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我做它，它是被触摸到的地狱，我干得使自己感到像真死了一般。我猜，你会理解我的欲求。”这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说的话。也可视为乞死者的自白。即使死亡确实存在某些方法或技巧，也只能称为最后的艺术：它使你在此之前所有的艺术追求都变成虚无。普拉斯恐怕还忽略了：跟其他的艺术都不一样，死是无法模仿的，正如地狱是再富有想像力的活人也臆造不出的。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普拉斯肯定是个形式主义者，她最终也确实死于对死亡那种形式上的痴迷，她是自杀的。联系到她的一系列诗作，其实也可以理解。在诗歌中所能进行的所有冒险，她都已完成了。惟独死亡还不曾尝试。还有什么事物能比死亡更神秘、更容易使她感兴趣？尤其是对于一个厌倦了生的乐趣的人而言。或许普拉斯本来并不想跳下悬崖的，她仅仅想体验一番鸟瞰的感觉，只不过在悬崖的边缘她失去了自己的支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诗人最好还是离悬崖远一点。因为悬崖是会吃人的。但这有时候又是矛盾的：离悬崖太远，你恐怕只能写一些平庸的诗歌。几乎没有哪种艺术可以不包含某种危险的系数。
普拉斯曾多次企图自杀。最后一次选择的是煤气。她打开煤气开关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这回真的要死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死亡已经不感到陌生，没准那时候甚至对死亡都开始厌倦了。这个女人的心中有一座大海，而且从未停止过喧嚣与躁动。她也曾经努力做浪尖上的骑手，尝试着用种种缰绳，譬如爱情与婚姻，譬如诗歌束缚或制约日趋膨胀的狂潮。可惜，她最后还是失控了。还是被连绵不绝的颠簸摔下了马背。再明显不过了：她死于心碎。
从1932年至1963年，普拉斯走完了比大多数人的寿命短暂得多的一生，但是她也消耗并发散了几倍于常人的能量。她过早地把力气给用尽了，仅剩下的那一点，只够用来结束自己的，她仍然没有保留。在最后的一瞬间，她形销骨立，万念俱灰。或许，这是所有偏激的天才的共同命运：燃烧得越炽烈，也就会留下越彻底、越纯粹的灰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失重的天空下，倒映出普拉斯布满云翳的双眼，只是她的视觉，已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幸好，她的诗篇里多多少少还持续着那份惊心动魄的晕眩，令人望而生畏，仿佛悲剧并没有完全终结。
普拉斯幼年丧父，所以可以说很早就闻到了死亡的气息，那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困扰着她，使她对人生充满怀疑。在大学期间她几度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1956年她千里迢迢去剑桥大学读研究生，在一次宴会上邂逅了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随即闪电般地结婚。这本是她向幸福转折的契机，她自己也很骄傲于一举成为“国际知名的天才诗人的妻子”。然而两位天才组合的家庭，却不见得能风调雨顺。在怀孕生子之后，种种矛盾也接踵而来，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天才原来就不是宽容的，更难以相互宽容。休斯戴着他的桂冠离家出走了，抛弃了妻子和一对幼小的儿女而另寻新欢，普拉斯却不得不生活在感情破裂的荆棘之中。命运似乎注定要把普拉斯塑造成一个受难者。更重要的是，她无力抗拒，也不想抗拒。
这似乎是一段发生在英国的“秦香莲与陈世美”的故事。普拉斯自杀后，奇迹般地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偶像，世人恨不得追认她为诗歌的女烈士。而休斯则无形中成了造成普拉斯悲剧的间接的刽子手，饱受女权主义者的谴责。他也一直很低调地处理这类事件，直到1998年出版记载与普拉斯恋情整个发展过程的诗集《生日信札》，算是为自己做的公开辩护。据李美皆写的书评称：“这既是与普拉斯灵魂的对话，是他与普拉斯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不了情的延伸，又是一种剖白，向世人表明他是多么爱怜她，没有人比他更能理解她扭曲的心灵。在《生日信札》里，我们可以看到，普拉斯动荡而过激的情绪是如何威胁着他们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自己的生命，这种无奈或者说爱莫能助的遗憾使休斯诗歌的调子越来越悲怆和凄凉，读到最后甚至催人泪下。”
