一样。印尼华侨对我们说，当地对面条、豆芽、豆腐等食品的称呼，同闽南称“大面”、“豆生”叫法一样。在印尼的巴厘岛，无论是导游或是菜馆里的招待员，一见面会给你送上一朵（或一串）表示吉祥的鸡蛋花，这种印尼的国花在晋江的城乡也常见人家栽植。还有，在南洋群岛到处可见的刺桐、凤凰木，在国内仅见于闽南，应该也是早年由海商引进的。我想，促进海内外物产交流的功劳，晋江华侨应该记上重大的一笔吧。
据明代何乔远《闽书·南产志》、清代《晋江县志·物产志》记载：晋江历代从海外引种的作物有占城稻、棉花（吉贝）、番薯、荔枝、余甘（庵摩勒果）、无花果（优昙钵）、奈子跋（番石榴）、莴苣、蕹菜、南瓜、荷兰豆、玉米、花生、高丽菜、辣椒等多种。此外还有佛桑、茉莉、阇提、素馨、夹竹桃、鹰爪兰、罌粟、夜来香、西番莲、昙花等花卉。海外引种的大量作物不仅丰富了我国的作物品种，对于经济及民生也带来很大的益处。
然而，晋江的华侨并不单纯是“拿来主义”，他们在通商的过程中，充当作物传播的媒介，互通有无，也将家乡不少作物引种到海外侨居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晋江籍菲律宾华侨吴道西先生曾撰文考证菲律宾所种植的蔬菜，多有以汉名称呼的，其中一些原生地就在中国，还有一些是先由中国引种，再间接由华侨带到菲国的。由此证明，华侨不仅对菲地的商业有很大的贡献，对促进菲国农业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据菲国农艺学家研究，原产地在中国，由华侨传播入菲的蔬菜有绒豆、豇豆、芋、荸荠、萝卜、芥菜、芸薹、茄子、胡瓜、芦笋、菠菜、豌豆、西瓜等以及百合科蔬菜（百合、葱、蒜、韭等）共数十种。而吴先生查考过，至少有10种蔬菜是用闽南话来作名称的，如1.pechayorpe-tsai（白菜）；2.kinchay（芹菜）；3.wanchoy（芫荽）；4.kuchay（韭菜）；5.tango（茼莴）；6.batao（肉豆）；7.sitao orsetao（丝豆）；8.upo（葫瓠）；9.sikua（丝瓜）；10.po-tsai（菠菜）。由此可以推想，这些蔬菜是华侨由闽南传入的。
事实上，确有不少华侨在菲地经营菜园、菜摊，由国内传去各种蔬菜，在当地大量种植销售，使人们的食品更加丰富。
此外，还有一些豆类制成的食品在菲地也很流行，可能因为传入的年代已久，在菲地变成“半华半菲”的发音，如豆芽称为taogee；豆油称为toyo；豆腐称为tohu；豆腐干称为tokua。大豆的原产地在中国，在国内广泛种植。大豆富含蛋白质和脂肪，中国人很早就用来制作豆豉、豆腐、豆浆等食品，可与肉类相比美。所以说，大豆是中国人的肉食。华侨又将大豆和豆制品的方法带到海外，不能不说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种珍贵的礼物。
重修西资岩的陈彬官
金井卓望山西资岩寺，是一处远近闻名的古迹，寺中有三尊摩崖石刻佛像，凿造自唐末五代，已历时千年。然而石像坚固，寺宇易毁，故历朝历代，要有那善男信女舍施金钱来重修寺宇，保护佛像。西资岩寺就经过宋代、明代、清代、民国几次重建，方得存留至今，成为引人瞻仰的文物胜迹。
不过，若大的寺宇，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还不是说修就修的。在明末清初，沿海迁界，二十余年不见人烟，西资岩寺就废圮了近百年，直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里还是“游履罕到，荆榛瓦砾，不可问矣。”“柱础倾欹，则释迦寺之颓而未建，以待后人也。”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689年），才由附近上冲村（现金井岩峰村上清自然村）人、到广州经商发财的陈起彬兄弟捐银壹万元独建，复其大观。当时碑记云：“岁癸未二月初三，君昆季乃审曲面埶，恢廓经营，加密石焉其中。因朱祠而增筑文昌阁，大丽正之观也；因石佛而并缮观音亭、玄武庙，肃瞻拜之地也。迨甲申四月中旬落成，费白镪万有奇，宏敞轩豁，曲折幽邃，合数美而西资统概以毕。”陈起彬修西资岩这一件大事，自此就成为晋南一带的美谈。
