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过关了，我又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出路在哪里呢？因为不肯下农村，街道视我为十恶不赦的坏人，生活门路被街道干部堵得严严实实，好像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瞒着父母，跟着好友李小春卖了一次血，换回营养补贴30元钱，每半个月给母亲10元补贴家里，说是以前挑土方时，队上补发的工资。
第一次抽血的时候，当时的心情使我终身难忘。抽血前，先要验你的血，转氨酶合格后，才通知你去医院抽血。我卷起高高的衣袖，壮实滚圆的右手伸向那圆圆的窗口，医生的针头插进我那粗粗的静脉管里，然后软带一松，通红的鲜血慢慢往玻璃瓶里流，立刻使我想起自己那悲惨的命运，辛酸的眼泪像泉水般哗哗地夺眶而出。300cc的鲜血流完了，我那伤心的泪水还在源源不断地流着，我的哭泣引起了医生的疑问，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医生已明白我的苦衷了。
医院给我5两茶油票，一斤白糖票，是卖血人可以享受的特殊供应，但必须凭粮本和户口本才能买到这两种物资。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卖血的事，我只好将两张票证送给了别人。
三个月以后，医院又来了通知，李小春转告了这个信息，那时候我又顶替了别人的名额，在地质局工地挑土。上午抽完血，下午又来到工地挑土，我什么也没有吃，头昏眼花，浑身无力，像得了大病似的，回到家里很早就睡了。
第三次卖血没有成功，医生检查我的血色素只有10克，不符合输血要求，这是生活清苦、缺乏营养所造成的。
那时开始意识到我的健康受到了伤害，没想到家庭出身不好竟会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威胁。今后如何保护自己，包括保护身体，这一切都不敢去想象了。
初中同学小蒋为那次下乡双抢偷红薯挨批判以后，我以为她会恨我，离校后，我们很少联系，她下放还乡生产以后，由于家庭出身好，大队部调她去学校当教师，她听同学说我处境艰难，特意来家中找我，介绍我去乡下教书，任代课老师。当时农村严重缺乏师资力量，要去当代课老师，不要任何介绍信和劳动部门的手续，只要有熟人介绍就行了。
我任教了两个月，农村小学条件虽然很差，但空气比城市好，学生纯朴勤劳，老师不多，自己开伙食，轮流做饭，吃的蔬菜大部分是附近学生家长送的。
我教五年级语文，二年数学，有时也教图画和唱歌。
任教期内，学校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与老师、学生的关系也处理得较好，这里没有政治歧视，也没有人迫害我，大家相处很好，这段时间是我思想平静、心情轻松的时候，遗憾的是时间太短，政治运动的迫害，如影随形，我到哪里跟到哪里。
办事处不知怎样又找到了我的行踪，他们派人来到学校交涉，结果不难明白，他们又蛮横无理地打破了我的饭碗，这是什么世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