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似乎从成为文明人的那一天起，就打算做文明的叛徒。他总是在努力背叛自己。上帝对他的安排原本很恰当：作为银行交易所经纪人，他拥有富裕的生活以及和睦的家庭，当然他也自学绘画，那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到俱乐部里所干的事情。但他35岁那年，仿佛遭遇魔鬼附身，孤注一掷，为了成为“全天候的画家”而辞去银行职务。
除了对画笔和调色板感兴趣外，他厌倦现代社会里的一切。由于无钱养家，妻子带着儿女离开了他。高更重新成为孤独的亚当，他甚至使夏娃都忍无可忍了。他选择了自我放逐的道路：背弃作为浮华大都会吸纳着众多外省画家的巴黎，南渡太平洋登上热带岛屿，在原始的生态环境里作画，由此获得了新生。他觉得，对城市的背叛，并没有使自己失去真正的乐园，相反，因之而寻求到更为古老的乐园。这座乐园却是整个人类在圣经的时代就失去了的。如今总算归还给他了。
他开始恢复理想中的亚当的生活，脱下了制服，裸身赤足，吸风饮露，除了作画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能证明他过去的履历。他甚至娶土著岛民为妻，让不识字的夏娃陪伴自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表示他的决心，
他最终死在了岛上。他不是为追求传奇的效果做这一切的，但这本身堪称传奇。
埋葬了高更的后半生的那座岛，叫塔希提岛。塔希提岛是因为高更而出名的。这座当时尚未被文明同化、蚕食的原始岛屿，平息了高更从文明社会里带来的对人类及世界的失望与厌倦，并使他的后半生如同一个博大的梦境。高更绘画中充溢的梦幻色彩，怎能跟塔希提岛无关呢？只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塔希提岛该早已面目全非了吧。
如今，世界上恐怕再难以找到类似的岛屿了，永久地收容文明的叛徒，并且改变他们的思想。所以也很难再诞生新的高更。
高更真正的故乡并不在巴黎，而是遥远的塔希提岛。他一生的作品不过是在努力绘制一幅寻找失散了的故乡的地图。这个故乡存留在远古的梦幻里，而自从他出生就彼此离散了。但他忘不掉这个被时空所隔离的梦。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更是为梦而活着的画家，且努力将其兑现为现实。可惜不管是这样的梦抑或这样的现实都太脆弱了，唯有在此之间孕育的艺术品是坚不可摧的。当然，艺术家本人同样是虚弱的，因为他努力撑持的信念可能遭到全世界的怀疑。高更并未像鲁滨逊那样务实地活着，虽然命运分别给他们安排了一座荒凉的岛屿。他们在各自的岛屿上做着不同的事情。这就是艺术家与航海家的本质区别。高更登上塔希提岛，不是为了探险，除非说艺术创造本身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探险。也没有谁使他横遭海难，他不过是自断退路罢了。艺术家在城市里容易挨饿，在岛上同样也会挨饿。
高更在塔希提岛上不乏浪漫的时光，但更多的时候也在发愁、生病、受穷甚至绝望，他曾经吃毒药自杀未遂。也不要误以为塔希提岛注定就是艺术家的天堂，它不过是艺术家叛逆性格的宿营地罢了。只是成功的艺术品，常常是在宿营地里创造的。高更为流浪而生，也死于流浪。
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写到一位穷画家，就是以高更为原型的。贫穷的人需要六便士，富有的人才需要月亮。塔希提岛上也有月亮，并且因为高更仰望过而价值连城。高更前半生是巴黎人，后半生则是塔希提岛民，一位额外的岛民，一位自愿的加盟者。
高更与文明社会的冲突，几乎表现在他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可以说，这种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为了彻底摆脱这种冲突及其带来的烦恼，高更才决定回到真正能包容自己身心的塔希提岛，并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项和文明社会的“告别仪式”：指示巴黎的代理商将自己的全部画作公开拍卖。
但这也造成了最后的冲突：他邀请以前同住的瑞典诗人、剧作家斯特林堡为画册写序，斯特林堡回信除拒绝作序外，还对高更的生活选择和艺术风格大加谴责。“一派从火山口倾泻直下的海洋，一片连上帝也无法居住的天空，我在梦中说道，先生，你创造了一片新天地，可是在你创造的这片新天地中，我一点也不快活，住在你天堂中的那个夏娃也不是我理想中的。”
他毫不客气地把高更形容为“一个对令人厌倦的文明世界充满了深恶痛绝之感的野蛮人”：“他是一个泰坦似的家伙，嫉妒造物主的创作，在他无聊至极时捏出一个自己的小天地，一个故意打破自己的玩具的家伙。”
