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虚估、加抬诱使商人入中
北宋时期，边患频仍，相继爆发宋辽、宋夏战争。沿边重兵驻戍，军需供应成为关乎战争胜负、国之存亡的首要问题。西北沿边由于道路险阻遥远，又无水路可供漕运，更增加了运输军需的困难。而且战争连绵不断，运输费用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鉴于这种情况，自宋太宗雍熙年间开始，朝廷利用茶盐等榷货换取民间商人运送军用粮草到沿边以保障军队后勤供给。这种制度史称入中，又称为折中。
据《长编》卷30记载，朝廷“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值，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由此可见，折中的基本思想是：政府利用商人逐利的本性，以市场性的工具，解决沿边军需供应的难题。即让商人运输粮草到边境军中，官府根据运程远近给以优厚的价格，付给“券”或“交引”作为凭据，商人凭此既可至京师领取缗钱，亦可至江淮地区领取茶盐。由于“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宋史》卷183《食货下五》，中华书局点校本。。因而在当时商人入中之后大多数取茶于江淮，售之西北以获巨额利润。正如时人所概括的：入中“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⑤⑥《文献通考》卷18《征榷五》。。
在战争期间，军用粮食和物资（如马料等）的需求量巨大，而且往往时间紧迫。因此，宋政府不惜用“虚估”、“加抬”的手段，吸引商人入中。所谓 “虚估”、“加抬”的实质是：宋政府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价值规律，以价格作为有力的杠杆，对商人入中到边境地区的粮草等商品的定价远远高出其实际价值或当地的市场价格，并以现钱或茶、盐支付，从而使入中商人在除去本钱、运输费用、商税等之外，仍可获取较高的商业利润。朝廷这种以重利诱使入中商人，把沿边军需供给纳入市场化体系来加以解决的思路，可谓独辟蹊径。这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与长期战争环境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史上实为罕见。
宋代商人之所以不辞长途跋涉之艰辛，踊跃入中，主要原因就是 “虚估”、“加抬”能给他们带来高额的商业利润。因此，“虚估”、“加抬”是促进商人入中的根本动力。如咸平六年（1003年）正月，度支使、右谏议大夫梁鼎就指出：“陕西沿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倍给公钱。止如镇戎军米一斗，计虚实钱七百十四。而茶一斤，止易一斗五升五合五勺，颗盐十八斤十一两止易一斗粟，米一斗，计虚实钱四百九十七。”《宋会要·食货》39之2.王安石更是一语破的：“陕西陆地无可漕，惟厚与价，使民竞入中以供军粮尔。”《长编》卷214.
在入中法下，“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⑤《文献通考》卷18《征榷五》。；“凡茶之利，一则官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请以省馈运，一则榷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以赡京师……而其大者，最在边备”⑥《文献通考》卷18《征榷五》。。正可谓国家、商人双赢：一方面，国家借商贾的资力和经营才干懋迁，使手中掌握的大量茶叶无所积滞，销售渠道大为畅通，较之于政府直接专卖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沿边军需运输供给难题；另一方面，商人亦从中分得一杯羹，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二、滥发茶引使入中无法进行
但是在宋夏战争中，政府为供给西边驻军的急需粮草，大量发行茶引招商人入中。发行茶引过多，其储备的茶叶不足以支付入中商人手中持有的茶引，因而官府不能及时足额支茶给茶引持有者，大量茶引便滞留于流通领域，从而使“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③《宋史》卷183《食货下五》。，引起了茶引的贬值。茶引价格的下降使入中商人的利润大大减少。“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者，官私俱无利”《长编》卷60.，有的甚至还要白白搭上运输费。因此，入中商人“以利薄不趋”③《宋史》卷183《食货下五》。，失去了入中的动力。宋政府为了控制茶引的数量以防止其过分贬值，有时以市场价或略高于市场价收购茶引，进而保护入中商人的积极性，挽救入中法，保障沿边军队的粮草供给。但是由于在宋夏战争中宋廷消耗巨大，财政困难，因此官市交引数量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入中茶法的危机。总之，“虚估”、“加抬”并不是引起入中茶法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应是宋夏战争中宋廷为保障军队供给而滥发茶引的结果，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毫无疑问将引起茶引贬值，商人入中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当然入中就无法进行了。对此，宋人已有认识。如文彦博在分析北宋茶法频繁变动时就指出：“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⑤《长编》卷220.吴充亦说：“茶法因用兵而坏。”⑤《长编》卷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