陈起彬修寺始末，本来已经在自题的《西资岩纪事崖刻》上写得明白：“泉南有西资岩者，滨海名胜区也。山川秀丽，奇石蜿蜒。旧有石佛禅寺，实于元天大殿梵声相连。是寺也，历年久远，又遭海氛，庙宇倾颓，碑碣损坏，而佛像巍峨常现神光，海舟抵岸者每见有异光璀璨石壁。盖由寺依山岳之秀，故其神最灵。予先君仪轩公常于佛前瞻礼默祷，慨然有重兴之志。岁乾隆庚辰遗命嘱诸儿曰：‘予生平凡兴建之事颇知大义，惟石佛禅寺夙愿未酬，今橐中粒积，用以为鼎建之资。’客岁癸未，予兄起鸣在粤，思重起以绍先志，弟起彰极力赞成，共襄厥事，于是岁四月朔兴工，予与弟辈鸠工庀材，一切招提僧舍皆仍旧制而恢扩之，即寺旁有一二旧迹亦相续肩成鼎建，今岁甲申四月中旬已报竣矣。回思先君在时，每痛念莲堂法座委诸蔓草，今殿宇辉煌，禅堂高耸，承先志正所以答神功也。”陈起彬故里上冲村就在西资岩后面，乡土情深，又其父陈廷凤笃信佛教，好行善事，对诸子留有遗教，陈家兄弟在广州经商，生意有成，资金丰厚，所以修西资岩寺以完成父亲的遗愿。
但是在民间，陈起彬修西资岩寺却有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按当时的习惯，对有钱人的称呼要在名字后面加个“官”字，所以都称陈起彬曰“彬官”、“陈彬官”。有个“陈彬官发迹”的故事说：陈彬官原本很穷，家中几分“破沙地”在西资寺后，一年到头收成无几，有如俗语所说的“大麦收一矸，小麦收一瓶”，常要饿肚子。一日，耕作之余，就近在石佛脚下小憩，因心生感叹，遂向佛像祷告，望指一条谋生之路。他将锄头立在地上，暗自许愿，锄头倒向哪一方就奔那一方“趁食（即谋生）”。祷告才毕，锄头“噗”地一声倒了，锄柄正指南面，南面正是一片茫茫的大海，难道神佛让他出海？陈彬官知道，祖祖辈辈就有出海谋生的习惯，只是有的出洋后音信全无，死在风波浪里或异国他乡，有的衣锦还乡，回来起大厝修祖祠。他决心出外一搏。稍作收拾，他带着个包袱头在围头港上了船，那是一艘开往广州的船，反正是往南面走，目的地是哪里对陈彬官都一样。在广州，陈彬官终于谋得一份在洋行打杂的活路，薪水不高，但总算有个糊口之处，还可以学一点生意经。有一日，掌柜正在结账，陈彬官在一边端茶伺候，眼睛一瞥，见掌柜把一个算盘珠子拨错了档，陈彬官提醒了他，掌柜重拨了一遍，依然拨错了，陈彬官再次指出，掌柜可不服气了，说：“我拨了半辈子算盘，还会不如你一个端茶扫地的？如果这笔账我算错，你算对了，差出来的钱归你！”陈彬官笑了笑，接过算盘一拨拉，算出个准确的数目，和掌柜算出的差了好几千元。那掌柜也是个好人，不但真的把几千元给了陈彬官，还提拔他管账，让他在洋行里占有股份。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广东十三家大洋行之一。陈彬官也成了广东有名的富豪。
又有个传说，专说陈彬官与西资岩的因缘：为什么佛祖特别关照陈彬官呢？原来是善有善报。早在陈彬官困守家乡种田时，他就好行善事，有一回，他正在西资岩后耕作，突然天色一黑，风起云涌，铜钱大的雨点啪啪落下来。陈彬官一时没带雨具，赶忙要往家里跑，无意间一回首，却看西资岩那三尊大佛，因庙宇倒塌，正无遮无盖地在那里淋雨，雨点啪啪地打在佛头上，像打在陈彬官心头。陈彬官便从家里找来三顶大斗笠，好不容易爬到高岩上，为三尊大佛盖上斗笠。回家路上他又发现，刚才干涸的一条山沟积满了水，这滩积水正横亘在大路上，会为行人带来诸多不便，于是陈彬官就从附近搬来六七块大石头，按行步的尺寸摆在水中，让行人过往不会湿脚。这些无意做下的善事，神佛一一给记下来，还托梦给陈彬官，赞扬他“独造三宝殿，自建七星桥。”要给他好报应。到后来，陈彬官果然出洋到广州发了财。他盘算，我只是给石佛盖上斗笠和搬几块石头让人垫脚就有这么大的回报，要是把西资岩寺重建了还不知给多大的富贵呢？于是他就出资修了西资岩寺，谁知过后却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为此去问一位高僧，那高僧只给写了一个“心”字，反复思虑了好久，陈彬官还是不懂，最后还是那高僧告诉他：自觉行善和有心求利行善所得的回报当有所不同。
又传说，陈彬官在修西资岩寺时，不时到工场察看，有一天独自在寺中，忽然心血来潮，叩问神明自己的家业可以兴到何时？听到仿佛有人回应：“斧头起，斧头煞。”他便认为这是神示他的家业和营造有关，修建的斧头一天不止，家业就一天不败。所以在修完寺宇后，就接着在上冲村大建住宅。建完自家的三座大厝，又为堂亲建房屋，头头尾尾建了18座，就是不让斧头停歇下来。后来，有一天他又到寺中，发现一尊佛像头顶有个凹坑，就请泥水师傅给补平了。谁知自此“补头”之后，他的家业一落千丈，这才领悟到自家时运的终结是“补头煞”而不是“斧头煞”。