他承认高更作品里那种色彩的喧嚣一直追寻到自己的梦中，让人心神不宁：“在这些画中我看见了许多连植物学家也不曾见过的树，连居维埃也无法想像的野兽以及只有你才能创造得出的人物。”
高更给他的印象，恐怕是一位自鸣得意的“伪造物主”吧？
高更拆阅后大为恼火，立即反唇相讥，写了一封《复斯特林堡书》，并将来往的两信印在画册上，使这种私人的冲突获得更多的观众。
或许在他心目中，这并不只是私人之间的冲实吧，斯特林堡无疑已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代表着某种体制的势力：“我当时便有一种预感，预感到你的文明世界和我的野蛮精神之间有一种令人震惊的不相容。你的文明世界叫你吃尽苦头，而我的野蛮精神却是一股使我重新焕发青春的和风……我所勾勒出来的这个世界，它既不是居维埃，也非其它任何植物学家所能发现的世界，但它必将是一个乐园。对于这个乐园虽然我只能勾画出它的轮廓，从轮廓到梦想的实现虽然路程还很漫长，但是那又何妨？对于幸福的憧憬不正是对于涅磐仙境的偷窥吗？”
高更尤其反感斯特林堡对自己笔下女性形象的批判：“当你站在我所选择的夏娃面前，那是我以另一个世界的和谐与风格的标准创作出来的，也许你又唤起了对于往昔痛苦的回忆。来自你那文明世界的夏娃使你和我们大家几乎全都成为厌恶女性主义者；而今日在我画室中的这位年老的夏娃，她叫你望而生畏，但也许将来有一天，她不会再朝你笑得那么苦楚。我画笔下诞生的这个夏娃，只有她能够赤身裸身站在人们面前，人们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你的夏娃，你要让她一丝不挂，毫无羞耻感地在外面走路，只怕是寸步难行。她那绝世的美貌必将是引起邪念和痛苦的根源。”
高更热爱的是原始的夏娃，那种停留在史前状态，甚至是尝试禁果之前的蒙昧的夏娃，在他心目中，夏娃一旦变聪明了，也就不可爱了，失去了那种浑然天呈的玉璞般的质朴，所以他后来大多以未开化的土著妇女为模特（他的代表作就是《两个塔希提妇女》）。
甚至固执地娶塔希提的女岛民为妻，这似乎比巴黎洒香水的时装模特更能唤醒其激情。真正的女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未经过包装的，就像真正的世界就应该是塔希提那样的，无工业污染，一草一木都仿佛是上帝亲手种下。
他还写过一篇零散的文字，记录自己在孤岛上发现的堪称地老天荒的爱情，就叫做《我的塔希提新娘》。
那位幸运地做过高更新娘的塔希提女子，是斯特林堡之辈无缘结识的，也是无从想象的，他们对夏娃的要求过于狭隘了。可以肯定，他们思维中的理想女性（斯特林堡在对高更的夏娃不屑一顾同时，也披露“在我心中也自有一两个女性的理想形象呢”），根本就不是夏娃，甚至连夏娃的赝品都算不上，那绝对不是以夏娃为原型复制出来的。
跟斯特林堡打了一次小小的笔战之后，高更携带着拍卖全部画作所得的一万二千法郎返回塔希提。八年后死于该岛。
塔希提，是高更为自己提前选择的一块墓地。塔希提，为高更举行过特殊的婚礼（奉献了一位他梦寐以求的新娘），也举行过特殊的葬礼（他后期以塔希提为题材创作的一系列绘画，堪称是最昂贵的殉葬品）。塔希提啊塔希提。
塔希提，是法语地名音译，中文又译作“大溪地”，似乎更形象化一点。
斯特林曼以一封措词强烈的书信为高更投奔那蛮荒的世界“送行”但在信末也不无挽留之意：“祝你一帆风顺，我的大师！但请你回到我这儿来罢，也许我总归会有一天对你的艺术懂得多一些儿，也好叫我在下一次的大拍卖中，为你的另一本画册再写一篇真正的序文，因为我心中也开始有一种急切的需要，想要做一个野蛮人，创造一个新世界呢！”
对这文明世界的呼唤与挽留，高更置之不理，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通向塔希提的不归之路。他并非天生就是文明的弃儿，而是他自发地抛弃了整个文明的世界，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弃之如敝履。
塔希提，他跋山涉水之后终于穿上的一双新鞋子，一双粗糙而又舒适的草鞋。这双草鞋他整整穿了八年，穿着它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再也不愿脱下或更换了。后半生的高更，堪称是一位穿草鞋的大师。
高更一生中与世界不断发生的冲突，也包括他与梵高的冲突。
这应该算一次著名的冲突了，甚至被写进绘画史里，如果说其它冲突都是由于高更本人与文明社会不调和而造成的，那么他跟梵高的矛盾则意味着什么？两个“野蛮人”之间的冲突（相当于艺术家之间的“内战”）？
高更自己是这样概括的：“我和他，一个是成熟的火山，另一个也在沸腾，尽管是内在的，某种冲突在所难免。”
他在《忆文森特》一文中多次把梵高善意地称为疯子（有时像在喻其精神失常，有时又像在赞叹一位伟大的疯子）：“在我的一生中，有些谋求与我作伴和切嗟机会的人都发了疯，无疑是无巧不成书。梵高兄弟俩即是一例，或是出于恶意中伤，或是出于天真无知，人们把他们的神志失常归咎于我的举止行为。当然，有种人对朋友会起相当的影响。”
