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保守主义与西方的保守主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的差异，即西方保守主义思潮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共识已经达成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这些共识——对于人的个体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的肯定和尊重——使得保守主义所“保守”的目标天然地就是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基础，“人类要保守‘自由’作为人这个物种中最美好的东西，就要珍视作为过去的智慧之凝聚的传统。保守主义保守有价值的传统，保守自由的传统，非为传统而守传统”。这一“理直气壮”的基础赋予了保守主义稳定的文化追求与强劲的历史力量，同时也有利于它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化取向在相互争论中完成更大意义的社会文化的互补与协调。因为，对于人的个体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的肯定和尊重，这就是西方文化发展诸种取向的共识。正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所说：“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是以三位一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之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出现的。我认为，这三个范畴共生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观念框架中运作，而这些观念产生于欧洲历史的特定时期。”相反，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没有能够通过一场全民族的广泛而深入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建立这样共识的。于是，恰恰是在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的保守主义不仅很难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构成有效的互补与协调，而且就是保守主义自己也失去了反映现代社会发展基本要求的能力。
中国保守主义的理论表述，就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无法包含现代社会基本发展要求所造成的自我含混与悖谬。从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到世纪之末的“后现代”，他们都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传统文化的承受者，相反，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力图强调自己对于“西学”的熟悉和把握，他们显然都更愿意被人们视作是“学贯中西”的代表，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维护和弘扬是包含在一系列恢弘浩大的“中西文化相交融”的理想当中的。学衡派认为“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宜于以上所言之四者为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具体来说，就是要“宜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衷而归一之”。因为，他们确信：“东西文化，殊途同归”，“古今事无殊，东西迹岂两。”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探寻“中华性”的“新的知识型”目标。在他们的理想之中，“中华性具有一种容纳万有的胸怀，它严肃地直面各种现实问题，开放地探索最优发展道路。对任何事物，无论是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不问社与资，不管西与东，无论新与旧，只看利与弊。有利的就拿来，就继承，有弊的就悬搁就拒斥”。这些中西文化交融的理想无疑都具有理论的“全面性”，也相当的激动人心。然而，当他们试图作这样“不问社与资，不管西与东，无论新与旧”的一网打尽时，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这些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不同范畴的东西恐怕还缺少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化对于“人”的基本理解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人的个体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的肯定和尊重并没有成为“东西古今”的“共识”。就在现代文化发展的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很难说就是“东西文化，殊途同归”，“古今事无殊，东西迹岂两”的。我们需要在重新确立人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文化，也很难“不问”、“不管”和“无论”。当我们试图作这样的不加分别的中西融合时，其实就是将这些文化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的矛盾和裂隙毫无意识地纳入到了我们自己的追求中，于是，其他“东西古今”的客观矛盾都统统内化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主观矛盾。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富仁先生曾在分析过近现代以来广有影响的这种“中西融合”理想，他指出：“这种中西文化融合心态的建构基础，便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但这种需要，并不是极其容易判断的，特别是对于带有高度抽象性和多方面信息职能的精神形态的文化成果……在中外文化的这种融合中，有些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吸收传统文化的有关因素，有些则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外国文化的有关因素，有些则两种情况都有，这有可能丰富、发展中外两种文化，但同时又可能给中外各种文化成果，特别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成果带来不明确性、模糊性或者蚀化了它们的实际内容。”“总之，尽管中西融合的文化心态在理论主张上带有全面、正确、有利于人们接受的特征，但它自身的矛盾性也是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克服的”。从学衡派到“后现代”，我们都一再认同着这样的“中西融合”理想，也因此同其他“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正确学说一样，一再陷入到内在理路的含混与矛盾当中，最终，我们所获得的也只有一种理论意义的“全面”与“正确”。
西方思想的历史表明，“保守主义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轻视抽象的理论，注重实际和经验”。有趣的在于，我们中国20世纪的所有保守主义都恰恰相反，它们所追求的往往不是对于中国现实的精细观察和实际体验，而是一种理论的完善和全面，倒是被它们经常指责为“激进主义”的许多启蒙思想家较多地道出了现代中国生存的诸多事实，也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建构着现代人的“自由”与“尊严”。在传达中国人的实际体验与捍卫人的“自由”这一“基本平台”上，我们常常只看到了那些所谓的“激进主义”的孤独的身影，保守主义令人遗憾地“缺席”了！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大多数没有自由传统的社会，传统的保守主义就碰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传统的保守主义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改造一个土崩瓦解的专制社会？”人们甚至据此认为：“中国近现代的‘保守主义’其实是守旧思想，而根本不是保守主义。”
中国保守主义这种立足于理论而脱离于现实的特征大大降低了它们作为现代思想组成部分所应有的力量。当年学衡派对于五四新文化派的批评就常常给人空洞无力之感，同样，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于中国启蒙文化的批评和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主宰世界的预言也显得那样的虚无缥缈。
但有趣的还在于，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追求中，能够公开地理直气壮地以“保守”自居，承认和捍卫“保守”的学人也并不多见，这倒与我们时时可见的那些“保守”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由赵毅衡、徐贲提出的“中国新保守主义”的定位，许多“思潮中人”都明确表示了拒绝，这是不是表明，世纪之交的中国学者其实还是缺乏对于作为“主义”的保守的信心，并且还没有做好在一个共同的现代思想的平面上发掘自己、阐发自己、与其他思想流派形成有力对话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