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豪放词人中，成就最高，能开宗立派，成为领袖人物的当属苏轼。苏轼是词学上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实践的大词人。他的“自是一家”“颇壮观也”。其内涵是“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与人品一致”，“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人生感受。”经他之手，词由表现女性化的柔情扩大到了表现男性的阳刚气魄，男性心理、气质在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和描绘。在词中，从苏轼开始，男性生活才有了表现的一席之地。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古代男权占据统治地位。认为女性仅是工具、玩偶而已，把女性作为生活的附庸；二是封建礼教统治下，男子是正人君子，特别是文人学士更是如此，他们不宜在词为艳科的小家什中出现；三是男尊女卑的作祟。男子应是顶天立地，不宜儿女情肠缠身。基于这种认识，苏轼能在词中确立男子地位是非常有胆略的，也是十分有勇气的。写男子心里所思所想，写男子所作所为，这是对词境的一大开拓和创新。写男子的个人性情和怀抱，男子的激情进取精神，远大的胸怀和理想，生命力的强烈，彻底荡涤了词为小儿科的卑弱地位，开南宋辛弃疾豪放一派之先河。同时，苏轼词一改词仅为歌者而作的格局，而是变为一种与诗一样的文学艺术，真正摆脱了音乐束缚的尴尬地位，社会万象没有不入词的，这样一来，诗词并列，词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苏轼能创作出大量的豪放词，我认为，一是性格原因，二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三是心胸的豁达旷放。苏轼一生坎坷无数，打击一个接一个，从21岁的春风得意始，到四五十岁倒霉就开始了，家庭中丁忧连连，仕途上一贬再贬，甚至入狱，几近于死，因为贬了再贬，朋友遁去，家道贫窘，妻子亡故，实乃雪上加霜，伤疤上撒盐，如果对常人而言是难以熬过这一悲惨关的，早已心力交瘁，崩溃垮掉了。但苏轼却能笑容相对，面对家事世事的不顺，却能优游从容，不悲伤，不气馁，不怨天，不忧人，心态极为平和中正。为君为民的儒家传统也没有任何改变。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也不赞成司马光的旧法，他的主张是：“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他因反对新法惨遭打击，但他对司马光的作为也不赞成，并提出自己的有力主张，像这样一心为民，对生活、对生命的执著尊重，在封建官吏中是不多见的。但他曾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丐，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说明他心胸开阔，包容心态极佳。他这种心态是超越人生地位、身份、教养的一种博爱，是人类之大爱，为此，对那些蝇营狗苟，极具偏见和私欲狂的人们是不屑一顾的，可见他的宽阔不囿于事的人品！同时，他还具有宁可让人负我，我绝不负于人的大胸怀。他的这种精神和心态，正是他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结果。苏轼的父亲是古文名家，耳濡目染，细加调教，母亲又知书达理，从小对其进行古代志士事迹讲述和熏陶，磨砺其意志名节，在书香门第的深刻影响下，学识相当渊博，年轻时学识修养已相当深厚，有远大的济世为民思想，积极入世为国、为民、为社会，个人恩怨则从不计较，通俗的说是大度，深层次论则是高人、达人，这是儒家思想的表现。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无论通达时，还是逆境中，一如既往，从不改变自己的言行，这又是释家心肠。在财物面前，在利益面前，在受到不公正待遇面前，他又能自适和超脱，这又是老庄哲学的体现。总之，儒、释、道的融汇是苏轼的哲学基础，他这种哲学思想在北宋三教合一的社会氛围中更是游刃有余，“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接受和实践，造就了他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风采。儒家思想使他匡世济民，奋厉用世。佛家思想使他为人坦荡，品节高尚，道家思想又使他多投入，不谋私利，旷达超脱于人世。“这种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于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一生中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饱经忧患，但创作激情更为高涨，使艺术追求上已达到了精深美妙的新境界，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全面，内心的情感意绪表现得更为深刻独到。就艺术上而言，苏轼的两次政治迫害和流放生活成就了他文学独创的地位，如果没有两次沉重的打击和贬谪生活，他能不能有如此丰厚的文学作品，有没有如此大的影响还要另当别论。所以说，他的贬谪生活并不完全是他人生的不幸，而是他人生的绽放，也是他生命最有意义的时期。
