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梵高在精神接近崩溃的时候，曾经用剃须刀片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是试图用这个举动唤醒自己，制止内心愈演愈烈的疯狂？
抑或，这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举动？我记得他有一幅自画像，描绘着用纱布包裹住耳部伤口的自己——他的眼神中没有疼痛，只有恐惧，仿佛能倒映出那刚刚消失的风暴的影子。如果允许我给这幅画另起一个标题的话，我会把它命名为《自己的伤兵》。在自己的战场上，梵高伤害了自己，又包扎着自己。——并且还以一幅自画像留作纪念。
是一念之差吗，还是蓄谋已久？他把仇恨的锋芒指向自身，指向一只无辜的耳朵——也许在那一瞬间，他与世界达成了和解，却加倍地憎厌自己，憎厌镜中的那个丑陋且变形的男人。于是，他的手势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冲出轨道，伴随着一阵疼痛般的快感抑或快感般的疼痛，那只鲜血淋漓的耳朵，成为他自己的牺牲品。莫非在梵高心目中，耳朵已是今生的一团赘肉——它只能听见世界的喧嚣，却对内心的狂潮置若罔闻？抑或，他太害怕日夜倾听自己的呻吟——那简直比外界的雷鸣闪电还要刺目，还要刻骨铭心？否则，他的刀锋不会随便选择发泄的对象——哪怕是针对一只微不足道的耳朵，也是有目的的。在冰流的铁器与滚烫的肉体的最初接触中，梵高对自己以及整个世界充满了破坏欲，必须通过打碎点什么才能获得平衡。这就叫做可怕：心理的疯狂已演变为生理的反应，甚至表现为某种嗜血的倾向。在一声陌生的惨叫中，梵高本人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刽子手，又是受害者。理智的天平倾斜了：他对自己的残忍超过了对自己的体恤。第一滴血，意味着他对自身犯下的第一桩罪行。
对于梵高割掉的耳朵来说，海水的声音也就是血液的声音、鲜红的声音。他仿佛要被世界的血、被大海的黄昏给淹没了。耳朵是他肩头的落日，遭受了沉重一击。女作家陈染的小说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不爱长着这只耳朵的怪人，我只爱这只纯粹的追求死亡和燃烧的怪耳朵，我愿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那只坠地有声的耳朵，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弹片，是一次无声的战争的纪念品——在我们想像中，它一直代替大师那枯萎的心脏跳动着，如同一架永不停摆的挂钟。在世界眼中，梵高疯了。但在这只耳朵的听觉中，世界疯了。
世界把自己的癫狂最先传染给人类的画师——就像曾经给他的笔端注入魔力。我们惊讶地注视着梵高扭曲的面孔、恐怖的眼神和颤抖的手势：他仿佛在代替整个人类受刑，成为痛苦的化身。想到这里，也就能理解梵高作品中挣扎的线条与狂舞的色块：倾泄的颜料里调和着他的血，而画布，不过是他包扎伤口的绷带。这是一位生活在伤口里的大师，他习惯用伤口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疼痛的收割者，他的镰刀最终收获了自己的耳朵。
世界没能挽救这个垂危的病人。梵高放下滴血的剃须刀片——不久，又拾起一把左轮手枪。他似乎越来越把自己当作假想的敌人，不断挑选着攻击的武器。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在法国阿尔的一块麦田里，他用那只拿惯了画笔的手，对自己扣动了扳机。每当欣赏着一个多世纪前梵高的遗作（哪怕是印刷品），不知为什么，我总能隐约闻见一股硝烟的气息——或者说，死亡的气息。但是跟他的死亡相比，他的疯狂似乎更为恐怖。一只被阉割的耳朵，要比一具中弹的尸体更令人触目惊心。梵高死了，却留下了一只著名的耳朵——这最后的遗物似乎并没有失去听觉，收集着后人的议论。这只在故事中存在的失血的耳朵，至今仍像埋设在我们生活中的听诊器，刺探着我们的良心。梵高死了，耳朵还活着，还拥有记忆。为什么不在他呻吟与崩溃的时候，扶持他一把——世界，你听见了吗？你的耳朵长在何处？
总是忘不掉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那些心碎的死者，有着怎样的特征？我估计他们面部笼罩着比常人更安详的表情。由此，就能理解梵高在受伤后的那幅自画像里，为什么保持着岩石般的平静与呆滞——仿佛疼痛降临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者已远离了他的肉体。可以说，在他无法自控地割掉耳朵之时，他的心已经碎了——如同坠地的瓷器。在他审视着镜中残缺的自我之时，他本人已经提前死亡。心的死期要早于生命的死期。心碎的人即使活着，业已是行尸走肉。梵高在死前就已是不完整的。他用刀锋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缺口。
