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已有福全港
晋江自唐开元六年建县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唐、五代时，晋江先民就已造舟出海，“多发蛮舶”，“郡人藉之为利”；宋元以来，更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晋江海商足迹到达之处达海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代禁海锁国，然而仍有大批商人冲破禁令，驾舟出海，于是出现了“足迹遍天下”的安平商人，出现了亦盗亦商、富可敌国的郑芝龙。
晋江海商自来有因海外贸易长居国外的习惯。明清以降，人口增多，生活艰难，遂有大批华侨出国谋生。晋江华侨最先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晋江华侨功不可没。
在清道光年间修撰的《晋江县志》中，县东南的福全已经是“近时居民依山为业，并无舟船出入”的寻常澳口。但根据历史资料看来，这里在宋元时却是一个著名的海港。
福全的开发始于唐末，据族谱载，福全以及毗邻的后垵村林氏的始祖林延甲（860-927年）来自中原，是在唐乾符年间到这里戍守海疆并留下开发的。林氏《祖陵碑志》记：
公幼习弓马，乾符戊戌（878年）就试，捷登武第，屡次立功，授指挥使。入闽，封御于此。初履斯地，见沧海无际，荒野凄凉。公遥望北山，地势钟秀，树木丛茂，颇堪屯驻，于此相率聚集，名曰圳山。招徕田丁，开垦田园，为久御之地。癸丑年（893年），公疏请群集于此，蒙圣恩复授骠骑兵马司，并由固始搬取家眷，来闽居住。
可见福全一带早在唐代就得到开发，其后逐渐繁衍，渐由荒凉之地变成人口稠密之区。
相传五代南唐授泉漳节度使、封鄂国公、晋江王的留从效（906-962年），未发迹时居住于福全，贩鱼为业。《闽书》记“许家巷”曰：“留从效微时，负贩过此，时时午食于许媪家……”传闻难以考证，但在福全城南的溜江村（原称“留澳”）近海处，就有一座纪念留从效的“留鄂公庙”，又称“护澳宫”。《闽书抄》记：“留鄂公从效庙在郡东南留澳，庙后有岩石，淳祐末，一夕晦冥，巨石忽移置岸上。”至今这座庙柱刻着“神降彭城参日月，忠扶宋室壮河山”的古庙与那一块刻着“飞来石”三个大字的巨石还在，足以见证此地古老的历史。留从效统领泉漳二州的时候，对发展海外交通贸易颇有推动，在这里建立供奉他的“护澳宫”不会是偶然的。
《浔海施氏族谱》记载：南宋时，距福全二十里地的浔海（今龙湖镇衙口村）施氏四世祖菊逸公（1207-1278年），“一日往视圃，见丈人甚伟，询公求寄行装，云老夫将抵福全，越宿来取。公欣然允寄。其半挑乃管弦乐器，尚半挑则裹密在囊。自后，丈人绝往来迹。公窃视囊中，乃白金也……又尝一日，沙汀中，遇商客装绵花数十余挑，谓将往福全，阻潮未汐，立谈之间，爱公意气，扣公主焉，付公以绵，刻期来索。后逾期数年，公以其赀施盖定光庵。”旧时从泉州往福全、围头的道路是从衙口海滩经过的，施菊逸邂逅的这两位客商，或带巨资，或带货物，目的地都是福全，显然福全港（范围应包括毗连的石圳、福全、溜江海域）当时是一处商舶往来、百货集散的港口。
《溜江飞钱陈氏族谱》记载：溜江陈氏一世祖陈恺，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来此，受雇于海商罗孛儿，后娶其女，承其家财，成为巨富，乐善好施，施粥赈贫。元代多有番商在泉州海港居住、贸易，罗孛儿其人，应是居住在福全港口进行海外贸易的番商。
《圳山李氏族谱》记载，其开基祖望山公元大德年间迁来，来时已见“村前之溪，夹膏田数千亩，烟火数百家……遂卜居焉”。可见当时经济已颇发达。
及至明代，福全仍是一处要港。《海防考》曰：“福全西南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闽书》曰：“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即石圳、溜江），要冲也。明置千户所于此。”
即使是在禁止海上贸易的明代，福全一地仍保持着经商的传统。据《泉州府志》“笃行”记载，福全蒋氏七世蒋继勋，初为贩布小贾，以善经营而成为大贾，每以舟船运布、运米，“累散千金，济人缓急，乡里待以举火者五百余家。”而另一位福全商人庄南亭，“周舍赈施，竭尽心力而后止。福全人颂于郡太守，进而旌之，以风海上。”还有一个商人陈朝礼，“买义冢与人襄葬，制药饼施人疾疫……贫乏无措者与以钱财。”以上几位商人的行迹，足以表现当时福全经济之一斑。
那么，兴盛多时的福全海港后来为什么冷落，以至于“无舟船出入”呢？大约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地貌变迁，海岸线后移，福全离海较远，失去避风港的优势。据村民介绍，现福全村西南的“西山”离海有两里许，可是那里的石坡上还附着海蛎壳，并有泊船穿绳的石孔，其附近地名称“港边”，清同治间农民在这里挖水井，还挖到船锚和船索。而在福全西南离海更远的留宅村，原来的村名就叫“港边村”，附近地名“西楼”的石坡上、石缝间，也有海蛎壳的痕迹。由此可见现流经溜江村的小溪，以前是一条可泊船避风的港道。
二是清初的迁界，使福全失去中心城镇的地位。福全本为所城，在明代有“百家姓、万人烟”之称，清初迁界，人口“十无二存”，复界后归来的人又有一大部分渡台开辟，福全人口锐减，中心地位不再。原来笼统称福全港的“大小溜”另立名目，归于“外港要口”，因而福全的地位就不再彰显了。
平海将军吴望的传说
深沪科任村原名乌浔，是个古老的渔村，其地北邻深沪，南接石圳，东临波涛汹涌的大海，地理位置重要，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巡察沿海，规划海防，将乌浔列为要地，在此设立乌浔巡检司。以原驻安溪大西坑司兵员移驻。明永乐间，朝廷派太监郑和下西洋，交通南亚东南亚各国。因需要大量水手船工，曾向福建沿海各卫所征募。当时乌浔有一位叫吴望的渔民，随郑和下西洋，因功升为平海将军，至今村里还流传着他的故事。
