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辨认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与给予它们影响的世界其他思潮之间的联系，仅仅是我们问题的初步，现在更重要的事实在于，我们自己的保守主义与西方世界的相关思潮仍然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
我们注意到，对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思潮而言，无论它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也无论它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对于自身文化的质疑与批判。影响过中国第二代新儒家的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最终完成了对于中世纪哲学体系的彻底否定，“人为万物立法”这一崭新的“现代性”原则赋予了它们全新的思想体系；影响过新儒学第一代思想家的生命哲学是在质疑和批判现代文明的物质主义与“理性万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影响过学衡派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是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民主潮流的一种反拨：白璧德“认为十六世纪以来，培根创始的科学主义发展为视人为物、泯没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十八世纪卢梭提倡的泛情主义演变为放纵不羁的浪漫主义和不加选择的人道主义。这两种倾向蔓延扩张，使人类愈来愈失去自制能力和精神中心，只知追求物欲而无暇顾及内心道德修养”。至于“后现代”时代的种种西方思潮，更是以对于“现代性”传统的大胆怀疑、否定和反叛而著称，后现代主义就是要击毁现代社会已经确立的一切信念的价值标准，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基础的解构主义，则以披露语言与意义之间的游移关系的方式宣布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西方文化传统中所倚重所信仰的一切“思想”、“原则”、“真理”和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怀疑。正如伊格尔顿所分析的那样：“后结构主义无力动摇国家政权的结构，于是转而在颠覆语言的结构当中寻得可能的代替。”虽然哈贝马斯将解构主义也不无争议地称为“保守主义”，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西方思想的发展中，“保守”并非就是一味的退缩与维持现状，它本身也是对于社会文化的一种犀利的批判，本身也充满了“反传统”的锐气和力量。
也就是说，即便是保守主义，它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出现也有一个“传统”的对立面，它本身就是作为对于这一业已形成的“传统”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对于自身传统的挑战和批判方面，保守也是一种独立的理想，一种新锐的个性，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从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到18世纪的英国保守主义，从20世纪初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到二次大战之后哈贝马斯所谓的“青年保守主义”，在法国、英国与美国，所有的可以被称为“保守主义”的思潮其实它们的内涵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学者似乎更愿意为这些“保守”寻找到一处共同的归宿（比如对于古典文化、对于道德的态度等等），从而确立关于“世界保守主义”发展的“共同规律”。然而事实是，古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古典”早已经成了西方人包罗万象的“美梦”，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人们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古典”，至于“道德”，从古希腊将“智慧”列为“道德”之首到“后现代”时代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这里该有多少惊人的变化，当然更与中国人所理解的千年不变的人伦准则判若云泥。特别是在被哈贝马斯称作“青年保守主义”的解构主义那里，任何“古典”的因素都无从寻找了。一句话，从总体上看，与其说保守主义在西方是某一古老理想与原则持续释放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在各自挣脱业已形成的“传统”之时不同理想与不同个体选择的产物，虽然他们挣脱传统压力的方式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有别，但毕竟是他们个人的独立思考与独立的文化理想的表达，他们不必也不曾为某一个固定不变的历史文化模式而“保守”。
但情况到了现代中国却有了不同。与上述西方的保守方式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林林总总的保守主义基本都保持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由衷的依恋，而且其所阐发所弘扬所据守的“古典”理想也有着太多的相似！
从国粹派、学衡派到现代新儒家，其所进行的批判活动并不是业已形成的什么中国的“传统”，而是在他们看来的正在发生着的“西化”倾向，他们所担忧的与其说是现代中国文化（包括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诸多实际，还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理想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失落。就这样，西方的与外来的尚未在中国形成“气候”的文化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而业已形成的中国自己的“传统”倒成了他们捍卫和维护的对象1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后现代”似乎是质疑着现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的启蒙的“现代性”传统，但其实他们对于这一中国的“现代性”传统也缺少真正的细致分析，他们所批判的若干现代性特征更像是从西方“同行”的现代性批评中移植过来的。在这里，引发中国“后现代”论者火力的同样也是现代中国所表现出的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认同——一种为国粹派、学衡派和现代新儒家都担心不已的“西化”倾向。而且，无论是国粹派、学衡派还是现代新儒家、中国后现代主义，他们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拥有不同的学术教养，其所遭遇的社会文化现实也大有差异，但是却都是维护着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对于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人生理想与道德模式的信仰。可以说，正是这一份恒久不变的执著的缅怀和眷念，给他们的“反现代性”追求以持续的支持。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无论有多少的保守主义派别，总是可以在古老的中国文化理想中找到最终的理想统一，是中国古老传统这一个绕不开的“结”规定了它们统一的心态、思维与价值准则。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保守主义必然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在批判“西化”的现代性之时，他们必然高高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在对比中西保守主义思潮时指出：“在中国环境下，保守主义改头换面了。首先，人们将惊奇地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成分居主导地位。”
在西方，由于保守主义就是知识分子从生存感受出发对于自身文化传统阻力的一种反抗方式，所以这里不是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而恰恰是对于传统的抗击和批判。它们的苛刻是指向自我的，它们所要挑剔的本来也不是外来的文化，相反，其他民族的文化往往还会成为它们“远距离”欣赏、想象和用以自我批判的武器。西方的反现代性追求即便“保守”也并不同时就具有民族主义特质。在这方面，对于20世纪中国影响较大的新人文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就是最好的例子。白璧德在批评西方文明的同时褒扬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说：“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谋求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十九世纪之一大可悲者即其未能造成一最完美之国际主义，造成一人文的国际主义，以中华礼让之道，联世界成一体。”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抨击的也是存在于西方国家那里的一种文化霸权，詹姆逊作为第一世界的批评家，他所痛心的却是自己世界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挤压，他孜孜以求的是第三世界如何应对第一世界文化侵略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西方，对于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也不都属于“保守主义”的思想阵营，比如后现代主义中的许多倾向都是相当激进的：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后现代主义以自己更极端的形式，打破一切，进行价值的重估，后现代文化就是一种“走极端”的文化。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其奠基人之一的法农甚至还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他认为：“只有暴力，只有那些由人民所运用，并且由一些人民的领导者组织和宣传的暴力，才会使得群众理解社会真理，并给他们以真理的钥匙。”像哈贝马斯将解构主义也称为“保守主义”，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