普拉斯不仅仅是为情所伤，自身的敏感、脆弱，也把她推向了虚无的深渊。她远远不是个女强人，甚至，比一般的女人还更容易垮掉。在自传性小说《钟形罩》中，女主人公“我”就是个进了疯人院的精神失常者，作者对人性里的那种脱轨的疯狂，似乎一点也不陌生。正如她经常产生的自杀的念头，不失为在想像中进行的对死亡的“军事演习”。最终，她甚至把死亡与艺术混淆为一回事了，把死亡视为艺术的高潮，或最高的艺术。而把自己作为供奉的祭品，作为全部的牺牲。
普拉斯，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绝路。仅仅为了活得更刺激一点？
普拉斯在《边缘》一诗中写道：“那妇人彻底完美了。她的死，尸体带着满足的笑容，一种希腊宿命的幻影，飞动在她的长裙的漩涡中。”这仿佛是她为自己提前拟好的墓志铭。她似乎一开始就徘徊在生的边缘，同时也是死的边缘，所等待着的仅仅是一次趔趄、一次逾越。我们会对她的自杀感到遗憾，但她自己分明很满足，这种由衷的满足甚至伴随着她漂移，持续到另一个昏暗的世界。那具微笑的尸体经常在我的想像中浮现出来，而不可能永远沉没于泥土之中，既像是受控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又像是这种力量的臆造者与推动者。
至于她所谓的希腊式的宿命，可能是指萨福吧，远古的萨福的那种死亡方式。“她的赤裸的双足似乎在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现在到了。”谁能够证明普拉斯与萨福的目的地不是相同的呢？她们简直是在结伴同行，对既属于诗神又属于死神的面貌酷似的姐妹！而那具带着满足的笑容的尸体，在丛生的水草与词藻间漂浮着，很难分辨，它究竟是萨福的，还是普拉斯的。或许，恰恰是她们共同的化身。
普拉斯不仅仅是在模仿萨福，她还希望能比萨福做得更为彻底，完全放弃了对生的眷恋。普拉斯从骨子里继承了萨福的宿命，但又迈出了更为关键性的一步：不是因为对生的缺陷感到失望而投身于死，而是直接将死亡本身视为完美，视为美的最高形式。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美国，多么漫长的道路。但对于那个为美而起了牺牲的念头的妇人，却只需要纵身一跃，在那个致命的瞬间，萨福和普拉斯的身影是重叠的。这恐怕就是灵魂的会合吧？
《圣经》中的拉扎茹斯，从死者中站起，说了一大堆有关自杀冲动的话——这同样也给普拉斯带来了灵感。她以拉扎茹斯为自己所想像的一个女人（确切地说就是她自身）命名，写了一首《拉扎茹斯女士》：“我又干了一次。每十年中的一年，我要干这事，一种漫步的奇迹，这被墓穴吞噬掉的肉体，在家中又会回到我的身上。而我是个笑盈盈的女人。我年仅三十。像只猫我可以死九次。这是第三次。好一堆废物，每十年就来一次彻底清除。”普拉斯死时只有31岁，但在此之前她已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如同她在《边缘》中的自况：“对此月亮已无可悲伤，当她从白骨的帽下凝视。她已习惯了这一类的事。她的黑裙簌簌作响拖在地上。”
普拉斯信奉的是一种周期性的死，循环的艺术。这类似于神话里凤凰的涅。当然，每一次复活，纯粹是为了能重复地享受死亡的快感，这带给她的心灵与诗歌以太多的冲动。
普拉斯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一直侨居在伦敦。从美洲大陆到欧洲的英伦三岛，她离葬身于西西里海的萨福是越来越近了。不知她临终的眼里是否倒映过萨福的影子？更不知萨福是否曾经梦见自己几千年后的后继者？与其说是普拉斯服从命运的安排回到了古希腊的一片水域，我更愿意相信：是失踪了的萨福重新现身于1963年伦敦的一幢有煤气泄露的公寓。一样的裸足，一样的裙裾，一样的尸体和一样的笑容，伦敦的雾哟，从此在我的想像中有淡淡的煤气的味道，有一股死亡的味道，正是它，使一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女诗人窒息。事隔多年之后，捧读普拉斯的遗作，我仍然能体会到她那深深的压抑，哪怕她正是通过诗歌来勉强地做几次深呼吸。雾已经弥漫进她的喉咙、她的肺叶，直至弥漫进她痉挛的手指所写下的诗行。