相传吴望出生在海边礁石上，是他父亲下海打鱼时拾来的。他自小就习惯在惊涛骇浪中翻滚嬉戏，出水时一身光溜溜、黑油油，村里人都说他不是凡人，是海獭精生下的。
十一二岁时，吴望就能跟父亲驾舢板下海打鱼了。有一天，船开出很远很远，大半天还钓不上几条鱼，吴望肚子饿得咕咕叫，父亲还不想回家。吴望一急，说声：“我先走了。”纵身往海里一跳，一刹那间就被海浪卷得无踪无影。父亲呆了一会，伤心地驾着舢板回家，想不到吴望早已泅水回来，在家里吃饭了，还用扎紧裤筒的裤子装回一大堆他在海底顺手捞到的鱼虾哩。
年青吴望的水上功夫远近闻名。他驾竹排出海遇上风浪，竹排翻了十八次，他总能在竹排翻身的那一霎时，耸跳到另一面去，连裤脚都不叫海浪打湿。他特会潜水，吸足一口气，在水下可以潜行一两个时辰；还可以在水下睁开眼睛，看清海底的景物。他又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舵手，远近海道的浮屿暗礁无不了然于心。晴天时他会靠日月星辰、远近山川辨认方向，遇上不见星日的阴天或黑夜，他侧耳听一听舱底水流的声音，尝一尝海底泥土的滋味也能辨别出航船的位置。
永乐皇帝登基后，为宣扬国威，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带领着两万多官兵水手和装满金银绸缎的几十号宝船，游历海外，招徕诸番入贡。顺从的给予大量的赏品，不从的就以武力征服。知道泉州人惯走海道，贸易外国，出发之前，三宝太监特地到泉州寻找远航海外的“针路簿”和熟悉航道的舵公水手。因见吴望水性好，海路熟，就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出洋之后，又发现吴望作战勇敢，办事干练，就将他提拔为先锋官，带第一艘宝船。不久就因功封为平海将军。
郑和下西洋接连走了好几回。有一回吴望带一支船队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进行贸易。那番王见到中国宝船上那么多五光十色的宝货，起了贪心，想把宝船夺走，可是他也曾听闻吴望的声威，不敢贸然下手。于是设下一计，假装友好地接待吴望一行，请他们到王宫里饮酒，还招待他们在宫中歇息。吴望没有提防，和他的手下都喝得酩酊大醉，睡倒在王宫。番王准备在他们睡熟时下毒手，可是每当他去察看动静，总发现吴望睁大双眼没有睡着。番王也就不敢动手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番王好生奇怪，便问吴望：“将军难道是神人，怎么几天几夜都不曾合眼睡觉？”吴望向来爽直，没想太多，便向番王实说：“怎么不睡，只是睡时眼睛不闭而已。如果睫毛低垂，那就是睡着了。”结果，当天晚上吴望就被番王谋害了。
三宝太监闻知，又伤心又愤怒，带领大队战船到来，一举逮住那谋财害命的番王，替吴望报了仇。噩耗传到家乡，乌浔的百姓就在西山边上为吴望营造了一座挺大的衣冠冢，在吴望故居和他的墓前立起高大的旗杆，挂上“平海将军”的大旗。
时至今日，人们还可以看到矗立在吴家古厝前的旗杆夹石和吴氏族谱中对他们老祖宗“平海将军”的记载。
进宝状元传说的背景
深沪镇狮峰社区杨厝自然村东面山脚下有一口古井，人称“三孔井”或“蜈蚣井”，水质清冽甘甜，大旱不涸。井深一丈余，圆径约四尺，井口上盖一块石板，上凿三孔如“品”字状。井孔因众多乡邻成年累月打水，被水桶绳子磨得光滑。井东边有杂石堆砌的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庙，庙里立着几座石碑，分别可以辨认出“万历丙辰（1616年）”、“乾隆……”、“同治辛未（1871年）重修”的字样，是对古井始筑及重修年代的记载。小庙后头的沙丘上长着两株粗可合抱的朴树，枝叶扶疏，遮蔽着水井和井的周围，处身其间，就有一种清凉爽朗的感觉。
问起这口井为何叫“蜈蚣井”，村里的老人会为你讲述一个“进宝状元”的故事：
说是明朝那时候，杨厝有个后生，发现这东面山有一只蜈蚣，长得草鞋一般长，草鞋一般宽，每到天黑都要爬来山脚下小水洼里喝水。而且它在喝水之前，总会吐出一颗熠熠闪光的珠子在水中洗濯，一喝完水就噙起珠子跑了。杨家后生心知这蜈蚣是灵物，它衔的珠子是宝贝，便琢磨着如何把这宝物弄到手。听说蜈蚣最爱吃的是鸡肉，他便炖了一只肥鸡，香喷喷地装在大碗里，另用一个瓷盘，盛着清水，在约摸蜈蚣出来之前，一左一右摆放在山脚下，自己则悄悄躲在一边窥视。果然那蜈蚣一出现，就被鸡肉的香气吸引住，沙沙地向盛着鸡肉的大碗爬过去，在四周转了一圈，又到水盘边上爬了一圈，先把珠子吐在盘里，然后爬进大碗里，埋头啃起鸡肉来。说时迟那时快，躲在一边的杨生一个箭步上前，把放着珠子的瓷盘端起，飞也似的跑回家了。到家仔细一看，这颗珠子足有拇指大，光洁圆润，在暗处便熠熠发光。家里的人都说这是一颗夜明珠，说这样的宝物不能放在家里，得献给皇上，皇上准定会赏个官职。于是杨生打点了行装，上京城献宝去了。到了京城，杨生果真得到皇上的接见，在朝廷上献出宝珠，正美美地等着皇上的封赏，那知皇帝拿过宝珠一看，顿时勃然大怒，一连声喝叫侍卫，把杨生抓下斩了。杨生遇上这晴天霹雳，吓得浑身瘫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那个引进杨生见皇帝的内侍大着胆子发问：“不知圣上因何生气？”这才知道，皇帝本有一颗和这一模一样的夜明珠，平时缀在帽子上，很是喜爱，谁知日前弄丢了。皇帝认定杨生是偷了他的珠宝，以故发怒。那内侍便替杨生辩解：“圣上缀在帽子上的宝珠是经过加工，有穿孔的；杨生来献的珠子却没有穿孔，可见这珠子不是偷的。”皇帝听了，想想也是，遂转怒为喜，说：“真是错怪了。杨某千里迢迢来京城献宝，忠心耿耿，该封他一个‘进宝状元’，在朝为官。”杨生这时气刚缓过来，听皇上要封他的官，心想，皇帝这么糊里糊涂、喜怒无常，在他身边做官，伴君如伴虎，自己的小命早晚不保。便苦苦哀求不愿做官，要回家侍奉父母。皇帝见他老实，也不为难他，便赏赐一大笔银子。杨生回家来，就用这银子起盖了几座大厝，又在大厝东面山脚下开了这眼三孔井，井的位置就是当年蜈蚣饮水的地方。所以就叫“蜈蚣井”。
