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钜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带兵的人，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求得名利，第四要不怕辛苦。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勤快。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也才能为你所用。这是第二重要的方面。带兵之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那么保举功劳时稍不及时，官场稍不如意，便有怨恨之心，与同僚比薪水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这是较下等的带兵之人。如果身体不健康，稍有操劳，便精神疲惫。稍有过度，就精疲力竭。这是更下等的。
◆原文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线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上面所说的四个条件，看来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如果缺其中的一条，便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我认为带兵的人，必须是智勇兼备的有文韬武略的人。几个月来，我不仅梦中在寻求，还焚香祷告，没有一刻忘怀。大概一个人有了忠义血性，四个条件就都能够具备。没有忠义血性，即使表面上看来已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最终仍是不可依赖的。带兵的道理，勤、恕、廉、明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详解
对曾国藩关于将德的论述，蔡锷有这样的评价：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
意思是：古人认为为将须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说得非常精要，要求非常之高。而西方人论将，往往说“天才”，意思是上天特别赋与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国藩、胡林翼都主张为将的人要以良心与血性为前提，可谓抓住了为将之道的根本，同时也是他们现身说法。咸丰、同治之际，太平天国的军队攻陷了十多个省，东南的半壁江山，几乎都被占领了。他们本是一介书生，都是翰林出身，一个是清宦，一个是僚吏，对于统兵打仗，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们平时所干的事，也与行军打仗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有良心血性，才使他们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军功卓著，恩泽全国。他们的功勋、行事、言论，足可与古今的名将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
这难道不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假如他们二人的良心血性，与一般人并无二致，那么，他们最多也不过做一名显赫的官员，或者做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如何能够从军队中奋起，平定国难，建立旷世奇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