根据传说提供的信息，笔者曾走访陈起彬的故里上清村，他家的三座第宅居然都还在，二座还有人家居住。都是砖石木结构的“皇宫体”大厝，三开间三落，两旁带护厝，各有三四十间房间，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大门前安五级台阶，前面有宽广的石埕，高高的墙围，十分气派。其中一座还在后墙中部横砌了一道显眼的红砖，叫做“玉带环腰”。因为封建社会礼制森严，包括建筑也要论官位高低规定不同体制。笔者怀疑，陈起彬应该还有官职，不会是个“土富”，这想法在一个老人带我看的一通《皇清待赠九十七翁搏南陈公暨配淑顺王孺人合葬墓志铭》中得到证实。上面赫然刻写着“诰授中宪大夫即用府正堂、弟起彬顿首拜篆额”，足以说明，陈起彬不仅是个富商，还捐至四品中宪大夫荣衔和候补知府的官职。而且他的文化水平也不低，篆书写得有板有眼。经着意搜寻，又在其后裔处找到一通陈起彬父母的墓志铭。本来这墓志应有四块八面，现在仅存一块两面，内容不完整。其中写到“嫡子起彬……梓里亲邻时加推润，尤能广先生好施之量。先生殁后，遵遗嘱重建里之西资寺、文公祠及粤之大佛寺、城隍庙。泉郡重兴文庙，诸嗣君奉太恭人命捐金……”还写到“雍正庚戌，恭遇覃恩，先生援例，诰赠祖考妣考奉直大夫如己职。乾隆甲申再奉恩典，起鸣君捐例朝议大夫，起彬君捐例中宪大夫，俱以本衔诰赠先生。而太恭人则身受荣封，两朝锡命萃于一门。子若孙或登仕版，或游泮水，或列辟雍……”
综合以上各种信息可知，清乾隆年间，陈起彬及其家族不仅在家乡，在泉州、在广州也一样好义乐施，贡献社会，声名显赫。可惜当时社会重儒轻商，没有将他记录于志书，如果不是民间记忆，这一个事业有成又慷慨回馈社会的晋江商人就会湮没在历史的云烟中。
盐场沧桑话洲
晋江先民在远古时就懂得以海水煮盐为利，唐代已被列为江南道十二产盐县之一。北宋政府采纳福建路转运使蔡襄的建议，一改原来官府煮卖的旧规，允许百姓纳税煮盐、商人纳税在一定区域内贩盐，促使了沿海盐业生产的发展。泉州东南一带就有盐场一百来所。明代以后，民间改煮盐法为晒盐法，节省了成本，使沿海从事盐业的民户更为普遍。因盐税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故历朝政府都专门设有管理机构，加强对盐业的管理。自元代迄明、清，晋江设有浔美、洲两个盐场，盐场下辖盐馆、盐埕，派有司令（大使）管理盐场事务。据《晋江县志》记载，浔美场在晋江十七、十八、二十都，辖仓埕20所，包括今晋江龙湖、石狮永宁沿海一带的衙口、埭头、前港、后宅、埔头、鲁东、岑兜、沙美、西岑、竿柄、林蒲、金埭、港边等乡村。洲场在晋江十一、十四都，辖仓场14所，包括今晋江金井镇、英林镇的新市、井尾、钞岱、埕边、南埕、围头、后埭、柯坑、埭边、下、洲、谢厝街、东仓等乡村。在清代，每年额定浔美场产盐7600担；洲场产盐9600担。晋江县每年从盐业得到的正税和各种附加税银12656两，比较每年从全县田地、山荡、池塘陂所征税银29952两将近1：2，数量是很可观的。
在晋江从事盐业的村庄中，金井洲村名气最著，它不仅是历代设有管理衙门的盐场中心，晒盐的历史也很悠久。
洲村地处晋南围头半岛的西面。与金门岛隔海相望。先前它本身就是一个面积3～4平方公里的小岛，“周围盈盈碧水，四水朝堂，晃若丙字，故名洲；又因莽莽海水，中浮绿洲，人才辈出，故又名瀛洲”。后来地面上升，变成北面与大陆相连，东西两边是浅海的半岛，浅海又日渐淤积成为陆地。从地图上看，强劲的东北季风从海面上由深沪湾这个缺口袭入，刮来大量沙粒，堆积成连绵的沙岗，其扬沙的路径东北起于首峰、华海，经过华山、山苏一带，一直到西南的新市、洲。故洲一带土地皆为沙壤，连其附近海域也以沙滩为多。沙质土壤作为耕地过于瘠薄，但沙质海滩上却能晒出最洁白的优质食盐来。这就成为洲盐场得天独厚的条件。
洲村的开发始于何时？现已无从稽考。但根据现村中唯一大姓王姓的谱记看来，其开基始祖王有礼于宋末元初“自王（杏）墩来赘瀛洲”，配偶陈氏，可知村中原本就有陈姓居住。此外村中还有“赵厝”、“吴厝”、“谢厝”、“陈厝”、“柯厝”、“蔡厝”、“郭厝”等古迹和地名，海边还有两处“洲埭”，一“长三十五丈，宽三丈，深一丈”，一“周围一百丈，深六尺”。可见早在宋代这里就是杂姓聚居，人口密集的村落。迨至元代，在本村设立洲场，置盐场司令，建有衙门、迎官亭、盐仓。元末沙堤人龚名安当过最后一任洲场司令。