细查清康熙年间修的深沪杨氏族谱，其实并没有“进宝状元”这回事，以上显然是经过多少年代许多人口头加工的一段传说。不过，这一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杨氏族谱记载当年建大厝、凿水井的，实有其人，而且和珠宝有一段关系。那就是深沪青屿杨氏第九世的杨胜祖和杨胜元，他俩兄弟都是当时有名的海商。
说到海商，那可是深沪青屿杨氏世代相承的事业。正如杨氏族谱记载：“居青屿惟二姓，无他氏。我杨氏门族甲于乡……虽密迩于海，而皆不事渔盐舟鲛之利。耕者力诸原，贾者列诸市，而又多往来江浙东粤之间，以懋迁有无，是以人多殷阜，家鲜匮乏。”尤其在明万历年间，海禁松弛，闽南海商十分活跃，纷纷造船出海，往江苏、浙江、广东或东南亚一带贸易。
杨氏族谱《厚轩江泉二公合传》记载：时杨氏兄弟四人，大哥胜宝、小弟胜全皆习儒，老二胜元，号厚轩，出嗣于叔父，仍与兄弟一家相亲，同老三胜祖号江泉的合伙做生意。胜元一般在家主持账目，胜祖则多往来海上贸迁。有一回，胜祖从广东澳门买了几颗珠宝，携往江浙贩卖，回程装载来一船绫罗绸缎，堆满了仓库。胜元问他：这是谁家的货，何不早日叫人来搬去？胜祖得意地说：这全是用珠宝换来的货物呀，不止这些丝绢，箱里还有不少黄金白银哩！胜元大吃一惊，说：真想不到几颗小小的珠宝，竟卖得这么多钱！兄弟共财无私，杨家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兄弟俩在粤东、澳门竟成了商界的首领。
杨家的富有使广东的官府看了眼红，垂涎三尺。终于有一天，官府寻到一个借口，把胜祖抓进监牢里，准备大大地敲他一笔。想不到杨家与朝中任大学士的张瑞图还是亲戚，而胜祖的亲家、永宁人李范廉当时也考上进士，授官部曹。“朝中有人好办事”，得知胜祖被冤的消息，李范廉却不作声张，借着朝廷准行纳银赐官的机会，给胜祖捐了个“赠州司马、儒林郎”的六品官衔，还特地委托到广东办差事的钦差把诰敕冠带送给胜祖。钦差果然把诰敕冠带送到关押胜祖的广东衙门里，叫地方官着实吃了一惊，忙不迭地把胜祖放出监牢，亲手扶着他出来接受诰敕，不仅陪上多少不是，还派一队兵丁一路护送胜元、胜祖回到深沪家中。兄弟俩衣锦还乡，驴车马驮，又有一帮兵丁护卫着，好不光彩！于是共议在青屿构建大厦，“期年而屋成，极壮丽牢固、方严周密”。“二公既归，惟与伯氏、季氏叙天伦之乐，一堂蔼如。”
正因为杨家有这样一番买卖珠宝、发家得官的经历，后人才会衍变出一段有神奇色彩的“进宝状元”传说来。
杨家的后代仍继承经商的传统，“秋冬往苏杭购奇货，春夏则扬帆吕宋为贸易，往往得厚赀以归。”直至明末清初，“迁界之日，园宅灰烬无余”，家族四散，有一支族人避难迁往广东南海县沙丸堡沙涌乡居住，到康熙三十九年时局安定，还将葬在深沪的九世、十世公妈重殓骸棺，带到广东南海安葬。看来杨氏在当地已立定脚跟，繁衍为一大家族了。
明代在澳门的晋江人
澳门在广东省珠江口西岸，面积16.14平方公里，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旧属广东香山县。
澳门的开埠在16世纪中期，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到三十六年（1557年）之间。《广东通志》载：“夷船停泊，皆择海滨地之湾环者为澳。先年率无定居，若新宁则广海、望峒，香山则浪白、濠镜澳、十字门，若东莞则虎头门、屯门、鸡栖。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棚垒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薮矣。”
在此之前，佛郎机（即葡萄牙）人就以坚舰利炮横行海上，占领了满剌加（马六甲）之后，又想用大炮来叩开中国贸易的大门，无奈遭到中国官兵的打击而败遁。于是改变策略，卑辞厚币，乞求纳贡通商。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曾向明廷进贡珊瑚树、片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红线褐、三刃剑等物。其使者火者亚三被引进宫廷，成为正德皇帝的玩伴。到嘉靖皇帝当政时，考虑到皇帝修道服药需要葡萄牙人运来的龙涎香，守卫边境需要葡萄牙人的大炮（也叫佛郎机），广东的地方财政需靠海外贸易税收来维持，于是百年海禁开了一个小口，许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香山澳即澳门，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当时也叫做“蠔镜”，而葡萄牙人称为“亚马港”、“马阁”，实因为早在这里建有妈祖庙，“亚马”、“马阁”，为“阿妈”、“妈阁”的转音。
葡萄牙人既得到官方默许，就在澳门“筑室建城，雄踞海畔”，“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但商人载内地丝缕品物来粤，即易檀香、胡椒、犀角、羽毛之属以达京省。”除了以物易物之外，中国商人还用丝、瓷、茶换取外国人大量银元，得利甚厚。因此澳门市场日趋繁荣。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御史庞尚鹏疏言：“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
晋江人本以敢于冲风冒浪、贩运经营海外而著名。现在葡萄牙人把市场设在中国南方的港口，岂有不趋之若鹜的道理？故自明代澳门开埠，以“安平商人”为代表的晋江海商就一直活跃在澳门市场上，尤其是明万历年间，安海港因“今洋禁开，互市之舶往来如织”，晋江人往澳门贸易甚至定居其地者极多。