2
每个人终将跟死神发生关系。艺术家也未能例外。某些艺术家与死神的关系甚至比常人还要微妙得多。我首先想到了梵高。
欧文·斯通在给梵高作传时说：“文森特·梵高是世上最孤独的人之一。”我还想加以补充：梵高同时又是一位离死神最近的艺术家。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比比各自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离人群越远，也就离死神越近，或者说离世俗的生活越远，也就离昂贵的死亡越近。艺术家常常身不由己抑或心甘情愿地在高空走钢丝，为了以那种临渊的晕眩来刺激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就无法排除失足的可能。在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中，梵高既是失足者，又是成功者。他那超凡脱俗的成功是建立在失足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他以惨重的失足证明了自己最终取得的成功确实是不同凡响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梵高本人未必这么想过。如果他生前这么想的话，恐怕死后都无法成功了。
毕竟，他在死后总算成功了。这即使不能使他的死于非命获得必要的补偿，至少可以安慰一番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生者的良心与同情。倘若梵高在天有灵，请安息吧。虽然你生前一无所有，甚至连最卑微的索取都无法获得满足，但你死后却给整个人类留下了一笔价值连城的遗产。这起码令我们相信：为艺术而牺牲，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没有谁自诞生之日起即热爱死亡的，包括自杀者梵高。否则欧文·斯通就不会以《渴望生活》来为自己撰写的梵高传命名。梵高即使在举起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那一瞬间，仍然不失为一位最渴望生活的人，至少，他有意识把自杀的现场选择在法国阿尔那一片金黄的麦田里，选择在大自然与美的怀抱中。他就像婴儿依恋摇篮一样挑选了最符合自己性格的归宿。在应声倒下之后，他终于与既象征着生命又预兆着死亡的大地肌肤相亲了。可以想象，他此后的表情是安详的。既然日出是无法安排的，那么他就安排了自己的日落。既然生是不可选择的，那么他就选择了死。既然世界是难以按主观愿望来改变的，那么他就改变了艺术，改变了艺术的方式与风格……
他出于渴望生活的动机端起了调色板，最终却自我抛弃并打碎了；他为生活调试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最终却奇迹般地混合并呈现出死亡的色调。他不知不觉地被自己调和的这杯杂色的鸡尾酒给灌醉了，给淹没了。谁叫他在有生之年对色彩是最敏感的。
请看他对《夜咖啡馆》一画的自我评价：“画面上到处是各种不同的红色和绿色的斗争和对比。我探索以红绿色来表现人类的强烈感情。那是一种没有一点儿现实观点的色彩，可是这种色彩暗示着一种狂纵的情欲……我设法表现咖啡馆是使人败坏、使人发疯、使人犯罪的地方。我是用对比的方法来表现对下等咖啡馆的强烈恐惧的。”
再看对《阿尔的梵高卧室》的自我评价：“我想用变化无穷的色调来表现一种绝对的宁静。在这里，色彩应当表现事物，并且以其单纯化而使事物获得深刻的形态，从而勾起要休息或者平常所说的睡眠的联想……我可以看到，结构是单纯的。阴影和投影全被废弃了。”
艺术啊艺术，有时是兴奋剂，有时又是催眠药，正如色彩亦能勾起人休息、睡眠甚至死亡的联想。梵高给色彩注入了生命力（正如给肉体带来灵魂），但他本人亦被色彩毒害了，鸠杀了，如同灵魂被自己沉重的肉体给绊倒了，拖垮了。
我联想到爱伦堡并不是针对梵高而做的提醒：“没有特殊的敏感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要想用习闻常见的词句激动人心，要想使一幅画或一块石头栩栩如生，需要全神贯注，需要激情，结果，一个艺术家的精力就要比普通人衰竭得快——他一个人要当两个人用，因为除了创作以外，他还有自己乱糟糟的、千头万绪的私生活，就像所有的人一样，而且绝不比他们少。在法学上有一个叫做‘有害健康的生产’的概念，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的工人能得到特制的衣服、牛奶，每天的劳动时间也要缩短。艺术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生产’，但没有任何人想到保护诗人或美术家，人们常常忘记，从这种职业本身的特色来看，一丝轻微的擦伤对于他们都可能是致命的。而事后就只有站在一条长长的行列里从墓旁走过，并抛出一朵小花……”