朱元璋建立明朝，将百姓编为民、军、盐、匠等不同户籍，此时洲王氏已传衍数代，多名列盐户，为了不至有个别人抗误税收徭役而牵累家族安宁，在明中期修的“家法”中写下这么一条：“家之纷争，多由户役处置无法，吾先人调解军民盐三籍，悉条整之允当，如有纷更贪昧，则人将怀嫌隙，且生紊乱而起争端。虽自以为得算，而不知其为祖先罪人也。今后总推里役上班及民盐年例，务于旧规，会众开派帖，不得冒昧。当如颖斋公故事（谱记：颖斋公……性侃直而朴，子弟有过失者，必面斥不阿。嘉靖兵寇之余，户役旁午，公主图籍，桀黠者咸俯首其约束，家无纷争，图无飞诡，人到今思之。）或在远方者不得多取。而丁粮当输者亦不得拖累当事之人，以完和气。”其中提到的“总推里役上班”即指盐户十年一次轮值当“总催称子”，替场官服役。“民盐年例”即指交纳盐税之外又以各种名目加收的苛捐杂税。明弘治间，规定盐户课税不用盐而折成稻米，交与卫所官仓，“洲场每丁纳四斗四升五合”，故又有“丁粮”之说。从王姓“家法”看来，有明一代，盐业已经与洲王氏家族发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谱中有“八世思让，以渔盐贸迁于泉州浮桥，因家焉”和“八世思宗，幼寓永春上场，因家焉。以驴骡贩渔盐为生。”说明连迁出外地的洲人也同盐业有割不断的关系。
最使洲人津津乐道的是在明崇祯年间，因盐结缘，洲后份西库的王元相，把女儿宸娘许配给来挑盐的南浔人施郎，也就是后来声名赫赫的水师提督施琅，多年以后，施琅又娶了后份中厝王宸国之女桐娘为三房。夫荣妻贵，两名洲女都得封一品夫人，而岳家也因此沾了不少光，像宸娘的本家王会褒就因追随施琅征台立功得封为都督、荣禄大夫，成为洲前所未有的高官。
清道光间记载，洲场管东西二埕。东埕新市、后市、井尾、蔡埭、埕边、南埕六团乡，晒丁328名。坵盘3842坎，漏井709口。西埕柯坑、埭边上、下、江北、谢厝、东仓七团乡，团长14名，晒丁421名。坵盘4931坎，漏井676口。其中洲村（即所谓“上”）有多少盐户，多少盐井没有具体数字，但洲村在西埕七团乡是最大的乡村，东西两边都有几千亩盐场地。其盐坵、盐井占最大的比例当不在话下。
古代的晒盐方法与现代盐场晒法不同。现代盐场土地充足，资本雄厚，一般在一坎盐坵之上筑有9坵蒸发池，从海里引上来的海水，经过一坵坵蒸发池，日渐浓缩为波美度25°的盐卤，然后把盐卤引放到用磁片铺底的盐坵上，经过日晒和搅动，便凝结成盐粒。古代晒盐也须有盐坵，但没有诸多蒸发池，盐卤是用海滩刮来的盐沙在漏池里过滤取得的。具体的生产过程是：晒盐户筑有漏池、盐井与盐坎（也就是盐坵）。盐坎面积从4平方米到9平方米不等，分为三种，有用卵石铺底上面压土的土埕、用蛎壳灰铺成的灰埕和用碎陶瓷片铺成的磁片埕，其中以磁片埕晒出的盐质量最好，但铺磁片费工，成本大，用土埕的最多。漏池、盐井用黏性红土加石灰筑就，也有用三合土筑成的，和盐坎相互依傍。漏池呈侈口，径5～6米，深近1米，底部呈漏斗形，有米字状排卤沟，中安管道通向旁边较深的盐井。盐户先用菅草铺垫在漏池底，然后装上盐沙。所谓盐沙，是选择一片含泥土少的沙滩泼上海水，晒干后再泼，直至沙土表面呈白色，上面结满盐屑，刮取成堆，就成为制卤的原料盐沙。通常一个漏池可装三四十担盐沙，装到三分之二高度，上面再倒海水。海水带着盐沙上的盐屑滤下池底，流集到盐井里，就是盐卤。第二天早上用桔槔桶把盐卤提上来，放下大豆（或桃仁、鸡蛋），试看能否浮起，能浮起就算合格，可挑到盐坎上晒制，一般一天就可晒成，如果在秋高日丽的季节，早上放卤，下午就可以收盐。1担卤水可晒出3斤盐，一户人家若有10个盐坎，夜间制卤，白天晒盐，每日就可收盐上百斤。
制盐虽然辛苦，但成本低，回收快，收成颇丰，不过经济上的好处摊不到盐民身上。历代政府对食盐的产销监管严密，盐民所晒的盐大部分要交给官府，少部分自留的也得在其监管下卖给指定商家，由官府课以重税。对私晒私卖食盐者则加以重责，有“偷（贩）私盐，劫皇杠，杀头案”之说。洲常年驻有十几个盐兵，对周边盐场进行监管，发现私下买卖的，要打要抓，或掘毁其盐坎，百姓都敢怒而不敢言。