1994年版《晋江市志》叙及晋江人与港澳的关系，提到“据《澳门妈祖阁庙五百年纪念碑》的碑文所述，至少在500年前‘泉漳人士’即已在澳门‘聚居成落’。”“1553年，澳门开埠后，陆续有晋江人前往定居。至鸦片战争以前，常住澳门的晋江人约数百人……至1988年，在澳门定居的晋江人已达2万多人（据新近的统计，定居澳门的晋江人已达5万人以上）。”笔者发现，族谱中载有不少明代晋江人经营于澳门的资料。
《岱峰英岱三瑞堂洪氏族谱》记，晋江十四都蔡埭村（今金井钞岱村）洪邦丽，“公以家淡薄经商，适葵峰黄先生开澳与夷贸易，公即抵广为之。自后二弟为巨商，白手起家，公始之也。”其弟洪邦质，“公孝友诚悫而有大度，故江外之人重之，裔夷亦贾以数万金，终以成业归家，买田宅，构大厦……”“葵峰黄先生”即晋江人黄光昇，嘉靖年间任广东按察使，开澳与夷贸易，主管过“夷市”、“夷税”，洪氏兄弟可说是最早往澳门贸易的晋江人。
《宝树谢氏族谱》载，明嘉靖年间晋江磁灶洋美村有谢福良（1510-1562）者，“尝游广望外岳之任，因往来商货觅利，乘舟浮海。风波没溺之危，几于毫发。辛酉又值倭，备经险阻，幸得脱，保全正终。”谢福良因岳翁在广任职前往，遂加入商途，因当时广东“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薮”，故其乘商舶往来，应该是往澳门市场。
明万历年间，洋美村又有谢毓吾（1592-1649），“讳继荇，字而参……为人朴实真挚，机诈不生，择地而蹈，时然后出言，有羲皇以上遗焉。壮年力耕田，非其所好，出游于广之澳内，能晓番语，日与澳番为市，逐什一之利。中年大有所获也。奈子士显不能遵父之所为，轻佻流荡，家业一空，入澳寻父，父复付之百金，讵意复坏其本……公在澳从此拓落。鼎革回家，徒手归来，夫妻二人，有一妇二孙。有传广有人来桥尾问息，盖毓吾伯姆二人盛德懿行，不应无后。”传记表明，谢毓吾自壮年时即往澳门经商，住澳门多年，到清初归家养老，可能在当地还留有子嗣。《岱阳郭氏家谱》载，晋江十四都蔡岱村：
郭祚锡（1575-1636），字应敦，号参竹，邑庠生。妣王氏，名谥阙，系出沙塘，与霞行张二水国老同胞女弟。
旧载公之子孙不在梓里，想当时流离播迁，寄居外省，不复回籍。前族人有入粤者尝云：澳门郭姓即公之裔，兹并志之，以俟后之增修者考之。
又记：
赓注，祚锡公四子，字启成，兄弟四人同居澳门，生卒俱阙。妣林氏，子二：长懋偶，次懋开。
懋哲、懋种、懋泰、懋畜、懋章、懋番、懋治、懋霞、懋偶、懋开，皆为祚锡公派分居澳门子孙。
赓添，康锡公长子，生万历辛卯年（1531年），卒康熙戊申年（1668年），妣王氏……公葬在澳门双叠石下，妣葬未详。
启湸，继镛公长子，字赓明，妣王氏，公葬广东澳内祀地。子二：长懋果，次懋纪。
懋辅，生天启辛酉年（1621年），卒康熙庚申年（1680年），公葬香山澳州仔前。
“澳内”、“香山澳”都是当时对澳门的别称。族谱不仅表明晋江郭氏多户人家在澳定居，长育子孙，还记载明代往澳门的族人曾抄去族谱，至清康熙间，“我族总谱遗失已久……照侯公（1645-1710）自广东香山澳阅谱回家，俾我后嗣子孙不至数典忘祖者。”
《瀛洲王氏族谱》“起家传”记载明代晋江十一都洲王氏，有多人往澳门经营发家：
允斋，名养忠，字思执，生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卒于崇祯九年（1636年）。“少而食贫，乃脱身游粤……而已又下粤，不数年而致千金。堂宇毁近五十年，莫能盖复，一旦锐而新之……至于推与，尤能权轻重，无一文不当者，”
梅亭，名鹤年，字际皋。“戎马甫定，兴贩于留澳门、梅花岭等处，即能资父母用。中岁遇年俭，食繁匮费，乃走合浦，见别驾中表叔黄双江（黄双江即安海人黄宪清，嘉靖四十三年举人，授广东廉州同知）。公归而经广州，有邀以治贾者，中州外国，咸得其权，资产甲于海陬矣。”
际佑，名应申，号我居，生隆庆六年（1572年），卒于崇祯八年（1635年）。“警敏而沉于谋，言论曲中，所事业必底绩，无勤始怠终，用能丰财殖货。”
会象，名一春，号望暘，“公沉机深虑识取予。幼承父蛊，无一榱一亩之遗产，刻志治贾，齐鲁吴楚巴蜀百粤之间，迹无不遍，于是光复履素公旧物……”
启则，名曰作，号沐瀛，“聪慧有胆识，父瀛湖虽多年在广而积著未理，启则冲年承之，乐观时变，修业而息之，所造未可量也。”
静庵，讳兆枢，字发辰。“长游东澳，卜家澳门，番彝诸人咸信服。及其家颇席丰，即思水木之念……族中有从泉来澳者，公谅其财力，而经纪之间有负焉勿与校也。居澳门间，又乐周急济贫，癸巳岁凶，公买粟赈饥，全活甚众，香山晏邱中尊以懿行可风，赠额旌奖，允为一世之君子矣。”
由此可见，洲王氏到澳门经商颇有成功者，并由此带动了更多族人往澳经纪。
明清易代，澳门作为对外贸易商埠的地位没有多大的改变。澳门的葡萄牙人仍向清廷称臣，清政府继续向葡萄牙人收税，如康熙二十三年内阁学士石柱向康熙皇帝报告：“香山澳居民以臣为奉旨汗展海界之官，皆放炮远接，甚为恭敬。其本地头目至臣前跪云：我辈皆海岛细民，皇上天威，平定薄海内外，克取香山澳，我等以为必将我辈迁移，蒙皇上隆恩，令我辈不离故土，老幼得仍守旧业谋生。今又遣大臣安插沿海居民，我辈庶获互相贸易。此地可以富饶……惟有竭力奉公以纳贡赋，效犬马之力已耳。”但是，清廷在澳门新设立的税收衙门收取高额的商税，让地方难以承受，加上当时清政府放宽各港口对外贸易，一向与葡萄牙人明争暗斗的荷兰人乘机而入，争夺中国的市场，故澳门的繁荣渐不如从前。
此时，洲王氏仍陆续有人迁往澳门，而原来定居澳门的族人有一部分更由澳门迁往台湾，如思元派下十三世嘉老就从澳门“挈眷往台，开台湾嘉义尖山堡”；西杭份自超，其后裔迁台湾嘉义；西杭份震童派下可褒之子道修、道宜、道裁迁台湾。据族谱，家族中因商贸及清初迁界，留居澳门的尚有淑斋公派下等9个支系，共73人住居澳门：
居住澳门者在族谱中留下诸如“葬澳门十二脚”、“葬澳门三巴泵石下”、“葬澳门三巴外营口”、“葬广东壕沟边澳望下”、“葬广州香山望村”、“葬澳门三巴外青石州，有石碑为记”、“葬广东蠔镜澳三巴外”、“葬澳门相叠石”、“葬广东蠔澳三巴外相叠石下”等地名。