我觉得这段话对于梵高乃至梵高的事件也适合。今天，我们只能站在梵高的墓前痛心或无奈地默哀了。包括我这篇文章。都只能算漫长的行列里抛出的一朵小花。这甚至是多余的。因为梵高活着时，已用痉挛的画笔和崩溃的颜料提前给自己题写了墓志铭。他注定要自己埋葬自己。他注定要以那一幅幅无人问津的绘画作为自己的殉葬品，虽然在其死去不到一百年，仅其中的一幅《鸢尾尾》售价就高达5400万美元。生活本身所没有给予他的，却戏剧性地由死神来补偿了。死神会毁灭艺术家，某些情况下也能造就艺术家。
想起梵高，我就难免想到他的死，想到他死前死后所遭受的两种命运。在我想象中，作为画家的梵高，一生似乎都活在死神的影子里，直至今天。他仍然在死神的影子里活着，活着……
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诗行会血淋淋地杀死人。”梵高却是被色彩血淋淋地杀死的。他伤口里流出的鲜血，仿佛才是他一生最后的颜料。高贵的颜料，使他的生命并未因这脆弱的死亡遭到贬低。他以鲜血淋漓尽致地证明了自己，犹如以玉碎捍卫了尊严。这是一位用鲜血作画的大师啊，难怪他偏爱红色，太阳的颜色。这是一位以向日葵的态度来呼应太阳的烈士啊。譬如仅《夜咖啡馆》一幅画，据他自称就运用了六、七种不同的红色，从血红直到玫瑰红，可见他连表现夜景都忘不掉红色，忘不掉太阳的辉煌啊。
梵高，究竟是先天性地热爱死亡呢，还是更渴望生活呢？没有谁能提供准确的答案。但他的存在乃至毁灭本身就是答案。灯蛾扑火，不见得是为逃离黑暗或屈服于死亡，没准是为光明而献身呢。做光明的牺牲品，能简单地概括为幸运或不幸吗？
在所有选择了冒险的艺术家中，梵高堪称离死神最近的一个，一指之遥，一纸之隔。他终究失去了生命，却赢得了最著名的死亡。我们可以不关心他是怎么活的，却忘不掉他是怎么死的，这是令世人无法回避的结局。
自从他提起了画笔，似乎就成为死神的邻居。越是在艺术上远足，就越是等于向死神靠拢。梵高每完成一幅鬼斧神工的作品，就更接近自己那伟大而惨痛的死期。他的作品中，洋溢着越来越浓郁的死亡气息，但不可否认，这同时又能演变为惊世骇俗的生命力。梵高卑微地死了，他的作品却获得了高贵的生命。
梵高的绘画总是使我触目惊心，我习惯了把那些疯狂的色块，当做无声的呻吟来倾听，而不仅仅停留在观看的层面上。如果说有一种关于痛苦的音乐，那就是呻吟。呻吟使演奏者所承受的痛苦减弱了（这是它屡禁不止的原因），却使我们听觉中的痛苦增强了。也就是说，呻吟使痛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并获得成功的转移。
在生活与死神的双重压迫中，梵高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呻吟着。很难说清，他是因为无法忍耐痛苦才发疯的，还是因为疯狂才加倍地痛苦？但可以肯定：如果他多几分常人的理智，他可能生活得更幸福，但其作品中的那份魔幻与鬼气无疑将受到削弱，这是必须与死神擦肩而过才能获得的震撼与灵感。理智能使人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平庸。这位发疯的画家，永远是世界上那些清醒的画匠们的异类。
按道理说，一位对人类怀有信心的艺术家，是不会自愿地皈依死神的。很遗憾，梵高是世上最孤独的人。他生活在城市拥挤、阴暗的贫民窟里，但他的心灵自始至终都是离群索居的。
根据欧文·斯通的描述：“一生中，梵高大部分日子孑然独处，周围既无朋友也无伙伴。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人可以让他与之讲述自己的欢乐与痛苦，可以分享他的抱负和梦想……他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作为他的朋友，对他发生兴趣，理解他想说或想做的一切。”
无法获得同类的交流，导致了他最终与死神结伴。应该说，除了死神，梵高一生只有过“一个半朋友”。“世上只有一个人理解梵高，鼓励他从事创作，向他提供使他坚持绘画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及金钱，对他有着永不枯竭的亲爱之情……这个人就是他的胞弟提奥。”另外半个是他曾经的朋友高更，只可惜他们的友谊中途夭折了。因为彼此对艺术的争论与分岐，梵高竟用刀割下自己半只耳朵，这是一怒之下为友谊付出的代价。
从此再没有人敢接近梵高了。梵高身不由己地远离了人群。人类认识一个天才的存在，比上帝创造一个天才的过程要漫长得多。而毁灭他，却是最容易的事情。尼采说过类似的话：天才就像炽热的太阳，总是使自己周围的环境一片荒芜。可见天才比上帝还要孤独。甚至没有谁会承认他的孤独是有价值的。
孤独造就了梵高，但最终也摧毁了他。梵高已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更像一个道德化的符号，代表某种阴郁的生活，和灵魂饱受摧残后呈现的形状。这是最接近于丑的美，最靠拢黑暗的光明，最容易混淆于死亡的生命……