使洲人记忆犹新的是抗战初期的1940-1943年，洲晒盐的一段黄金时期。在那时候，因为应付前方战事，对盐场的管理有所松懈，而且政府运销食盐到内地的渠道时有阻滞，市面上食盐的价格竟高于大米的4～7倍，刺激了私盐的盛行。洲村民便纷纷以挑海水沤肥料为由，躲过盐兵的监视，到村北四里地、离海六七里的沙岗地里偷偷晒盐，用大缸作漏池，用石板晒盐，或恢复到古代的制法，用大锅煮盐。“螺蛳壳里做道场”，产量自是低微，但是不用交税，又可以卖到好价钱，三五斤盐可换回十来斤大米或三四倍的水果，还算挺不错的。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交通断绝，晋江许多侨眷没了侨汇，生活非常困难，听说晒私盐尚可度生，遂纷纷投亲靠友，到洲来晒盐，也有的十斤二十斤挑着到马坪、福埔、前埔贩卖，赚一点“脚皮钱”，一时村中的盐民达到2000余人，每日来此贩盐、卖食品的熙熙攘攘。当然这时已经是瞒不住官府了，于是村里的头面人物与官府协商，以承包的方式缴纳盐税，然后分摊到盐民头上，负担并不重。两三年间村中竟出现了好几家万元户，一批单身汉在这时候娶上了老婆。不过好景不常在，抗战结束后，盐兵又成连成营开来金井，洲也驻了一排盐兵，在村东头制高处架起机枪，控制住路口，瞄着盐贩打。至此洲的盐业又告式微。
到了1956年，洲盐场划归国有，并入嘉排盐场，生产经营到现在。
抚今追昔围头港
围头位于晋江最南端，早时人们将晋江旧县境形象地比喻成“一只蠘”，围头就在这只蠘南边的尖角端上，东面台湾海峡，西临围头澳。县志称：“围头，外港要口，在县东南，距城一百三十里。与金门之料罗洋面对峙。真德秀状：正瞰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
围头的开发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因其地土地瘠薄，水源颇缺，故在未形成渔业、商业经济之前，这里只是住居比较分散的一些聚落，通称围头。如晋江瑶林许姓族谱记其二世祖许泮，“公仕五季，居瑶林丁亭……同次子出居十四都围头东安墓，葬在钟厝墓，土名东墓围子。”而今看来，许泮所居所葬，都在围头的邻村湖厝。但其中却透露出五代许泮开基湖厝之先，已有围头村在，地名有东安墓、钟厝墓等，也足以证明围头早有不同姓氏之人杂居。而离围头三四里地的西资岩，有五代时雕镌的三尊大石佛像，也足以说明五代时围头一带的地方已经开发，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建构偌大的西资岩寺院。
到了宋代，围头村已成规模，人口颇众，以故引得海寇垂涎，先有乾道七年（1171年）及淳熙年间（1174-1189年）毘舍邪人来抢掠，后有嘉定十一年（1218年）海寇赵希却等“冲突围头”。当时泉州郡守真秀德十分重视海防，上奏朝廷，请移宝林寨兵戍守围头，并擒获赵希却。其后又派官兵追击来泊围头澳的海寇王子清等，获沙陶洋大捷。真德秀亲临致祭阵亡兵士。海滨得以安宁。据史料，围头村在宋代即有陈姓、洪姓居住，宋末有周姓移居，元、明时又有谢、蔡、吴诸姓陆续迁入，皆为村中大姓。今围头村居住的3949人（2000年12月统计数字），有周、洪、吴、蔡、陈、谢、伍、温、卢、张、方、董等姓氏。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巡察沿海，在围头设巡检司，建围头司城。或称“永平城”。县志记：“围头城，在十四都。明江夏侯周德兴造为司城。周一百六十丈，高一丈八尺，窝铺四。有南百二门，各建楼。国朝康熙五十六年修。”相传周德兴最善堪舆，察看围头地形后，就说这里是“乌鸦穴”（围头角形如鸦嘴），对面的金门岛是“盹仙穴”（金门太武山状如睡仙人），两者有关联。事实上，自明、清以来，围头就一直是一处与金门互为犄角的军事要地、海上门户。围头陈姓、吴姓、洪姓都有人搬迁定居金门。自明代倭寇、海贼侵扰，明末清初郑清交战及迁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八·二三”炮战。围头、金门都同样在劫难逃，屡遭兵火的洗礼。
先前围头的渔业资源很丰富。在清代中叶，围头港因渔业经济的发展而一时兴盛。据说当时围头置有拖网船99对，每对拖网船要两艘船合作，那就是198艘渔船，业渔的人数达二三千人。“男则出海捕鱼为业，女则在家结网是务”。时人用“黄蜂出窝”、“万军聚营”来形容围头渔民讨海归来渔市的热闹。春、秋两季的“挂网”，即在离岸十余里的海中，利用装满石块的竹篮竖立木柱，挂定置网，捕捞洄游的小鱼虾，也是围头渔民的主要作业。据旅菲老华侨蔡水龙回忆：“大约在满清初叶，围湾业渔的人，当退潮时，发现一些石线伸延到海中去，其中有两脉并行，中间海水琅琅，认为是捕鱼最妙的据点……计分为东西两线，西线入海较深，宜于冬季，东线则合于春季。东西双线均可容纳挂网位置二十至三十余位之间。西线因水深风冽，且业渔应在冬天，须体格强壮者才能胜任，故虽有许多网位，多被放弃。东线靠近内陆，且水势缓慢，渔季又在冬残春初，故渔人踊跃参加，成绩可观，每年春季围网单靠‘江鱼’一种之收获，恒达数十万担以上。”又有村中老人回忆：“冬捕由十月间落海下网至二月收网，为期不过五个月。所捕以小白虾为大宗……有时天气和暖，一网位常有十余担满载而归。当时交通不便，销路不远，有时贱价至七钱一斤……观我乡所有皇宫式之大厝皆是当时由海利来建筑。故有‘七钱虾仔起大厝’之传说。”