《瀛洲王氏族谱》“行义传”载：
滨庸，名维桢，字景周。“家贫如洗而尊师重道，至诚至敬，且又存其尊祖敬宗之念，即如康熙年间寓澳门，所辑高厚家谱持归，俾瀛洲公谱得其全备，厥功顾不小也。”
瀛圃，讳侯，字文长。“少年下广经营，克成家计，孝友可风，和睦乡党，尊敬祖宗，即如祭器运于千里之外，遍栽自买树种，以防风害，乡人得以耕种其中，至今老幼咸诵其德。”
《瀛洲王氏族谱》“闺范传”亦记：
许俭则氏，“后迁移，携儿寓惠州平山，令诸子往蠔镜澳经营，遂得囊积充裕，不负俭则之孝顺焉。”
据族谱材料，洲王姓在明嘉靖年间澳门开埠以后就频繁往广东澳门经商；清初迁界时，又有一部分族人迁居于澳门。在澳门的族人经商致富后除了回家乡置业外，还能回馈社会，经纪时照顾乡亲，在澳辑修家谱，捐资重建宗祠，贡献祠堂祭器，从外地引种菅草、树苗到家乡栽种，以御风沙。可见迁澳族人不忘根本，长期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
李焻与他的《开洋揭》
李焻（1585-1641）字洪图，号玄驭，别号唐谷居士。晋江仙店（今新店）人，是明季一位有文学造诣、有政治才干的爱国官员。
李焻的高祖李汝嘉官至衢州知府、浙江参议，祖父李继芳任过贵州参议，都是明代有名的循吏。出于家庭教养，李焻在探研经史之外，很关注国计民生。晋江溜石六里陂“上承九十九溪之水，下润数万亩田”，是一县的水利枢纽，为开发水利，造福家乡，李焻为书生时曾与青阳人庄际昌捐资董建，拓增陡门为三坎，数月告成，“泽及百乡，凡享其利者讴颂不衰。”
天启元年（1621年），李焻考中举人；崇祯七年（1634年）又进京考进士。当时明朝积弊已重，国事艰难，内外交困，崇祯皇帝朱由检颇思励精图治，振刷纲纪，亲自主持殿试，征求治国大计。李焻的对策以“帝王之治天下，比先于安民之道”立论，提出了开屯置寨以困“北虏”，剿抚并举以消“流寇”，开洋贸易以化“海氛”的见解。他的策论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亲笔点李焻为二甲第一名（传胪），捷报到泉州，误传是李焻中了状元，一时满城欢动，家中也高竖起状元旗，官府纷纷到李家拜贺。时有泉州名士秦钟震赋诗题其事：“南村红杏浪飞蹄，躔雒文星自紫泥。点尔何如三子后，犹荣御笔注亲题。”
中进士后，李焻初授礼部祠祭司主事，崇祯九年出任广东典试官，继而擢升兵科给事中。面临当时满洲威胁辽东，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纵横于陕西、河南，荷兰殖民者觊觎东南沿海，军事危若累卵的局势，李焻竭尽忠忱，尽力匡救，先后上了《招抚揭》、《开洋揭》、《救荒给饷议》等多道奏章，就军事、吏治、民生等当时亟待解决的军政大事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提出海禁，“片板不得下海”，就阻断了福建人海外贸易的通道。本来闽地山瘠民穷，人们只有靠海上交通贸易谋求生计，遭禁以后，民不聊生，一有机会，便铤而走险，违禁出海。贩海的私商为逃避防海官兵的巡查，难免发生对立和斗争，因此就被加上“奸民”、“海盗”等罪名。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人一等，加上违抗的又是“祖宗成法”，鲜见有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李焻的《开洋揭》却大胆否定明太祖“片板不得下海”的定规，力倡“急开洋禁，因其利而散之于商”。
《开洋揭》首先说到当时福建东南沿海的局势：海上“巨盗”郑芝龙已经投诚，又带兵消灭了其他小股海盗，必须安抚；荷兰人虽被赶出澎湖，却占据了台湾，尚须警惕；兵饷困缺，地方连年饥荒，还潜伏着很大的危机。“当此公私告匮，旱潦频仍之日，不欲为潢池之弄，可使为脱巾之呼乎？不欲为探丸之徒，可使为椎埋之侠乎？”因此，他提出：“莫若急开洋禁，因其利而散之于商，重其税而藉之为饷。昔人所云‘市塞则商化为寇，市通则寇化为商’者，非两利之道乎！”此外，为“开洋禁”的顺利进行，他还提出三点：一是反对者会提出疑问，会不会运出违禁之物，这就要靠当事者多加访察，依法办理。二是不可让荷兰人来内地贸易，即我可以往而夷不可使来，恐酿不测之忧。三是对郑芝龙等新抚之将要加以告诫、整顿。
李焻的一些建议，包括其《开洋揭》，在当时多未能得到采纳。因为明王朝大厦已到了摇摇欲坠、濒临倒塌的地步，不是一些改良措施可以挽救的。但是，从《开洋揭》及李焻多次呼吁的“开洋裕民”则可以看出他对于海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李焻之前，晋江一些有名的士人就有这种尊重、同情商人的言论。如晋江有名的大儒蔡清就说过：“借人本钱，营运生理，此决不害义。”有名的思想家李贽也对商人的处境深表同情：“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历史学家何乔远、学者李光缙都曾咏诗撰文，肯定和赞赏安平商人，说他们“经商行贾，力于徽歙”。“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圩。”
还有不少晋江士人在出仕之后，在其任职范围内关心、保护商贾。蔡清的弟子陈琛为淮安税监官时，革除弊政，以利商船通行。在正税收足之后，大开关门任商人往来，并抨击那些恣意克剥商人的官员：“洿池数罟，岂仁者所忍为。”嘉靖间任广东按察使的黄光昇开放夷市，减“夷税”十之六，促进了海上贸易。隆庆初年任御史巡视长芦盐场的苏士润，立法以通商利民。万历间任广东副使的苏宇庶，“为粤商大开行盐之利”。针对明朝的禁海政策，何乔远在《闽书》中指出：“于今闽人生息益众，非仰通蕃无所给衣食……海乌能禁哉？”