梵高终生像个矿工一样向内心开采着自己，哪怕那里确实保留着一座地狱。能够拒绝世界施舍的隐士，才有可能援助世界。隐士的门一向是反锁着的。然而就是这位在自我封闭的地狱中作画的大师，居然在晦暗的画布上培育出全世界最辉煌、最名贵的向日葵。梵高笔下的向日葵是一丛具备神性的植物——神性构成它身上怎么也挥霍不完的热量。有了这种观点，即使路遇真实的向日葵，我也会怀疑是其赝品。而那种精神恰恰是无法模仿的。
3
梵高生前与成功无缘，这不说明他不追求成功。成功毕竟是任何人都难以回避的诱惑，梵高同样有一颗凡夫俗子之心。在这个问题上，至少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梵高：他不是为了受苦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是为了成功受苦的。苦难仅是其付出的代价，却并非其生活的最终目的。
1877年5月，他在阿姆斯特丹给胞弟提奥写信：“没有一天不与文学和画稿打交道。天天都在写啊，工作啊，练画啊——持之以恒将使我最终成功。虽然我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仍坚定地期待成功。成功需要时间……当我们在干一件困难的工作，为追求美好的东西而奋斗时，我们就是在为正义作战，其直接的报偿就是我们与许多邪恶分手了。”
梵高给我的印象是工作狂，而非妄想狂，否则他不会如此理智地看待工作与成功的关系。当然，梵高最终因神智错乱而自杀了，成为生前失败、死后成名的艺术家的典型。可以这样理解，他是因为对成功极端失望才去死的，久期不至的成功，使其不断怀疑自身的价值。但实际上，成功并未对梵高本人失望，甚至仅仅相距一步之遥。他在死后成功了，这姗姗来迟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一生失败的基础上。从梵高身上，我们足以解析一番失败与成功的辩证法。
如果梵高大器早成，他恐怕就无法成为真正的梵高，成为一位集生前的苦难与死后的荣耀于一身的大师。但他要是早一点品尝到成功的甘露，或许就不会自杀了。悲剧最容易塑造英雄，梵高不是为悲剧而生的，却是为悲剧而死的。
我们一向以为梵高是一个与世俗的成功背道而驰的人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在追求成功的途中，他因为失望而失足，而失足跌倒了。即使在跌倒的那一瞬间，他的手中也握着一根创造性的画笔，而不应该是那支破坏性的左轮手枪。手枪是不吻合于他身份的道具。我们只能说：在那一瞬间，梵高拿错了道具，因而表演了一幕错误的悲剧。
梵高37岁就死了。梵高终生未婚。令人关注的除了他的艺术成就之外，还包括他的私生活：这位短命的天才，是否拥有过爱情？
读到他的一系列私人书信，我改变了认识，梵高不仅是艺术的狂人，也是爱情的狂人，他的胸怀并非沙漠，而盛开着许多说不出名字的花来。为了画画，成为一名画家，人就需要爱情。至少，如果一个人想使自己的作品带有感情，他首先自己必须要有情感方面的亲身感受，带着一颗心去生活。
“但爱情对于梵高，并不仅仅是艺术生命的需要，更是一种本能。”他所需要的刺激，他所需要的火花，就是爱情，但绝对不只是精神上的爱。“我只是一个男人，一个有激情的男人。我必须走到另一个女人身边，要不然，我就会僵化或化为石头，或感到惶惑绝望……那该死的墙对我太冷酷了。一个男人不可能没有女人而泰然地生活很长时间。”
1881年，梵高从心底产生了对表妹凯深沉的爱，当他表白这种感情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不，永远不，永远不！”
双方的家长设法迫使梵高放弃这种无意义的单相思，梵高却陷身情网不能自拔。“要让一个正在爱的人收回自己的感情无异于夺去他的生命……今年夏天，这种情况发生时，起初我遭受的打击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可怕，她的回答即刻就使我瘫倒在地上。”
他最终发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爱情不仅遭到凯本人的拒绝，而且几乎为周围所有人不理解，只得舔拭着伤口撤退了：“我得去见另一个女人；我不能活着没有爱情，没有女人。倘若生活中不存在无限的、深刻的、真正的东西，我就不会为了生活而付出哪怕是极小的一点东西。”
这次他没有刻意寻求，就发现了一个身体健壮的女人。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她没有一双像凯那样的淑女的手，却有一双经常干活的劳动者的手。但她既不粗鲁也不平庸。也许，这只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却帮助梵高获得了来自女性世界的安慰。