由于渔业兴盛，加以围头是交通要地，南来北往的大船经常在此停泊，转运货物到温州、牛庄、烟台一带。许多商旅往来，因而由乡村发展成一条街市，商店有四五十家。老华侨回忆：“市容鼎盛，布庄即有四家之多，猪、牛、羊排列零沽，海鲜更多。石斑鱼则盛于木桶，沿街招徕。冬季的白带鱼、大鲛鱼，更是海鲜上品。白带鱼煮面线、鲛鱼卤面，小食一碗。令人齿颊生香。”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的商船战舰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的沿海，“自由出入，毫无忌惮，大小港湾，无处不达，以故沿海渔区，大受影响，一败涂地。”因洋船过往，肆意冲犁，挂网常被犁破，渔民损失不赀，告诉无门，只得收场了事。大约在1910年前后，“冬捕”遂告停顿。其后围头渔民曾陆续几度在近海水浅处设定置网，捕捞毛虾、带鱼、墨鱼、江鱼，收获也颇丰。
围头的拖网业因“民国五年（1916年）7月26日，遭受强台风袭击，船只翻没，渔民死伤近百人，损失极其惨重，对拖渔业，从此不振。”抗日战争胜利后，围头一度建置了十几对拖网船，新中国成立后，因海峡双方军事上的对峙，围头渔民的渔场缩小，拖网船只剩几对。20世纪70年代末稍有发展，近因渔业资源减少又趋于式微。而定置网捕捞在20世纪80年代，也因近海渔业资源减缩而停止生产。
围头村耕地少，农作物收获难以养家糊口，人多转营渔业，至清代末年，渔港经济萧条，故大部分青壮年相率出洋谋生。其中以侨居菲律宾者为多，也有侨居仰光（缅甸）、安南（越南）、吉隆坡、槟榔屿、印尼的。据资料，最早往菲律宾的围头人是陈兴尾（1808-1871），约于嘉庆、道光间往菲谋生，在马尼拉娶希腊女为妻。最早到宿务的是吴达屋和吴天祥，时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最早到缅甸的是洪溯坑，也是在光绪年间。
因马尼拉为菲律宾最大港口，围头华侨到菲岛，一般先到马尼拉（旧称小吕宋），投亲靠友，在初步熟识生活环境和稍有积累之后，再往本岛村镇发展。其后渡菲者日众，则进一步到达菲岛的第二大港宿务谋生。围头旅菲华侨以居马尼拉、宿务最多。当时华侨出国，都是赤手空拳，在乡侨或亲友提携下，由伙计做起，刻苦耐劳，俭省粒积，稍有积累则自立门户开店，多数得到成功。现在菲经营大小商业的围头人就有200多家，其中如吴道盛创设建南银行，成为全菲十大银行之一。
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围头华侨就在家乡成立“围江学校董事会”，捐资支持围头教育事业。由乡侨吴清渊、蔡炳煌、陈怡所、吴坤等多人倡议组织的“协进社”则致力于家乡的公共卫生及创建运动场等公益事业。1924年，马尼拉和宿务的围头乡侨相继成立了同乡会。同乡会除了在菲地联络乡谊，救济贫侨，协调处理商业纠纷外，更对家乡教育、慈善、卫生做出巨大贡献。如建造围头码头，购置通航围厦的“江南”号汽轮；兴办学校（围头于1920办有“围江小学”、“围德女子学校”，1924年男女学并校，办学资金大部分靠侨汇支持）；帮助抽鸦片者戒毒；捐建三层楼乡公所大厦，支持“新民村”破除陋习，推广新风。1938年，国内开始全面抗战，岷市中华商会向菲总统要求，以人道主义立场，准许侨眷避难往菲。故当时围头往菲者甚多。1941年，围头乡侨吴天赞曾任中国航空协会宿务分会会长、宿务线丸公会会长，大力劝募，献捐一架飞机用于抗战，为全菲侨胞之首倡。乡侨吴达屋之妻陈蕊治历任中国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宿务支会主席，每年募捐巨款汇作救国救民之用。1942年菲岛沦陷，加牙鄢市围头乡侨吴仲连收集美、菲国散兵十余人组织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杀死日本官兵三人。围头乡侨爱国爱乡之义举，成为菲地侨界之美谈。