鄙薄和压制商人历来为中国传统社会习尚，为什么晋江的士人独能离经叛道，重商尚贾，与明朝禁海的政策大唱反调？因为晋江人世世代代靠贩海谋生，包括许多士人的家庭、家族，无不与海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士人本身就是靠商业经济的支持才得以读书应试登科的，而士人科举无望，弃儒从商另寻出路的也大有人在。长时期以来，生活在这种商业经济环境，受其熏陶，故多数晋江士人对于商人的同情、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郑芝龙两挫“红夷”
历明朝200余年，政府基本采取闭关守国的政策，实行海禁，不许老百姓出海贸易。可是“树欲动而风不止”，地少人多的福建沿海百姓，祖祖辈辈就以海为田，靠海上交通贸易为生。实行海禁，无异于打破沿海百姓的饭碗。他们只得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与追捕的官兵搏斗，于是成为“海盗”。正如明御史晋江人李焻所指出的：“沿海之民，以洋贩为生，故曰洋闭则商化为盗，洋开则盗化为商。”到了明末，政治腐败，内外交困，东南沿海的“海盗”更是“连结舶，蚁聚蝉联”，有李魁奇、钟斌、刘香、郑芝龙等，其中最强大的一支是郑芝龙。
郑芝龙（1604-1661），字日甲，号飞黄。南安县石井乡人。17岁时即浪迹江湖，到澳门谋生，在那里学会了葡萄牙语，为了从事替葡萄牙人做翻译的“通事”职务，他还皈依了天主教。1623年他因经商来到日本平户，在这里娶了一个日本女子为妻，翌年生下一个儿子，就是郑成功。之后，郑芝龙投靠了当时最为出名的海上贸易集团头目泉州人李旦、漳州人颜思齐，并取得其信任，后来继承了他们的财产，成为海上贸易集团的头人，当时无论中外都称他为“一官”。
那时威胁中国东南海防安全的不仅有“海盗”，还有觊觎中国市场，妄图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的荷兰人。当时国内称他们为“红毛番”或“红夷”。
在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进行海上探险，向外扩张。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航路所到达之处建立他们的贸易、殖民体系，获得巨大的利益。到了17世纪，后起的荷兰人步其后尘，急急忙忙地要来分一杯羹。在西方人看来，贸易是自由的，自由贸易的权力是绝对的，谁妨碍了他们自由贸易的权力，就会不惜诉诸暴力。可是，中国是一个经济自足的封闭世界，不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荷兰人几回尝试在中国建立市场都不能成功之后，决定采取武力手段。因为当时荷兰有“世界上最好的水手”，他们不仅勇敢残暴而且训练有素。同样一艘海船上，别人需要配备26～30名水手，荷兰人只要18名。他们的夹板船吨位大，速度快，炮火也更加凶猛。荷兰有先进的造船业，几乎每天生产一条船，在1600年，荷兰人至少拥有10000艘船。而他们向外扩张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着国会授予的特权，可以对外宣战、媾和、截取外国船只、建立殖民地、修筑军事要塞或铸造货币。而且在此之前他们已用武力征服了印尼群岛各地。
据荷兰人包乐史著《中荷交往史》记载，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库恩制定了一项派舰队远征中国的计划：“这支舰队由8艘船只和1024名兵员组成，莱尔森（C·Reijersen）出任舰队司令……舰队的使命是建立与中国自由通商关系，同时破坏西班牙、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莱尔森的舰队首先必须出其不意地攻占澳门，断绝葡萄牙人与日本的贸易。然后派一部分舰队前往澎湖列岛，在那里建城筑堡，再踞澎湖截击航行于厦门和西属马尼拉之间的中国贸易帆船。这些目的达到后，福建贸易的垄断权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落入荷兰人怀中。‘因为福建省离不开贸易，它的一切生活品仰赖海外’。”库恩还下令，如果为此而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就尽可能掳掠中国沿海的男女老少来充实巴城和公司在印尼群岛其他属地的人口。”
然而，库恩总督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去11艘炮舰载着600名荷兰士兵准备进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人击败。1624年，这支荷兰舰队在澎湖受中国水师围困多时，终于在都司沈有容严词斥责下撤出澎湖，退走台湾。不过他们还不死心，在台南修筑热兰遮城堡，作为据点，经常在海面截劫商船，或到闽南沿海烧杀抢掠，抓走中国人，卖到巴达维亚当奴隶。晋江沿海的村落每以红夷来犯深受其害，一日九惊，一些居民只好徙居城中。晋江十四都寮头《花厅谢氏家谱》记商人谢以望一篇自叙，说自己：“北至燕，南入粤，栉风沐雨，艰苦万状，弱冠而出，二十有二始归，娶妻甫逾月，负荷入粤，履危蹈险，无所不之……”儿子谢应祝“年方十九，驱驰南北，阅历天下几遍，忧勤砥砺，较余起家时殊不少减……不意万历丁巳岁（1617年），舟遭红夷剽劫，数十年所存赀本，尽付乌有。”
所以御史李焻在上呈崇祯皇帝的疏文中一再提到“自红夷邀市以来，虽驱之出彭（澎湖），犹窜伏淡水台湾之地……哨集成群，高樯巨舰，横行于蛟宫鳌窟，而莫谁何。”
台湾这里原来就有颜思齐、郑芝龙这些“海盗”驻扎，荷兰人的到来当然对他们也有威胁，不过双方在中国商品交易方面也有互相利用之处，何况荷兰人船坚炮利，兵众有2800人之众，这些“海盗”便和荷兰人勾结起来，以其为后台，听其指使，“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活动，游弋于中国大陆到马尼拉的航线周围”。郑芝龙在这时候也为荷兰人服务，他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通事。