对于梵高来说，在那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有几分凋零的容颜中，仍有十分动人的魅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那些被站在布道坛上的牧师们诅咒、谴责、轻蔑的妇女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温情和爱慕……我和她的这一次交谈，要比和我那位很有学问、像个教授似的表妹交谈有趣得多。”
女人对于梵高是宝贵的，他的爱由淑女转向了劳动妇女，甚至转向饱受苦难却保持着善良本性的一位妓女，但他认为这是一种无罪的行为：“去爱别人，需要别人爱，不能活着没有爱，难道这也是罪过？我认为没有爱的生活。是种充满罪孽的、不道德的生活。如果有什么要追悔的话，那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被神秘的神学观念束缚而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我渐渐认真地思索起这个问题。当你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并不孤独，在曙光下看见自己的伙伴，你就会觉得，这种情景使世界显得更加友好了。”
感谢上帝，使梵高在有生之年体会过这短促的幸福与满足，使他对女性，对爱情的认识由抽象变得具体。否则，一位苦行僧的单相思，将是一段永远的伤心史。
梵高以离群索居而著称，但他并非拒绝人类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有选择的。与那些寄生于沙龙、咖啡馆的社交型画家相比，他更适宜贫民窟的生活。“我的画室中需要一些生气，我在邻居中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也许我真的无法和那些循规蹈矩的人和睦相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许能够较好地和穷人或者所谓的普通人相处，我虽然失之东隅，却收之桑榆。”
当然他接触最多的，还是那些出身贫寒因而收费较低廉的模特儿。他1881年12月在海牙写信时提及：“和模特儿交往有一种特别令人愉快的感觉。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今年冬天我画过的模特儿中有几个是我不会忘怀的。”
那几位模特儿是来自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位是45岁的妇女，梵高说她长得像弗雷尔画的人物，还有她的约30岁的女儿，和一个10岁或12步的小孩，她们是穷人，却非常情愿为同样贫穷的梵高服务。梵高一开始就和她们谈妥，现在能支付的工钱很少，但愿以后能补给她们。
“这种情况常使大多数画家气馁，尤其是当他们必须节衣缩食付钱给模特儿时。”但梵高又知道“画家画人体没有模特儿等于失败。”
有一次他告诉模特儿不用来了，可那位贫苦的妇人还是来了。于是梵高有点抱怨。
“可我不是来给你摆姿势作画的，我只是来看看你中午有没有东西吃。”——她给梵高带来了一盘蚕豆和马铃薯。
梵高被深深感动了：“毕竟有一些东西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了。”
梵高是幸运的，总能遇见如此有人情味的模特儿，他们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桩交易。梵高又是悲哀的：作为一个画家，他从周围的同仁身上获得不了的理解与安慰（他们中许多人都很蔑视梵高，甚至跟他闹过很大的矛盾），只能从模特儿那里得到补偿。也只有在那些未泯灭同情心的穷人面前，梵高才拥有了平等的感觉——这是他一生中最渴求的。
梵高曾雇用一位怀孕的妓女为模特儿，后来同居了，甚至打算娶了她。
这位女人告诉梵高：“我知道你并不富有，但即使你的钱再少一些。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并允许我和你在一起，我就能忍受一切。我是这样地依附于你。我不能再孤独一人地生活了。”
他们各自都不计较对方的过去。梵高所做的是：“没有人关心她，需要她，她孤身一人，遭人遗弃。我将她保护起来，并将我全部的爱，全部的体贴和关心给了她。她感到了这一切。她已经振作起来。”
梵高的爱心中也不无怜悯的成分，这是弱者对弱者的怜悯，因而也是高贵而强大的怜悯，“如果我不打算娶克里斯蒂，那么我让她独自一人更好些，这是唯一能帮助她的办法。而假如她独自生活，苦难将迫使她回到通向绝境的老路上去。一个女人不能独自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种社会的时代中生活，这种社会这个时代不怜惜弱者，而蹂躏弱者。因为我目睹了那么多的弱者遭人践踏，我十分怀疑那种所谓的文明和进步的真实性。”
这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并未使梵高显得卑微与懦弱，反而使我们感受到弱者内心蕴藏的巨大的力量。