围头海港，最早都由帆船货运。1922年之后，即有汽船“泉州号”，定期来围头转接旅客及货物往泉州。之后又有“振东轮”、“永顺安轮”航运于厦门与围头之间。1926年，有“振通轮”每日川行围头厦门，而当时泉围公路亦已开通，“定时汽车，直达石狮泉州，人力车四通八达，闽南一带侨客商人，南来北往，较为频繁。”1932年，改“飞凤轮”来航，围头乡民考虑到港口缺乏天然屏障，若遇大风则波浪汹涌，船只难靠，舢板接载困难，于是联合南洋乡侨，筹建码头。在1936年建成一座钢筋水泥结构，路面可通车辆，长达百步的现代化码头，以供客轮停靠。但随着中日战事发生，故海运停顿。1939年，日军占领金门、厦门，在厦门成立伪侨务委员会，开放金门浯屿与围头为闽南华侨的出入口站。华侨回国须经日军搜查，由浯屿搭帆船到围头澳口转搭舢板船上岸。乡人回忆：“斯时吾乡沙滩上人山人海，送往迎来者，扛挑行李者，人力车队，肩舆轿者，牵驴骑马，走夫贩卒，排摊设肆，扶老携幼，熙熙攘攘，人声嘈杂，闹热场面，叹为观止，乡人利润甚大。”1946年光复之后，南洋归侨甚众，旅菲华侨为促进家乡经济，提倡自购轮船营运。即购买“江南轮”恢复围厦航线，不料一年后该船遇风搁浅损坏于东石洋面。之后再租一船，仍名“飞凤”，却因时局紧张，商旅萧条，未能赢利。又过一年，即1949年，时际解放战争，交通断绝，围头的航运终告结束。
接踵而来的有1949年10月19日的“蒋灾”，蒋帮飞机在围头村投弹12枚，炸毁房屋二百余间，村民死27人，伤45人。而1949年至1958年双方的炮战，落在围头的炮弹共达5000多发，村民死38人，民房大部分被击毁。直到炮战结束，疏散外地的围头村民陆续回到家乡，在废墟上重建家园。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和两岸之间的和缓交往，终于为围头人带来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围头的乡侨贤达很早就提出，围头的经济发展有待于海港的开发，而“最缺憾者厥为港口无天然之屏障，致使历来汽船、渔船、商船等，受风浪损失，不可胜数，倘能在海口五礁头前头礁等处，筑成排浪堤，成为避风塘，则船只一有保障，前途光明，自可想见。”
到了1998年底，侨胞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由交通部拨款、地方政府规划建造的围头港万吨级码头建成启用，围头港区国际集装箱航班进行首航。围头港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民村”与《围江建屋碑记》
问起围头新民村，村民或许会带你到围江老人文化活动中心，指着那座贴着红色瓷砖的三层楼说，这里原来就是新民村。不过，这里要说的，不是称为新民村的那座建筑，而是成立于1927年的一个建立规则，倡导新村建设的团体组织。
20世纪初年，清朝帝制被推翻了，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对于晋江农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吸鸦片烟，乡里械斗，兵匪官绅的欺压盘剥，农村经济的凋敝萧条，一切依然故我。而最早发起变革的就是广大爱国华侨。华侨身在海外，受西方民主、科学风气感染，深痛家乡的贫穷落后，于是在20年代相率回国投资，建企业，办农场，修公路、筑码头，建造洋楼大厝。并在农村开办学校，发展教育，成立各种社会团体，提倡新风俗，新习惯。一时“西风东渐”，造成很大的影响。
围头最早的社团“去毒社”成立于1916年。组建人为旅菲乡侨吴天赞，吴天赞于清光绪末年出国，时方十四岁，在乡人开办的鞋店做工，以精英、西文和工作勤谨由伙计提拔到公司经理，后又自营荣泰公司，事业有成。民国五年回国，看到乡中到处开有烟馆，吸鸦片，注吗啡者大有其人，上瘾者“始则家破身羸，继则狗盗鼠窃，父母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流为乞丐”。吴天赞“心有所感，毅然回乡，独力设去毒社于二房祖祠内，请福州人阿亲为改毒医士，社丁数人，资以薪水伙食，将乡中所有‘针仙’劝入社内服药改除，为期百日，皆脱离苦海，跳出火坑。”
