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批评话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重估声浪当中，最根本的动力便在于一种可以被称作是“反现代性”的国际性的思想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又联系着20世纪以来的保守主义趋向。那么，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中，中国的“反现代性”还给人什么样的启发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的输入和传扬为契机，中国忽然“发现”了保守主义的价值。一方面，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之下，从近代到“五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由启蒙所开辟的“现代性”追求似乎已经千疮百孔、衰势毕现；另一方面，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对于现代历史的质疑及其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又鼓励我们“重新”发掘了自近代以来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潮，从国粹派、学衡派到新儒家，我们仿佛真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些曾经灰头土脸的文化流派归结到“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趋向”中去了，在“世界”图景的光彩里，我们所有“保守”都扬了眉吐了气，它们不仅不意味着“封建”、“落后”，而且还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意义的睿智与远识。中国保守主义命运的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和“后现代”的“反现代性”一起，催促着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亦即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的范围内来思考和研究它们的相关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包括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和现代历史上的种种“保守主义”，它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是“世界的”？一个曾经自我封闭于外部世界的民族的“保守”，与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有什么不同？
今天，我们在如下问题上大体已经达成了认同：作为“主义”的保守追求有别于人类久远以来就存在的那种恋旧惧新的“天然倾向”，它来自于西方学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自觉反省。首先，它在近代宗教改革中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在宗教改革之前，要在政治上识别守旧倾向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当时没有那种倾向，而是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倾向了”。但此时人们自觉追求的是改革的激进，所谓的“保守”不过是改革活动的反衬而已；真正的“主义”的自觉肇始于英国政论家柏克对于“激进”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正如休·塞西尔所说……保守主义的出现归因于法国大革命。由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的影响，英国的全部政治活动就被分为两个部分；那些断然反对革命运动的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保守党柏克成为阐明‘保守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师，他以非凡的修辞才能倾写出反对革命信仰的篇章，赋予‘保守主义’运动以哲学信条的尊严和宗教十字军的热情。在19世纪和20世纪，保守主义代表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组成和最典型的文化取向之一。
在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国始终保持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和大一统的文化格局，自先秦“百家争鸣”的繁盛终结于“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从此失去了各种“主义”、“思潮”交相运动的热烈景象。所有的政治都是维护专制权威的政治和争夺个人权力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学说都只是对于既有的经典的学习心得，尽管在我们的政治史上，也曾有过改革与反对改革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淹没在现实利益与权力争夺的硝烟之中了，真正作为思想文化追求的“主义”的保守，我们却并没有看到。这也正像是休·塞西尔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只存在一种思想倾向的时代，实质上是什么倾向也不存在了。
我以为，正是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上，贯穿于20世纪始终的这些“保守”，才真正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因为，从世纪之初的国粹派、学衡派到世纪之末的中国“后现代”，它们所有的思想都挣脱了对于现实政治权力的依附，没有一个思想者是为了自己的现实政治权力来利用文化，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已经开始在与政权形态的分离中寻找自己的独立价值，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格局已经破裂，由于知识分子自己的不同追求，各种不同“主义”的保守得以生长。国粹派、学衡派到世纪之末的中国“后现代”，在这些中国思想者的知识结构当中，相当部分都属于西方最新的思想文化的各种因素，“1920年出现的‘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是敏感地接受了欧美的超近代、反理知、反科学万能主义的思潮”。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思想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都接受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第二代思想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等人接受了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学衡派与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更是在现代学院中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他们都不再将最古老的经典所代表的同时也是现实政权所尊重的权力作为自己的天然合法性，而是在新的知识文化的动向中寻找支持。这也说明，世易时移，给这些中国思想者精神力量的已经不再是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而是世界性的文化知识的发展。
不仅如此，20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追求本身还往往直接承袭了西方相关的种种文化潮流，特别是学衡派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后现代”，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学衡派主帅吴宓所说：“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学衡派的力量就来自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一种西方20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潮。白璧德通过对于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的甄别，突出了人文主义的“新”的内涵：理性、纪律与道德，从而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功利与情感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划清了界限，也由此完成了对于“现代性”追求的怀疑和批判。关于新人文主义的述评占据了《学衡》杂志世界文化介绍栏目的将近三分之一，白璧德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包括对于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的期许都在学衡派同人那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呈现。“在许多基本观念及见解上，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乃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泉源及动力”。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后现代”更是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建立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就没有中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什么“后现代性”，包括它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甚至也包括这一名词概念本身。西方“后现代”时代的主要思想资源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第三世界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东方主义理论、知识一权力理论、解构主义等等是中国的后现代论者用以批评中国启蒙的“现代性”的主要武器。西方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甚至就将消解现代性叙事模式的解构主义称为“青年保守主义”。
恐怕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确定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