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挑选将才，必须要找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而且要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才是最好的人选。
※详解
曾国藩在此确定了将才的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都是硬性的，而撇开了其它一些因素，如是否有道德、人际关系如何等等，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一将难求”，真正的将才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衰，所以不能苛求。
唐朝名相狄仁杰也以举贤荐能而名垂青史，尤其是他举用契丹降将的故事，更为时人所称许。李楷固、骆务整原为契丹大将，多次领兵侵扰唐朝边境，骁勇异常，深为唐军将士所忌恨。不久，李、骆两位因形势所迫，率军投降了唐朝。很多唐将主张斩杀二人，以扬国威。有人说：“这两名贼将历来以我朝为敌，为患边境，杀伤我军将士无数，不杀之，军心不服，朝野起怨。”狄仁杰却力排众议，他给朝廷上书说：“楷固、务整骁勇善战，颇具将才，若能恕其不死，再授其官爵，他们必将怀着感恩的心情，为我朝南征北战，将功补过。若不分青红皂白，乱杀降将，势必逼迫敌将死战，至死不再投降我朝。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军克敌的阻力。”满朝文武都被狄仁杰说服了，于是委任两将以官爵。数年后，李、骆二将奉命领军北伐契丹，两将因熟悉敌情和战术，统率唐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武则天亲自在宫中设宴为两将庆功，此后，李、骆二将赤心效忠唐朝，屡立战功。
将才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历史上因为择将不当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误用。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任绵竹成都令、越太守，史称其人“才器过人”，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马谡开始时也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屡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汉中立下了重大功绩。然而，他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终于造成街亭惨败。
蜀汉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为了北定中原、光复汉室、统一中国，决定率师北伐。蜀汉大军出祁山，进展顺利，给曹魏政权造成很大的震动。魏明帝赶忙派遣宿将张郃前去阻击蜀军。
当时，马谡担任蜀军的先锋，兵据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在张郃全力来夺街亭的形势下，马谡能否守住街亭，也就成了关系到北伐成败的关键。
诸葛亮深知街亭在整个北伐行动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再三谆谆告诫马谡不可麻痹轻敌，命令他选择靠山近水的有利地形安营扎寨，以逸待劳，乘隙破敌。然而马谡在街亭实地布防时，却违背诸葛亮的命令，远离水源，将营寨扎在街亭附近的南山顶上。不久张郃率魏军进逼街亭，侦悉马谡舍水上山，就当机立断，将马谡所处的孤山团团包围，切断水源。蜀军在孤山上饥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战自乱。张郃乘势发起攻击，蜀军力不能支，“为郃所破，士卒离散”。魏军攻占了街亭，马谡大败而归。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曾国藩选起将来当然更会得心应手，尤其是曾国藩选将与他的相人术相结合，更是神乎其神。
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需要人才，有的是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可以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的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余病发，功绩不显著。踱步的是彭玉麟，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立军功打胜仗，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河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侯。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曾国藩遴选、培养的将才除了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江忠源和罗泽南。
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去见曾国藩。江忠源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著称。曾国藩初时只是和他谈些繁琐小事，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出，曾国藩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继而又说：“是人必立功扬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闻者都很惊疑。从此二人交谊甚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诉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徒，天下将大乱了。”过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国藩问他：“你说教徒要肇乱，为什么现在没有动作呢？”江忠源说：“我在家的时候，已经把亲友丁壮都组织起来了，一旦有事，可以防御。”。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青莲教首领雷再浩果然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就把他扑灭了，因功授知县，擢任浙江。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江忠源方在秀水县任上，天地会党人李沅发又在新宁举事，曾国藩写信去劝他弃官保家。但不久李沅发窜往广西境内活动，成了太平军起义的前驱者。
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为其中之一，曾国藩上疏说他“忠心耿耿，爱民如子”。可见江忠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了。江忠源在被举引见后，丁忧回籍。不久，太平军攻桂林，赛尚阿奉命督师往剿，奏调江忠源赴营差委。他募集士兵五百人，称为“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胜仗。但赛尚阿不采用他的战略，他就告病回家了。第二年，太平军由永安突围，又攻桂林，他招募一千人增援，又打了几次胜仗。太平军围攻长沙后，他从郴州往援，逼营督战，城得保全，太平军引而北去。这时他的楚勇已增到二千人，在长沙是很得力的队伍。他们不仅靖卫乡里，而且出援邻省，成为湘军的先导。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为同县人。举孝廉方正，平时周游四方，赖教书度日。他非常有道德学问，有人称他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标榜宋儒，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污辱莫大焉”。他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连哭三天而失明。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曾国藩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湘中书生起兵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而且都是湘乡人。
曾国藩在北京时，曾致弟书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乃我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陈尧农、罗罗山皆可谓名师，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后由于曾国华与曾国荃曾师从罗泽南，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亲一起办团练，同曾家来往渐多，关系便越来越密切起来。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调罗泽南等赴长沙。这一支乡勇，就成为曾国藩军最初的基本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