其后有“协进社”，成立于1921年。当时围头已办有小学，暑假教师回家，有热心教育的在乡及归侨青年主动举办暑假学校，为学生补习。时归侨青年蔡炳煌、陈怡所等看到“乡中各处巷头户尾，堆积垃圾，数以千担”，诚恐暑天引发疫症，遂倡立协进社，宣传卫生防病，发动社员亲自动手，清理村中全部垃圾，平整乡中小车路，村容村貌一时改观。
1926年，围头村又成立“万胜会”。其时闽南军阀争斗，匪盗滋生，更有“三点会”蔓延，派款绑票，善良民众皆惴惴不安。为防御匪盗，保护乡里，由旅菲乡侨出资，组织自卫团体万胜会，会员为本村青年，日夜巡逻，乡土得以安宁。
“新民村”的组建在1927年。倡建人为旅菲乡侨吴清渊等。当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已占领泉州，结束民国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局面，也带来侨乡经济的复苏，华侨回国办实业、办交通、办学校成为热潮。不过，那时围头正与邻近的乡村为争运渡头客货打冤家（械斗），因双方同是大村，势均力敌，一冤就是十几二十年，不仅损折多条人命，还发展到互烧船只，自断生路。乡侨吴清渊本在菲律宾宿务开办鞋庄，在同业中颇负声誉，又素热心公益，秉性和平公正，故乡侨皆推举他回乡调处，以安乡里。吴清渊回乡后发现，由于封建陋习盘踞人心，不仅与外乡，就是本村之间，也引发不少矛盾，最显著的是大小姓、强弱房之分和迷信风水之说，妨碍了村民的团结和乡村的发展。
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动员，时任村长的吴清渊召集村中归侨、各姓房长、万胜会代表、小学老师近百人会议，议定成立新民村组织，选出各部办事人员，出台《围江新民村盖屋规则》，指出：“从来富者润屋，美轮美奂，合世界而皆然。外洋各埠屋宇宏广，层楼崇高，鳞次栉比，卒无见异……即卑迩如吾乡，更为俗尚所拘囿，无开放之一日，故微论寻常之户或富厚之家，偶架层楼以栖迟，靡不为旁人触目而生心，任意以阻挠，借口乎高压迫伤，遏止于附近断脉，是诚惑方士之瞽说，迷信堪舆不觉。挟全力以争锋，势成敌垒，非簿对于公堂，即械斗于乡里。营一室而未成，已挥金乎累累，筑一楼而未就，遂铲地至平平。岂知假法律为制裁，持公平以论断？”针对封建势力、迷信思想予以揭露和针砭，对科学文明、民主思想予以倡导。经过民主讨论，订立规则二十三条，其中包括“凡在围江居住者，均有应得盖屋的权力”、“盖屋统遵规则，乡中强弱房、大小姓不得妄加干预”、“其前后左右如有祖祠、家庙、祖厅及邻居屋宇，不得干预”、“新屋高低、层数、款式、窗牖方向，建筑者得有独裁独行之权力”、“新盖房屋或旧厝新翻，厝后地平线须有距离邻居三丈，厝身方可挺高”，“建筑新屋，其外面四周须各留三尺充作公路”、“新建房屋或旧厝新翻，对于沟水及烟筒排泄，须引导适当，不得泻落邻居屋宇”等等。为了支持村中的公益事业，还规定，建屋或翻建者，须按其建筑规模的大小等次向新民村纳款100至600大洋，兴工两月内缴清，作为本村教育公益之用。该规则于当年刻于石碑公布，名《围江建屋碑记》，存为永远公约。
新民村原借村民房屋为会所，地方太小，大家认为必须建立一座永久的会所，但资金不够。除了向菲律宾乡侨求助，吴清渊还自告奋勇前往缅甸仰光向围头乡侨募捐，其旅费以自家亲友程仪充之，不用捐款分文。于是在乡中建造起一座西式钢筋水泥楼房，共三层，下层为戏台，中层为办事所，上层为会议厅，楼顶正面题匾“新民村”。经乡人公议，吴清渊为乡奔波，劳苦功高，在会议厅中为挂一像，作为纪念，并让后人瞻仰。
新民村为围头村的建设订立了规则，描绘下蓝图，然而，接踵而来的内战外侵，并没有给围头提供多少建设的机会，海内外围头人美好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到了1958年，围头村更遭受炮火打击，几成废墟。“新民村”大楼也弹迹斑斑，成了危楼。直至2004年，由旅缅洪姓乡侨捐资重建三层楼一幢，与港胞谢姓捐建的老人会会所连在一起，作为“围江老人文化活动中心”。而重新立在围江老人文化活动中心楼前的《围江建屋碑记》，不仅成为逝去时代的见证，也对于今日的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具有启迪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