他似乎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不断跟疯子打交道的人，一个无意识地对别人的发疯产生影响的人（但也是无辜的）。
据说梵高从疗养院里给高更写信：“你在巴黎是多么幸运。在巴黎才能找到最高权威，你确实需要找一位专家医治一下你的疯病。我们都不疯吗？”这容易使人联想为两个疯子之间的冲突。
高更承认这是梵高的忠告，只是自己作出了否定的姿态。但是他还亲口说过：“我们一起在阿尔的时候，两人都是疯疯癫癫的，为解开色彩之谜而苦斗。”
高更是应梵高之约去阿尔的，但在逗留的后期，梵高变得极为粗暴的激动。好几个晚上甚至起身到高更床边，惊醒了熟睡的高更。
有一天高更替他画了幅肖像，梵高说：“的确是我，但是精神失常的我。”
当天晚上在咖啡馆，梵高要了杯淡苦艾酒，突然连杯带酒朝高更头上掷来。高更闪开了。
第三天梵高从昏睡中醒来，心平气和地说：“我亲爱的高更，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昨天晚上冒犯了你。”
高更回答：“我由衷高兴地原谅你，不过昨晚的事儿可能再会发生，如果我被击中，恐怕无法控制自己，会把你勒死的。所以，请允许我写信给令弟，告诉他我将回去。”
傍晚高更单独出去散步，发现梵高手握一把掰开的剃刀冲过来。
据高更自己说：“我当时的目光一定十分凶狠，因为他收住脚步，低下了头，朝家的方向奔去。”
高更在外面找了个旅馆过夜。就在这个晚上，梵高回到家里就齐耳根割下一只耳朵，并且把耳朵洗干净后装在信封里送给一家妓院的门房。
第二天早晨高更发现梵高住所围满了路人。进去后看见梵高紧裹被单蜷缩一团，像是死了一样。
他触摸到梵高身上的热气（证明还活着），如释重负，悄声对伫守的警察说：“倘若他问起我，就说我已经去巴黎了；他看到我就会送他命的。”
梵高后来住进了医院。在给高更的最后一封信里表示希望康复后去看他，但暂时不得不承认由于需要治疗而不能成行：“亲爱的老师（据高更说这是梵高使用这个字眼的唯一的一次），认识你和使你遭罪之后，在神志清醒中死去，要比在神志衰退中死去体面得多呀。”
让·多朗在《怪物》中写道：“高更一说到‘文森特’，他的声音便柔和起来。”
高更对此的评价是“让·多朗并不真正的了解。可是猜对了。人们知晓个中道理。”可见他对文森特·梵高还是很有感情的。
或许，在常人眼中，高更与梵高，都属于怪物，有着奇怪的生活方式和怪异的想法。但怪物之间，会发生什么？两个怪物之间，既有冲突，又有感情。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又一点也不矛盾。我们应该站在怪物的立场上，好好想一想。就能够理解了。理解怪物肯定比理解芸芸众生要困难一些。理解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与世界之间的冲突。
有人说梵高的发疯与自杀对高更的成名至关重要，他毕竟是梵高疯狂过程中唯一的亲历者与见证人。正如有人说高更本身就是导致梵高发疯的一大原因。这些话估计高更是不爱听的。
还有人说：“高更的图画多少使人联想起梵高的图画”，高更说自己读到这样一句话时，“笑了”。
这笑容里肯定有某种不服气的味道。
所以他在《忆文森特》一文里要不断重复：“读者已经看到数年前发表的一封文森特的书信，从中可以知悉他是如何硬要我去阿尔，担任他希望建立的艺术家工作室的导师。”而去了之后，“我肩负起启蒙他的任务，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因为找到了丰富和肥沃的土壤。”更明显的是，“我不过是想说明梵高从我这儿得到不少教益，可是丝毫也没有为之而牺牲他自己的独创性。他每天向我表示感谢。这就是他在致奥里埃先生的信中要说的话，他得益于保罗·高更匪浅。我到达阿尔的时候，文森特正在寻找他的道路，而我，年长数岁，已经成熟。我感谢文森特，他使我意识到自己对他有用。”
他似乎在强调自己与梵高不仅是同行与画友，还有过那么一小段师徒关系，只是担任老师的是自己而非梵高。
这恐怕也是高更的可爱之处：一个艺术的怪物都死了，另一个怪物却还有喃喃自语、聒聒不休，重申彼此的关系。其实，这是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正如高更说梵高：“要他认识我实实在在的智慧使他恼怒。”可他对梵高不也是如此吗？
梵高死了，可他与高更之间的冲突与争执，还在延续着。只不过变换了某种形式而已。怪物毕竟是怪物。怪物永远是怪物，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
这一对自始至终都在争执的艺术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