1625年，郑芝龙从海上贸易集团头目李旦那里继承到大批财富和船只，他开始自立门户，独自活动，不断扩充军事势力，并凭着军事实力进行海外贸易。郑芝龙日益扩张的势力使荷兰人感到威胁，也引起明朝官兵的注视，多次派兵追剿，却屡次被他打败，还让郑芝龙攻下中左所（厦门），抓走了指挥官。几次吃了败仗后，福建总兵俞咨皋便使了个“以夷制盗”之计，邀台湾的荷兰舰队共讨郑氏，并答应事成之后将报请朝廷恩准开放荷兰与中国的贸易。荷兰人当然乐意除掉一个竞争对手来换取与中国通商的利益。荷兰第二任驻台长官迪·韦特便于1627年11月初组织在台的军舰和士兵，倾巢而出，进攻驻于铜山的郑芝龙。没想到他们的军舰到了铜山，官兵却一船不发，来个坐山观虎斗，使他们陷入郑军的包围中。郑芝龙此时已拥有帆船千余艘，对来势汹汹的荷军全不畏惧，以众敌寡，对高大的敌舰采取包围、火攻的战术，焚毁荷军战舰奥卫克号，俘虏荷军85人，荷兰舰队败逃往厦门港，郑军竟一直追击到厦门。而且一不作二不休，连同荷兰人在海上运载货物的几艘船只悉数牵走。荷兰人在这场战斗中遭到惨败，以至于如他们向巴达维亚当局反映的：“我们）没有船舶能出现于中国大陆沿海区域。我们只有区区350人在此等待。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救援，我怀疑尊敬的阁下无法从我们这里获得任何东西，或许只有一条急须修复的船……”
最终，明政府决定招抚郑芝龙，以利用他来对付荷兰殖民者及其他海上势力，而郑芝龙恰有此意。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收招抚，被授予“游击将军”，之后，便不遗余力地为明政府剪除了其他海上武装集团，因功由提督、参将，升到福建都督。郑芝龙拥有自己的军队，靠这支军队保护自己的船队进行海上贸易并收取商船保护费，俨然成为海上霸主。
荷兰人“好了伤疤忘了疼”。1633年7月12日（崇祯六年六月初七），为了叩开中国的门户，第四任驻台长官普特曼斯带着8艘军舰突然袭击厦门的水师，击毁了停在港内的所有明军战船，也就是郑芝龙的战船。荷兰人自以为已经占了上风，给郑芝龙写信，提出谈判的条件，强硬地要求“允许荷兰船只在中国的所有港口贸易”；“在鼓浪屿割让一所房屋，在福州设立一个分支商号”。同时准备对郑芝龙再来一次攻击。10月22日，普特曼斯率8艘兵舰，联合海盗刘香50余艘戎克船，来到金门料罗湾，却遭到郑芝龙组织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击，郑芝龙奋勇当先，率船队在金门料罗湾包围、痛击入侵的荷兰舰队。据荷兰人记载这场战斗：“有三艘战船包围了Brouckerhaven号，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野性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立即下沉。又一艘荷舰Sloterdijck号正在近岸处，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泉州府志》“王梦熊传”也有一段记载当时战斗的文字可以相互印证：“红夷寇鼓浪屿……败归，复率大直逼内地，舟高且坚，刀刃不能伤，夷炮在千百丈外发无不中，中则人船皆碎……乃以小艇数十，扮渔舟藏火器，潜逼其旁，乘风纵火，弃艇挟浮具泅归。援以巨船，焚甲板十余艘，夷脱于火者咸溺于水，生擒大酋牛文来律。”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邹维琏在《奉剿红夷报捷疏》中记载由九月初一至二十日所获的战果是：“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来，此捷创闻。”
本来骄横不可一世的荷兰人吃了这两回败仗，终于认识中国人的厉害，放弃了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通商的念头，把他们的舰队退出了福建沿海。
“使唆乌鬼去放熕”
“使唆乌鬼去放熕”是一句地道的闽南俗语，外地人不一定理解，本地人一听容易明白，是唆使别人代替承担责任或受过的意思，也可单纯作怂恿别人做于己不利的事。但如果盘根问底，为什么是“乌鬼”？为什么是“放熕”？本地人也不一定完全明白。
“乌鬼”是古代对黑人的叫法，也叫“黑番（蕃）”、“乌番（蕃）鬼”。远的不说，明嘉靖年间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都御史朱纨所著的《甓余杂集》中就多有记载：
……刘隆等兵船并力生擒哈眉须国黑蕃一名法里须，满咖喇国黑蕃一名沙哩马喇，咖呋哩国极黑蕃一名嘛哩丁牛……
又据上虞知县陈大宾申钞黑蕃鬼三名口词，内开一名沙哩马喇，年三十五岁，地名满咖喇人，善能使船观星象，被佛郎机蕃每年将银八两雇用驾船；一名法里须，地名哈眉须人，十岁时，被佛郎机买来，在海上长大；一名嘛哩丁牛，年三十岁，咖呋哩人，被佛郎机蕃自幼买来。同口称，佛郎机十人与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宁波大小七十余人驾船在海，将胡椒、银子换彩布、紬段，买卖往来日本、漳州、宁波之间，乘机在海打劫……所获黑蕃，其面如漆，见者为之惊怖，往往能为中国人语。
今佛郎机夷船在大担屿……贼船计有六十余人，内有黑色及白面大鼻蕃贼七八人、蕃婆二口……近获铜佛郎机铳并工匠等到杭，委官监督铸造足用，方行福建一体铸造，仍行按察司查取见监黑鬼蕃驾驭兴工，此蕃最得妙诀……以上资料说明，嘉靖中期，佛郎机夷即葡萄牙人已进入闽浙海域，试图进行贸易，但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一直采取锁国禁海的政策，荷兰人不能如愿，遂与私商、海盗相互勾结，既进行走私贸易，也打劫掳掠，成为沿海的祸患。荷兰人当时已经善铸铳炮，能造高大坚固的夹板船，而且以掳掠和雇佣的方式，罗置一些黑人在其麾下，为其服务。所以这些黑人善能铸造和掌握铳炮。