“绒芯哭泣着，经久不散的熄灭蜡烛的气味！爱情。爱情，淡淡的青烟，像邓肯的围巾缠绕着我。我恐惧万分。一条围巾将抓住，缠紧车轮，这黄色忧郁的烟雾，正在成形，它们不曾升起，但却绕着地球转动，窒息那年老的温顺的软弱的婴孩在它的温床。”这烟雾是爱情造成的，逐渐遮盖了普拉斯的视野，当然，同样也可理解为一个发高烧的人的幻觉。普拉斯在《发烧103℃》这首诗中，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她的恐惧、愤怒、疯狂与痴迷。她喃喃自语：“对你来说，我是太纯洁了。我的高烧没有吓着你吗？”这种高烧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或者说得更确切点，不是肉体的高烧，而是灵魂的高烧，是灵魂的焦虑与湍急。我把《发烧103℃》视为理解普拉斯的一面镜子。但这是怎样一面镜子啊，上面布满了烧灼、融化乃至坼裂的痕迹。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普拉斯已枯槁憔悴，体无完肤。据说普拉斯自杀前已经精神失常，但她最优秀的诗篇，恰恰是在高烧状态写下的，在饱受煎熬时写下的。她的心中，有一座炉火不息的炼狱。
这种高烧并不仅仅发生在普拉斯一个人身上，它还袭击过荷尔德林、兰波、叶赛宁、尼采、曼德尔施塔姆等人，堪称是诗人或艺术家的“职业病”，当然，许多人也正是通过这不幸的高烧而幸运地获得了艺术的升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拉斯的诗歌与梵高的绘画异曲同工，不信你就去看看梵高那曲折、斑斓甚至不无狰狞之感的星空（简直像艺术家本人那沸腾而混乱的脑海）。追随普拉斯走上自杀道路的另一位“自白派”女诗人安·塞克斯顿，曾经为梵高所画的星空配诗：“市镇并不存在，除了有一影黑发的树溜上去，像溺水的女人，溜进炎热的夏空。市镇沉沉，夜煮沸十一颗星。啊星光星光夜！我愿像这样死去。”而普拉斯，甚至也不能算第一位死于高烧的女诗人。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在高烧的状态中写下了许多狂热的诗篇，而她那绝望的自杀也比普拉斯整整早22年。不过，阿赫玛托娃试图从另一种意义上解释茨维塔耶娃的死：“有一种传说，说她似乎得了精神病，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自杀了，不要相信这种说法。是那个时代杀害了她，它杀害了我们，正如它杀害了许多人，正如它也杀害了我一样。我们都是健全的，丧失理智的是周围的一切。”
那么，是谁杀害了普拉斯呢？是她自己，还是来自外界的厄运？是什么使她高烧不退，又是什么使她义无反顾地把死视为一个奇迹？她死得更为惨烈（为了不可知的原因而死），但也更为从容，就像去迎接一次事先约定的洗礼，并且带着满足的笑容。布罗茨基说过，“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要更为具体些；一件艺术作品，总是被赋予超出其创造者之生命的使命。他还套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的练习。”他本是在谈论曼德尔施塔姆时产生以上感慨的——但也同样适合于普拉斯。普拉斯写诗的过程几乎就是练习死亡的过程，她的诗篇称得上是对死亡的敬礼。正是在这残酷的过程中，她谙熟了死亡的语法与技巧。虽然她自己也说不清，最后一首诗何时才会真正地出现，但她写每一首诗时都像在写最后一首，带着诀别的心情。在普拉斯身上，死这一现象比生还要具体，随时都可能提上日程，生反而是对此所做的漫长而虚无的准备。就像她所描写的“十月的罂粟”一样：“一件礼物，一件爱情的信物，却根本不为天空所求，也不为礼帽下黯然失神的眼睛所祈求。”她如愿以偿地将自己作为一份焦急的礼物献了出去，至于献给上帝还是魔鬼，却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是她在经历了反复的练习之后，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苛刻的考试。而她留下的诗篇，正是逐渐冷却的对死神的答卷。哦，诗神总是会身不由己地嫁给死神，成为黑暗的新娘。从萨福到普拉斯，仿佛是一次可以无限延长的婚礼：面纱、戒指、灰烬乃至随身携带的纸做的嫁妆。这项奢侈的练习似乎也是可以遗传的。普拉斯身上，莫非真有那位古希腊的女诗人的遗传基因？她反复训练的结果，是使萨福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得以重演。普拉斯自杀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作为母亲的自杀，肯定比作为诗人的自杀需要加倍的勇气。普拉斯还是死了。作为一个怕死的人，我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事实。难道温文尔雅的艺术也会吃人？可能因为我至今还未看到它暴烈的一面吧。普拉斯却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尸体。我应该替她惋惜呢，还是向她致敬？
洛厄尔为普拉斯的诗集《爱丽尔》作序时指出：“她的艺术的不朽正是生命的分裂。”或许有两个普拉斯：一个在艺术中活着，一个在生活中死去。
当然，这只是我们对遇难者良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