正是这种博大宽宏的思想，使苏轼的文学成就达到了辉煌的地步。北宋三教一体正适合苏轼思想，是其思想活跃的土壤，有了这样的思想，必然产生出与众不同的性格。他做事坚定、执著是宁折不弯的个性，有了这种超长的性格就没有他做不成的事。在他的词中，选择那些适合自己自由挥洒的意象入词，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能经过词人情感的熏染过滤之后，使其产生一种情味来。大主题小意象，小主题大意象，自然的、社会的：植物类、动物类、事物类、动作言行类、社会事物类，自然景观类等，不一而足，有的比喻，有的象征，有的描述，林林总总，万花筒一样，万象无穷，极为宽广。性情而外，皆无文字。如他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事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有人说，这首词是苏轼第一首豪放词，姑且不论是与不是，但这首词“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的政治家形象是十分鲜明的，词风转变是千真万确的。前三句写夜宿旅馆情景。“灯青”、“鸡号”、“梦残”三个意象极言环境的荒凉、冷落，接着四句写旅途早行时的气候和环境。月光山色，“晨露”、“朝露”，表现时至深秋，暗示自己凄苦的情怀。接下来六句陷入沉思展开讨论，感叹身世，回忆往事，下阕议论开始，想当年出入京城时兄弟俩意气风发，把自己的雄心抱负比作陆机陆云兄弟，也说明自己少年已成名，有政治抱负，有远大理想，有为朝廷分忧解难的志向，并且信心十足，希望多多，但是，当下兄弟二人在现实中却碰了壁。言远大志向是化用杜甫诗意而为之。最后六句抒发不被重用的感慨，从而纵情于酒，及时行乐的情怀，这里边有无尽的辛酸和无奈，但写出时却议论风发，自由挥洒。直抒胸臆，写景、言志、抒情、议论为一体，经、史、诗、文贯穿一气，句式错综变化，感情跌宕起伏，实乃“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首典型的浩然词气，表现了天才词家风采。
当然，词境的开阔拓展，也与词坛的发展所需相关，词发展到北宋，因社会的变化，文人学士在研究词的出路，一味艳情的发展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时代的需要，改革的呼声日高，随着生活的丰富多彩，词的内容与形式也必须随之多样性，苏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为适应需要，对此进行了改革。他本人也有改革的基础和条件，这就是他对词艺术追求的无止境，创新处的动机。他认为词就应表现男子汉的冲天之勇，那种缠绵之声的专利必须打破，让词这一艺术形式和诗一样大放异彩，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豪放词迅速崛起，最终成为一大流派。
苏轼的三教合一的厚重思想，使他的为人处事的心态阔宽旷放，大事小事都不放在心上，与世无争，与人无邪，心胸开阔无拘，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对天下之人，正因为有佛家旨趣，所以他的心胸就有了弥勒佛的大度，天下再难再险之事，在他看来都不是事，如他的《临江仙》和《定风波》都是如此。为了便于议论，先将这两首词录于此。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帐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临江仙》一词作于元丰五年贬黄州时作，作者用夜饮、东坡、家童、鼻息、雷鸣、敲门、倚仗、江声、夜阑、縠纹平、余生等意象排列成词，使自然意象、社会意象、人物意象、行动类意象、事物类意象互相交织，错综叠荡，展现了夜晚独具的宁静美，在这种宁静的氛围中，千头万绪齐涌心头。上片写夜深夜静，自己半醉半醒地消受这一别人从无的体验，这时什么都是自己的，自己尽情享受吧！然而那奔涌的千头万绪能让词人尽情地享受吗？不由自主的在滔滔的江水中，生发出无限感慨。下片正是具体感慨的内容，开头两句化用《庄子》语，表现了对自己人生不幸的感慨，自己左右不了自己，虽过了半生，仍是为名利所奔，为此，词人发出质疑，什么时候能摆脱这种虚名虚利呢？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即适意的生活。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于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表现的正是这一思想，那种渴望自由的奢望十分强烈。这正是旷的表现。这首词和朋友吟咏数遍之后，“翌日，喧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本来想解脱却无法解脱，此词表达了这种无法解脱的苦闷，因深知解脱无望，所以这种苦闷是十分沉重的。这种自由驰骋的意境只有豪放词人能写出。《定风波》一词是贬到黄州第二年写的，生活的困窘，处境的尴尬，没有击垮词人，词人仍很乐观面对，展示的正是他的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超脱的人生观。穿林打叶声、吟啸、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蓑衣、烟雨、春风、山头的斜阳、无风无雨，这些意象，在别人看来，狼狈不堪的情境，而词人却能写出无限情趣来，一场急雨的冲涤，使人洗去了秽气，但一阵寒气的侵袭又令人难熬，恰巧这时斜阳从山头直射而下，寒意顿消，黑暗过后是光明，寒冷之后是温暖，回首看到刚经过之处，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还是那样的平静，此处与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反映了词人洒脱无拘的人生态度。这里是否另有寓意？他可能是告诉大家，在得意时，不要翘尾巴，在不幸时也不要过分悲观失望，要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平静而洒脱的生活，只有这样，在世态炎凉、千变万化的人生旅途中，才能处世不惊，顺其自然的生存。总之，这两首词所表达的都是词人开阔的雄心，无拘无束的胸怀，表达的都是他那颗独特的心。
正因为有这种独特的胸怀，所以他写诗作词都能充分的放开，尽情的想象，时刻将自己的思绪放在艺术的畅想中，自然之物与胸中之物都有了词人独一无二的情感和色调。他的豪放词代表作之一《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少年的青春活力，牵黄、擎苍、锦帽貂裘、卷平冈、倾城、太守、射虎、孙郎等意象极为夸张的渲染了出猎时盛大的场面，并以勇掷猛虎的孙权自比，表明自己勇武刚强，年轻有为。下片是写自己的雄心壮志的。自己虽有白发，但报国之心不退，词人以魏尚自比，希望承担大事，为抵抗西北之敌，自己甘愿献身于战阵，为国效力。他描写打猎场面的壮阔，其实就是表现他杀敌立功的雄心壮志的。他自己在《与鲜于子骏简》中说：“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该词作者也认为是豪壮一列，是一首比较早的豪放词，为此很值得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