明万历年间，以向明廷效忠和供应龙涎香为由，葡萄牙人在澳门取得居留的权利，逐渐把澳门这个小岛经营成一处繁荣的商埠，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葡萄牙人也善铸铳炮，在明天启、崇祯间曾在澳门开设铸炮场为明廷铸炮。至今葡萄牙埃武拉公立图书馆及区档案馆还藏有当时的合同手稿：“1623年12月13日，总督与留发汉人、铸铁匠人有苍、德泉签订合同，为总督铸造所有他下令铸造的火炮。条件如下：提供铁、炭、鼓风人员及铸造场所，每百斤铸造成费用为3帕尔达乌（Pardaus）。若试验时有炮炸毁，铸造者必须将其熔为铁丸，不再付费。每铸百斤支付二经纪人（不含翻译费用）1蕃银（Pataquinha）。不铸造30至40担以上的火炮。经纪人为平鸿、任泉。众人画押。”至1638年年底，“澳门王家铸造场”出产了约200门铁炮。资料还表明，1635年，在澳门有850个有家室的葡萄牙人，他们平均每家有6个武装奴隶。1642年，澳门有“5000名奴隶，因此可有2000名火枪手”。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咖呋哩人。在葡萄牙人眼里，“咖呋哩人在友爱、随和及简朴方面，超过那里的孟加拉国人、马拉巴尔人、卡那林人及其他种族。”可见在澳门铸炮、使用火器的大部分是黑人。
那么，是谁唆使这些黑人去放熕（炮）呢？是当时受朝廷招安，居住在安海的郑芝龙。
郑芝龙把他的大本营建在离家乡不远的安海，时人记载他：“于安平置第开府，筑城，开海道，海船直通卧内，亭榭楼台，巧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其守城兵饷自给，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海舶往来，非郑令旗不与通行。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而至居奇为大贾，故八闽以郑为长城，称雄闽粤。”外国人则说他“拥有3000条帆船，为了更安全、保密地装卸那些运输贵重货物的船只，他下令按照欧洲的技巧与规范起造了一所巨宅。严格来说，是一座城堡。一部分在海滩上，另一部分深入海中。运输贵重货物的船只进入内门，如同在一私人港口内。”
郑芝龙既建立他的海上帝国，由于自身的经历复杂，树敌颇众，对自己手下的“老兄弟”不放心，为安全起见，需要建立一支绝对忠诚于个人、战斗力强大的卫队，凭着他与外国人打交道得来的经验，便用重金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从马尼拉西班牙人那里，从台湾荷兰人那里雇请到300名甚至更多的黑人组成自己的卫队，充当他的护卫和枪炮手。据《在华方济各会会志》记录：“官员一官在安海有一连队黑人士兵。这是他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这些人是基督徒，有妻子儿女。他们来探望我们。他们的连长叫马托斯（Luisde Matos），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arcabuceros）。他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我们一靠岸，一些人马上过来看望我们。有几个是我在澳门便认识的。”当时在福建的何大化在《1644年华南耶稣会年札》中记录：“唐王依靠一个福建人的勇敢与忠实在该省会（福州）设朝。他年轻时曾在亚马港成为基督徒，后从事海盗生涯，现在荣华富贵，将其义务忘得一干二净；但他手下有300个各种族的黑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是他十分信任的卫兵。”“他们经常剿匪，而且总是得胜而归，因此深得他们的将官的赏识。”“黑人士兵英勇作战，连连取胜，使其军威大振。”据明末清初在中国传教的方济各会士说，郑芝龙在日本还生了一个女儿，是一个基督徒，于1636年被驱逐出日本，来到澳门，嫁了一个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后来，他们一起来到安海，又为郑芝龙带来大批黑人，编入部下。黑人卫士身体强健，忠心耿耿，而且善用枪炮，战斗力强。郑芝龙不仅用黑人卫队保护个人的身家性命，而且用于“剿匪”，即攻打其他海盗，在对外贸易中，郑芝龙也派遣黑人卫士为他监押海船以免货物损失。因为郑芝龙能善待这些黑人卫士，而且在安海设有“天主堂”，请神父传教、主持祈祷，所以这些信教的黑人更加乐为所用。
郑芝龙能利用这些人所畏慑的“乌番鬼”，使用威力巨大的火炮，这自然在本地人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因此，闽南便有了“使唆乌鬼去放熕”这句俗语。
1646年郑芝龙降清，“带随从五百人往省”，其中就有300名黑人卫士，在福州，这些卫士在保护郑芝龙的生死搏斗中死了100多人，其余为清军收编，曾参加清军攻打广州的战斗。郑芝龙没有带走的黑人，后来多数追随郑成功，据被郑成功打败的荷兰人揆一所著的《被遗误的台湾》记载：在围攻荷兰城堡的郑军中，“也有两队年青黑人兵，其中有许多以前做过荷兰人的奴隶，练习过燧发枪。”而连横《台湾通史》记载，1681年，郑经死后，“诸弟夜命乌鬼拉杀”监国郑克，引起郑氏集团的内乱。可见郑家自兴起到衰败，一直离不开黑人卫队。
（本文资料据金国平、吴志良《早期澳门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